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推进改革 需特别重视“四大差距”

2012年01月19日 07:53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权义

字号:T|T

1人参与 0条评论 打印 转发

任玉岭

任玉岭详解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现实意义 分析称资本在分配中的权重过大是民众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

20年前的1月18日，邓小平同志开始为期35天的南巡，其间发表了史称“南方谈话”的重要讲话。

2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纪念南方谈话？其现实意义又在哪里？

“从长远看，邓小平这个讲话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指引我们前进的一盏明灯，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征途上、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应该遵循的一个方向。”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国家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任玉岭，日前接受早报专访时强调。

任玉岭还就发展转型、贫富差距、既得利益等热点话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并提出“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坦承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点勇气和胆量”。

早报记者卢雁权义

南方谈话在长时间内仍是指引前进的明灯

东方早报：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纪念？现实意义又在哪里？

任玉岭：从长远看，邓小平这个讲话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指引我们前进的一盏明灯，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征途上、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应该遵循的一个方向。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体现。南方谈话体现了实事求是，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所以在2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动员全国对南方谈话再学习。

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我刚好到北海市出任副市长两年多的时间。南方谈话对北海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南方谈话的背景是：当时经济出现了困难，“左”的思潮重新泛起。当我引进日本捐资改造一个中学，教学楼建起后，有人把我告到外交部，说我卖国。就连农民工外出打工都遭到各地堵截限制。如此等等，“左”的思潮泛起，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

南方谈话重在解放思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邓小平讲话以后，明显克服了一些“左”的干扰，全国出现了经济大发展的新局面。北海市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快速崛起。

转型还得转投资方向 应多投资欠发达地区

东方早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维持了9%以上的经济增速，创造了“中国奇迹”。您认为动力何在？

任玉岭：首先要肯定一点是邓小平理论特别是改革与开放给社会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美国一个经济学家认为，邓小平理论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按照常规的数学模式来推，中国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

另外一点是劳动红利。中国80%人口在农村，大批廉价劳动力走进发达地区和城市务工，背负着全国人民渴望大发展的愿望，极具吃苦耐劳精神，形成了廉价的劳动红利。

东方早报：目前从政府到各行各业都在主动强调转型，“转变发展方式”、摆脱“GDP崇拜”等，您认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是什么？

任玉岭：高消耗高污染的转化是必然的，但我个人觉得真正需要转变的还有投资方向。

比如说，一些大城市不接受农民工，不能给农民身份保障，那么政府就别再向这些大城市投资了。农民工是随着投资和项目流动的，大城市占了大量投资，用了大量土地，你不接受农民工，要农民工在小城镇去买房，这既浪费了国家土地，又增加了农民工负担。为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坚决控制向大城市投资，调控资金投向欠发达地区，投向小城镇。

尤其不能通过占补平衡土地，让大城市吃掉小城市的土地指标，吃掉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指标，进行违背经济规律的发展，使本来应该向欠发达地区向小城镇流动的项目仍然引向大城市，从而剥夺小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建议研究将劳动力 当作资本参与分配

东方早报：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您认为，什么是共同富裕？现在“富民”是否已经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的关键课题？

任玉岭：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走共同富裕道路，至少是要让90%的人老有所依，少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10%困难的，由国家慈善事业或者特殊的社会保障来支持。

在我看来，在中国70%人口要达到共同富裕是应当考虑的，把他们作为中产阶层来发展。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年收入达到六七万元是中产阶层。在我看来，只有这个人数达到总人数的50%，才能构成中产阶层，这样才可以形成收入的橄榄形结构。

现在有些人所讲的中产阶层收入份额，实际上在当今处于富人一端，中产阶层还没有发育起来。现在中国的收入结构，就像一根棍子举一个大草帽一样，绝大多数人还处于低收入状态。

据报道，个人所得税标准为1600元的时候，工薪阶层纳税比率为20%。后改为2000元时，能纳税的人是21%，现在调整为3500元，纳税比率为30%。也就意味着70%的人在3500元以下，年均收入在4万元以下。

富民的观点是对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因收入低下造成社会问题增多的情况下，要考虑我们的富民政策。

首先要考虑的是分配制度。虽然整体工资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其在GDP所占比重与1990年代相比在下降，这是不应该的。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是企业高管的1/98，而世界上最低工资平均值是GDP的50%，公务员工资的1/2，企业高管的1/5。广大一线劳动者收入过低，不是仅靠一些救济和中央转移支付就可以解决的，最终是要靠劳动分配，提高工资比重。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按劳分配。我们现在是过分注重资本分配，资本在分配中的权重过大，是民众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

现在有人提出要考虑将劳动力作为资本参与分红。这是马克思当初没有提及的，但是确实很值得研究。现在工人只是被雇用，拿的工资是雇用费，没能享受到企业红利。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应该让劳动者把劳动力作为资本，参与企业红利分配。这个问题可供理论界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