鳗鱼的人工繁殖研究，一直是国际水产生物学界的难题，所以被称作生物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鳗鱼的学名叫鳗鲡，它的生长过程极为奇特，先是在海水中产卵成苗，后又进入淡水成长，鳗鱼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所以被称作是水中的软黄金。世界各国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鳗鱼的人工繁殖研究。中国天津水产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陈惠彬，从1959年开始就坚持这一课题研究，终于破译了这个世界奥秘，取得了多项国际领先的阶段性成果。

　　对于鳗鱼的繁殖来说，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候，就是一个谜。

　　1934年，法国的科学家就开始从事欧洲鳗的催熟实验。到了上一世纪60年代，日本研究人员开始大规模地研究鳗鱼的人工繁殖，他们甚至还专门制造了一艘一千多吨的调查船——静丸号——来寻找鳗鱼的海中产卵场，但是人们的研究始终没有任何结果。

　　二十年后，日本学者写的关于鳗鱼的专著，在人工繁殖一章里，只有不到三页的叙述。这一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现在最盼望的就是鳗苗种的人工孵化并大量产生，如果它可能，那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要求短时间内解决，看来是不合适的，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只要投入多量的研究人员和经费，无论如何也能完成。”

　　在人工条件下，鳗鱼卵在成苗后，短时间内就会全部死亡。因此，“成苗不成活”一直是困扰研究人员的关键问题，要想克服这个难题，首先就必须找出鳗苗死亡的原因，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没有找到答案。天津水产技术中心研究员陈惠彬耗费了自己毕生的精力，终于破解了这个难题，为最终解决鳗鱼的人工繁殖铺平了道路。

　　1941年2月，陈惠彬出生在风景秀丽的福建鼓浪屿，在姐妹三人中，她排行最小。富裕的家境，为她提供了较好的早期教育，但是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在她看来是一个错误。

　　陈惠彬的母亲是一位贫苦渔民的女儿，为人善良朴实，年轻时喜爱美术，而父亲则是富家子弟，在陈惠彬童年的记忆中，父母总是在争吵。

　　陈惠彬：童年也不是太美满，父母亲两个人的悬殊，总打架。记忆很深的是，我父亲从台湾回来，一桌子人在吃饭，一句话不高兴，父亲就一脚把那个饭桌踢掉了，我们孩子们就都跑到姥姥的屋里哭。所以从小就没有什么家庭温暖。

　　为了躲避这一切，陈惠彬终日沉浸在学习芭蕾舞中，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是她最大的梦想。但是到了她小学毕业的时候，由于父亲的出身问题，陈惠彬的理想便成了泡影。

　　陈惠彬：后来芭蕾舞团来招生，我去报考，人家说我什么条件都符合。可是一查 ，我的父母正在接受劳动教养，绝对不能够让这样的人上舞台，所以就没录取。

　　当时的招考老师，好心地劝告她，不要再期望走这条路了。这一天，陈惠彬回到练功室屋，她不停地跳着，直至双脚渗出了鲜红的血迹，从此她收起了舞鞋。

　　由于生长在大海边，陈惠彬在中学毕业后，选择了一所与大海有关的学校。

　　陈惠彬：所以我当时就考了水产专科学校，在陈家庚的学校，这当时也是世界上有名的航海学校，陈家庚是我们的爱国华侨。

　　在这所学校里，陈惠彬才真正开始了解大海和大海中的各种生物。当时她最愿意听的课就是一位姓肖的老师讲的有关海洋的课程。

　　陈惠彬：讲课讲得非常好，非常出色，讲航海呀，在海上怎么惊险呀，百慕大怎么惊险呀，百慕大海上各种很稀奇古怪的海事，我们都听得很入迷，学生都非常尊敬他。他有一次做海里船的试验，有一个钻针，一下打住他的手，血就流了，流了当时他脸就变色了，因为血流了很多，他就变色了，当时我们学生就害怕了，上去给他包扎以后就说，肖老师你赶紧休息一下。他坚决不，他说，我要把这课讲完了，我再休息。那么他就捏着手，血还这么滴，把课给我们讲完，他才休息，他在我心目中，对这样的很尊敬，他们的敬业，他们这种人生观，深深烙在心里，我非常尊敬他。

　　在这里，陈惠彬渐渐开始有了笑容 ，她经常出现在学校的各种文艺节目中，但是毕业分配时陈惠彬又受到了打击。

　　陈惠彬：我到水产部，大概只有两个月吧，就看到我的这个家庭 ，海外（关系）都这样，是不可以在中央部里头工作的。当时徐司长非常关照，不愿意放我，很远，就是这个小孩这么小，已经走了整个快一个中国了，不能把这个小孩放得太远。我当时很深刻地记住他说这句话，他就心里很不愿意，他说，这么小个小孩能有什么事啊，怎么给她放得很远，他当时就说，好，那就近一点吧，放在天津。

　　在分配到天津工作以后，陈惠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她希望以此逃避家庭问题带给她的负担。

　　鳗鱼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水产生物，它出生在海水中，却成长在淡水里，每年淡水湖中即将产卵的雌鳗，都会沿江口或河口进入大海中产卵，产卵结束后，它长久的回游旅行便宣告结束，这也就意味着雌鳗的死亡。而卵在海水中成苗后，则开始逆河进入淡水中成长，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人知道雌鳗究竟在大海中的什么地方产卵。

　　陈惠彬：还有很奇怪就是，到了鳗鱼在海里繁殖完以后，它一定要溯河到海边的河口，溯河到淡水，这个非常多的鳗鱼，溯河小苗，溯河到淡水，通过河流再进湖泊，这些鱼从哪儿来的。

　　采用卫星，采用雷达遥控，各种方法都做了，可是它最终到一定阶段，这条鱼就在荧屏里就消失了，就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所以鳗鲡这条鱼就在生物界里，增加它很多的神秘感。

　　那么越这样越奥秘，就越吸引了很多科学家，前赴后继几代人，一代一代的接力棒，来寻找它的产卵场。

　　虽然有许多前辈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对于陈惠彬来说，几乎一切还得从头开始。

　　陈惠彬：这个课题在他们也知道，绝不是两年、三年、十年、八年能搞，就得搞一个中年、青年、中青年，如果再叫那些老先生，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时间有限了，这个课题不是一年两年能搞成的，所以他们就不约而同挑了我，我嘛，自己也是跃跃欲试的，非常想去承担这个课题，当时自己对这个课题的难度，完全知道，而且自己也有准备，这个课题我不可能像，搞得国家发明二等奖那个课题，那么快拿到成果。
世界上每年鳗鱼的消费量巨大，被称为“水中人参”，它富含DHA，维生素E及胶原蛋白。日本是鳗鱼消费大国，由于存在着巨大市场，因此，天然鳗苗身份贵如黄金。

　　每年到了鳗苗成熟季节，在中国长江口都有大量的渔民来捕捞鳗苗，甚至因此发生过流血冲突。由于无节制大量捕捞，鳗苗的数量急剧减少，在五、六十年代，一艘渔船每天可能捕捞几公斤，而现在只能捕到几百条。

　　出海调查是他们最初的工作，看似平静的大海有时会威胁人的生命。

　　陈惠彬：大海非常美，大海非常奥妙，大海也非常无情，我在跟海洋打交道这些年里头，在海上碰过好几次，很危险的海浪，我们有一次都灰心了，都讲，每个人都报销了，因为浪很大，船的机器坏了，船也不是很大的，那么每个人都写下遗言，都装在一个瓶子里，塞上盖，放漂流，因为这个瓶子在海上，它是会漂的，总会漂流到靠岸的。

　　那么当时就失去信心了，就觉得我们回不去了，另外在海上这个暴晒，太阳很厉害，又是海水很咸，晒得我们几乎都像刚果比亚赞的黑人了，只剩下两个眼睛是亮的，都很黑，脱皮，一层再一层地脱，脱得这个手都不能碰手了，就很疼的，另外海水再一卤，在甲板操作的时候，海水再一浇一卤，那样的滋味，大家好像觉得大概是，他们比喻的和中美渣滓洞的刑罚也差别不大。

　　我有一次在调查的时候，掉下去好几次，喝了咸海水太多，就没声音了，上船给大家讲的是哑语了，比划了，那么像这种时候，对我们做海洋工作的人，家常便饭。

　　很快陈惠彬的研究就有了突破，她成功地繁殖了大量鳗苗。

　　陈惠彬：结果，我第一年就繁殖几十万苗来，在世界研究这个的历史，是没有的，你根本没搞过，你第一年根本，根本就搞不出什么来。

　　但是，很快陈惠彬就意识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陈惠彬：孵化出苗以后，它在三天内成活，第四天就死得一条都没有了，连死尸都看不见。有一次，非常笑话，就是繁殖很多，部里非常高兴，就来看，他们司长啊统统就过来，那么前一个钟头满满几十万苗，到处都是，我就去车站接他们一下，回来，一个钟头，就是它那个关键点，第一个死亡高峰关键点，一下他们几个司长一到，连死尸都没有，水就光光了，我一见着，我也傻了，前几个钟头满满的苗，怎么突然都没有了呢，我们的司长说，陈惠彬你搞什么鬼名堂，我们浩浩荡荡来看你几盆水。当时我就哭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奥妙到这样的程度，这才知道，这个题的难度，不是一般难，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大科学家，终身的奉献都没有结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遭遇了这个挫折后，陈惠彬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法。

　　陈惠彬：我也从这回开始，就扔掉原来那个技术路线，就知道这个技术，要用一些很新的，高新技术，扔掉原来的技术往前走。那么在1988年以前，就是1985和1988这一段，进展得很快，但1988年以后，就很困难，所以一开始走入市场经济了，搞我们这基础研究的没有奖金。这个科研经费，尽管部里算提供不少，但是当时是很守法了，不会把科研经费拿去发奖金。

　　面对屡次的失败，对与这样一个短时间内不可能成功的研究课题，许多人坚持不下去了，他们离开了课题组。随后的几年里，陈惠彬便成了一名“孤独的长跑者”，为了节约经费，她尽量自己做一切，但这给她带来了危险，一天晚上加班时，鱼池发生了泄露。

　　陈惠彬：那么就是这个高海水，海水是很好的导电体，那地上都是海水，整个屋里都是，成了导电的。我晚上也是，吃了晚饭，查查资料以后，十一点多钟又进试验室。这脚一进去，整个中电，就是整个里头都是高电场，一下子，这个中电非常地有劲，电流很强，啪，就把我打出去了，这个人就倒退好几步，这就离开电场了，只要是前后脚快点，两只脚同时进去，这个人就完了。啊，那次也是，简直人也是吓得已经很那样，我的那次还是两个人，我的助手跟着我，我啪打出来，把她推倒出去，两条命就在里头，后来，我就很重视自己这个，你看现在，所有电什么的我都懂，就得学这个，自己都得懂，都得去处理。

　　在长时间没有进展的状态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研究鳗鱼，使她失去了许多其他短期内可以成功的项目。在这段时间里却发生了一个令她一生难以平复伤痛的事件，照片中的男孩是她的儿子，她不愿意在对我们提起孩子的名字。在儿子十一岁时，有一天，陈惠彬忙于做实验，而把儿子赶到了街上，结果儿子在玩耍中被一辆拖拉机从身上碾过，有人通知了陈惠彬，当她赶到现场时，无法相信，路边地上残缺的小身体，就是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儿子。

　　人们担心陈惠彬会经受不了这个打击，没有人再敢在她面前提到鳗鱼，为了缓解陈惠彬的伤痛，研究所派她去国外，参观交流。希望以此来分散她的注意力，渐渐大家看到她脸上又出现了笑容。

　　从此以后，工作更加成为陈惠彬解脱自己痛苦的方式。她可以连续十几个小时，一直观察显微镜，终于陈惠彬发现了鳗鱼苗是通过感觉丘的边毛与外界交换营养的，她发现水体微弱的异常振动，全导致鳗鱼苗高速逃窜，继而引起鳗苗的突发性死亡，国际上寄予这个发现高度评价，认为这可能是最终解决人工繁殖鳗苗课题的钥匙。

　　由于科研经费的日趋紧张，陈惠彬和她的科研小组不得不从事一些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效益的项目，但是以知识去挣钱，使陈惠彬很不习惯。

　　陈惠彬：我们俩最大的冲突，因为陈所长是一个学者，她对经济问题呢，就是不太，不太内行吧，所以说，她培育出的苗子，和这个苗种，都是无偿的，提供给渔民，我对这个事儿，就觉得不合适，我们应当收一点费用，一个是呢，改善一下我们职工的生活，再一个呢，为我们实验站呢，可以增加一点收入。

　　陈所长：这个搞市场，一，你就是得准，得狠，得抓机遇，我嘛，就是一直带着知识分子，这个应该说知识分子，也算优点也算缺点，是比较清高的，不愿意做，好像什么事都往钱看，这种意识是相当浓的。

　　陈惠彬：有一次，就是为这个卖苗吧，卖苗呢，有一个老渔民来买我们的虾苗，买苗讲好了，就是多少钱，我们按照成本价格，收他点费用的，到最后他就给我们钱的时候吧，就缺一部分钱，就欠一部分吧，欠一部分钱，我就不让他走，就说，你不交出钱来就不让走，我就把这个人给扣下了，扣下了不让他走，这个人呢，就是育苗等了一段吧，后来所长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就批评我。

　　陈所长：当时我心里就觉着，老百姓嘛，搞生产是很不容易的，再说，新品种让他先养起来，发展起来，如果他发展好了以后，他会一直来买我们的苗种，因为你搞这个生产嘛，搞这个市场经济，也得放长远，不能只看到鼻子尖底下的利益，他当时坚决不让走，我就很火了。

　　陈惠彬：当时我讲，我说你既然这样干，那我就没法干了，我这个站长，就没有钱收，卖了苗又收不回来钱，那我再怎么干呢，我就不干了，我就辞职不干了，我就当时说，你愿意找谁找谁去，我是不干了。

　　这场争论最终以陈惠彬让步结束，用研究鳗鱼的经验来搞淡水鱼优良品种繁殖，对陈惠彬来说易如反掌，他们培养的罗非鱼的雄性比例，高达95％以上，成为市场上的畅销品种。但是，很快又发生了另一个问题，由于人口急剧膨胀，房地产开发热在城市中漫延，有人看中了陈惠彬的鱼类繁殖场。

　　陈惠彬：尼罗罗非的良种厂，搁在这儿，因为它有地方，尼罗罗非的良种，这个良种是从美国欧本大学，给中国的只有给到这儿，给中国的东西只有给到这儿。因为当时搞良种繁育，整个这儿一片，这儿到那儿全部都是，当时你走是不是因为这个房地产的事，绝对是，这个是最主要的，因为当时都搞房地产不搞研究，我一个国家授权的专家，你不能转行搞房地产，就是这个样，所以我当时，我就走，就出去。

　　对于某些人来说，房地产开发胜过了一切，良种罗非鱼惨遭厄运，推土机铲平了一切，仅仅一年多，一个现代化小区就建成了，研究所得到了实惠，但陈惠彬离开了。

　　经陈惠彬多方奔走，政府在市郊一片水塘涝洼地，给了她一块地，在这里，她又盖起了一个新的鳗鱼研究试验室。

　　陈惠彬：这个鳗鲡有个习性，都是钻在瓦洞里头，钻在瓦洞里头，二十条、三十条它钻在洞里头，那么我每天晚上，进到那个试验车间，都很幽暗的，因为它怕光线，幽暗，那么开了灯，这个鳗鲡，每一条的头都在洞口，它到晚上的时候，两个眼睛是绿的，几十条鳗鲡都对着我看，跟我对视，那时候，有时是很毛骨悚然的。它的眼睛到晚上有点像那个，乌龟的那个眼睛绿的，那么几十条都挤在那个罐里头，跟你对视，眼睛都冲着你，瞪着你，我想它们恨我，因为我老，十天一打针，一天折腾，一天解剖，一天取这个，我觉得它们非常恨我，我又跟它感情很深，我又应该说，我有很复杂的感情，就是它消耗了世界上，这么多科学家的精力，自己还完成不了这个课题，所以应该说，我也恨它，但是我又跟它自始至终，解不开的缘，终身跟它为伴、终身与它为伍，所以我从来不吃，我看着别人吃得很美，我也不会吃它。

　　把鳗鱼的人工繁殖研究，当作自己终身的事业的陈惠彬，并没有期望去摘取生物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桂冠，已经耗费了世界上两代科学家生命的难题，还需要有人坚持做下去，对此，陈惠彬很高兴自己成为这场接力赛中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