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先科多功能唱戏机:《中国民族史》（上）（王钟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7/02 02:52:40
王钟翰著
绪论
一、中国民族史的分期
二、几个理论问题
第一编中华民族的起源
第一章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特点与多元特点
第一节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诸说
第二节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特点
第三节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特点
第二章中华民族起源的时代
第一节原始群与原始氏族社会
第二节原始社会瓦解及向国家民族的过渡
第三章神话传说所反映的各部落集团
第一节史料问题及父权制以前的史影
第二节父权制时代各部落集团
第三节各部落集团间的关系
第二编华夏及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
第一章华夏的三支主要来源：夏人、商人、周人
第一节夏商周三族的起源与兴起
第二节夏商周三族的融合与民族雏形的出现
第二章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民族矛盾激化与诸夏攘夷争霸
第二节七雄兼并与诸夏大认同
第三节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
第三章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第一节东夷
第二节南蛮
第三节西戎
第四节北狄
第三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南北各民族的融合
第一章汉民族的形成
第一节统一的民族基本特征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统一多民族中国主体民族特征的形成
第二章夫余、乌桓与挹娄
第一节夫余与高句骊
第二节乌桓
第三节挹娄
第三章鲜卑
第一节鲜卑族源分布及社会状况
第二节东部鲜卑的兴起及建国
第三节拓跋鲜卑的兴起及建国
第四节西部鲜卑
第五节吐谷浑
第四章匈奴
第一节匈奴的来源与兴起
第二节匈奴的鼎盛及衰落
第三节匈奴国家的分裂和衰亡
第四节4至5世纪的匈奴
第五节匈奴的经济和文化
第五章西域诸族与柔然
第一节西域诸族
第二节柔然
第六章氐与羌
第一节氐族
第二节羌人的兴起与发展
第七章西南夷与百越
第一节西南夷
第二节百越
第四编中华民族的兴盛和祖国统一的加强
第一章突厥
第一节突厥的兴起与分裂
第二节东突厥
第三节西突厥
第四节后突厥
第二章回纥
第一节回纥的起源与兴起
第二节回纥的社会经济与文化
第三节回纥与汉族的关系
第四节回纥的迁徙
第三章吐蕃
第一节吐蕃的族源与兴起
第二节吐蕃王朝的建立
第三节吐蕃王朝的强盛
第四节吐蕃王朝的衰落
第五节吐蕃王朝的崩溃
第四章南诏
第一节南诏的起源和建国
第二节南诏的经济与文化
第三节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第五章莫徭、俚僚与诸蛮
第一节莫徭与东谢、西赵、牂牁诸蛮
第二节俚、僚等族
第三节乌蛮、白蛮等族
第六章渤海、室韦与库莫奚
第一节靺鞨族的来源与变化
第二节粟末靺鞨及渤海
第三节室韦和库莫奚
第五编契丹、女真各民族迭起及其建立政权
第一章契丹
第一节契丹的起源和早期历史
第二节契丹国的建立及其政治与经济
第三节契丹人与汉人、党项人的关系
第四节臣属于契丹的各民族
第五节辽亡与哈喇契丹
第二章女真
第一节女真与大金国
第二节猛安谋克组织
第三节“勃极烈”的废除与封建化
第四节女真与汉、党项等民族的关系
第五节金朝的灭亡与女真人的变迁
第三章西迁后的回鹘
第一节高昌回鹘
第二节河西回鹘
第三节黑汗王朝
第四章党项
第一节党项族的兴起
第二节西夏建国和经济文化
第三节西夏之亡与党项人的去向
第五章沙陀
第一节沙陀的起源、内迁及与唐朝的关系
第二节沙陀族建立的四个政权
第六章吐蕃
第一节吐蕃封建割据的出现
第二节邻近汉区原吐蕃辖区进入封建社会
第七章白蛮与僮苗瑶各民族
第一节白蛮与大理国
第二节僮、苗、瑶等民族的出现及其发展
第六编蒙古族统一全国至满族兴起前的南北各民族
第一章蒙古族的兴起及其发展
第一节蒙古族的兴起
第二节蒙古园的建立与扩张
第三节忽必烈统一全国和元朝兴衰
第二章蒙古族衰微及其经济文化
第一节蒙古园的分裂和衰亡
第二节蒙古族的社会经济
第三节蒙古族的文化和习俗
第三章畏兀儿与回回
第一节高昌畏兀儿
第二节亦力把里和叶尔羌汗国
第三节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第四节回回民族的经济和文化
第四章吐蕃
第一节蒙藏统治阶级的早期关系
第二节蒙元统治全国藏族地区的政策
第三节藏传佛教各教派与元廷的关系
第四节藏族封建社会的发展
第五章女真的再度兴起
第一节元辽阳行省管辖下的女真人
第二节再度兴起的女真人
第六章彝苗瑶僮各民族
第一节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土司制度对南方各民族的统治
第三节南方各民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及抗倭斗争
第七编满族统一全国和各民族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章满族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满族的形成与建立国家政权
第二节清军入关对满族的影响
第三节满族从封建农奴制向地主制的转化
第四节满族的贡献与自身发展
第五节满族统治阶级的腐朽与八旗生计的恶化
第二章蒙古族各部
第一节蒙古族各部的旧清及其政治制度的变化
第二节蒙古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第三节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国
第三章西北和东北诸民族
第一节维吾尔族
第二节哈萨克族
第三节柯尔克孜族
第四节西北和东北其他诸族
第四章南方壮、彝、苗、瑶诸族
第一节南方诸族概况
第二节土司制度的崩溃和改土归流
第三节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第四节南方彝、傣、白、苗、瑶、布依、土家诸民族的反抗斗争
第五章藏族
第一节固始汗底定藏族地区
第二节清朝初年的西藏政局（1644—1720）
第三节西藏地方政治制度的变迁（1720—1793）
第四节清朝前期西北、西南地区的藏族
第八编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和中华民族的解放
第一章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各民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第一节欧美列强入侵各民族地区和各民族政治经济的变化
第二节鸦片战争中各民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第三节北方各民族反对外敌入侵的斗争
第四节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
第五节南方各民族人民的反帝斗争
第二章全国各民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
第一节全国各民族人民参加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第二节咸同年间贵州各民族人民大起义
第三节咸同年间云南各民族起义
第四节内蒙古人民的“独贵龙”运动
第五节西北回民大起义
第三章辛亥革命与民国初期的各民族
第一节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及国民党政府的背离
第二节辛亥革命时期各民族的革命活动
第三节全国各民族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
第四章中国共产克领导下的各民族革命运动
第一节“五四”运动时期的各民族共产主义先进分子
第二节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纲领的制定和各民族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第三节长征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
第五章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全国各民族人民参加的杭日救亡活动
第二节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
第六章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奋斗迎接解放
第一节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各民族人民的苦难
第二节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各民族人民起义
第三节全国各民族人民喜迎解放
后记
本书引用参考书目
绪论
人类经过了漫长的洪荒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产生了民族。从此，这些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便在世界的开化史和文明史上，共存、活动、蕃息；互相竞争，彼此往来；友好时和亲会盟，敌对时兵戎相见，演出了一幕幕蔚为壮观的史篇，开拓着疆野，创造着文明，把社会不断地推向前进。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都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凡是处理得较好的，它便是一个政治安定、社会发展、人民受益的积极因素；反之，就引起政治动乱、社会震荡，甚至战祸不已，造成国家衰落、人民受苦，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启示我们，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必须十分重视，认真对待，妥善解决。为此，研究民族问题，就成为建设国家的一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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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14:43:16|只看该作者 文明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给我们现在和今后千秋万代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个遗产，包含了中国各个民族历史上所创造的业绩。要认识历史，继承遗产，把它用来培育现在和今后中国各民族的发展，都需要我们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要正确解决好中国的民族问题，更需要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加以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去探索、去认识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所经历的光明与黑暗，平坦与坎坷，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和未来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借鉴，这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无论是认识历史，或是作为现实的参考，还是留作将来的借鉴，对中国民族史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国40多年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我国许多民族史研究工作者对中国民族史作了大量的研究，成绩卓著，硕果累累。近10年来，约略统计，出版民族史专著200余种，其中包括民族专史、古代民族史、地方民族史、民族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民族关系史、民族人物传记等等；论文有万余篇。国家民委组织专家学者编写的中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已经出齐，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一本简史。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和许多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一些重要著作也已陆续间世。但是，作为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国民族史的专著还不多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需要我们去加以创造，加以开拓。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经过五六年的共同努力，编写成了这部超过100万字的《中国民族史》。
一、中国民族史的分期
中国民族史的分期，应该有一个能够反映中国各民族产生、发展、兴旺、衰落或消失的客观规律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将帮助我们正确认识民族产生到消失总过程一般的客观规律，从而达到对中国民族史的发展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
把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作为专史进行研究和论述，早在2000年前司马迁的《史记》已经有了精辟的著述，如《大宛列传》、嚷匈奴列传人《南越尉伦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此后班固的《汉书》和许多王朝史都仿效《史记》的体例和写法，撰有各个朝代一些重要民族的专史（传）。它们的特点是，把主要民族一个一个地单独地写出来，而没有把所有民族从总的方面去概括和论述。因此，尽管它们对某些单个的民族的论述比较系统而深入，有不少精辟的见解，成果甚丰，但由于他们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从民族总体的大角度来看，它们的视角比较狭窄，缺少对民族发展受当时社会和国家总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的论述，缺少对民族的社会生产力及其经济发展状况的论述，缺少对民族之间相互关系对备民族发展所产生重大作用的论述，就是说，缺少从宏观上把握住所有民族的总体的论述。
对民族从宏观的角度作大视角的总体研究，是近代才开始的。最为著名的有梁启超、王桐龄、林惠祥等先生。
梁启超先生的两篇鸿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①和《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②是他研究中国民族史的代表作。梁先生研究的问题涉及面甚广，他的主要观点是：以汉族与别的民族的“混合”与“伺化”为中心展开论证。他认为，汉族（他说的“汉族”应是“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为多数民族混合而成”③。他认为，在“先秦以前，中国本土除华族以外，还有八族，即苗族、蛮族、蜀族、巴族、氏族、徐淮族、吴越族、百濮族。最后，除苗、濮二族外，其余六族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即汉族）”④。再一个主要论点，就是汉族同化力强及其原因。梁先生研究的最可贵之处，是把中国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有综合、有分析地从先秦到民国进行历史的研究，其中一些论点和作用的根据均很有见地。其主要缺陷是，以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同化”为中心为立论的基矗这当然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对民族间的通婚、各民族王朝王室和高官显贵的民族出身、民族之间互相更名、改姓等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资料十分丰富，极有价值。他对中国民族史的分期的主要论点是，共分8期：第1期是“汉族胚胎时代”，主要论述“汉族内部之融合”；第2期是“汉族蜕化时代”，主要论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血统之加入”；第3期为“汉族休养时代”；第4期为“汉族第二次蜕化时代”，主要论述“匈奴、乌桓、鲜卑、氏、羌血统之加入”；第5期为“汉族第二次休养时代”，主要论述“高丽、百济、突厥、铁勒、回纥、沙陀、党项、吐蕃、奚，契丹血统之加入”；第6期为“汉族第三次蜕化时代”，主要论述契丹、女真、蒙古及西域诸国血统之加入”；第7期为“汉族第三次休养时代”；第8期为“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主要论述”满族、西藏血统之加入”。①他所说的“蜕化”，是说一个民族“常能吸收外来血统，销纳于吾族团体之中，使之融合无问……造成庞大无伦之中国者，曰唯善蜕化之故”，意即民族同化，王先生这种观点，仍然是以汉族为中心，以汉族同化其它民族为民族史分期的标准，是不言而喻的。
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观点鲜明、资料丰富，很有见解。他的“分期标准”是，以华夏系为主干，依次加入其它诸系，逐渐扩大主干的内容，此主干永远保存其名称与文化，与之混合的诸系则依次失去其名称与文化，归于消失，至少亦减少其人口。据此得出结论：“民族史上之分期实可以备民族之每一次接触混合而至同化为一期。中国之民族既以华夏系为主干，其同化皆系消融于华夏系，故每一期之终亦即华夏系之扩大。准此以论，中国民族史之分期可分为：（1）秦以前，（2）汉至南北朝亡，（3）隋至元亡，（4）明至民国”②。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以华夏族同化少数民族的结果划分阶段来分期的。
这些前辈，对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有很多开创性的见解，很多好的方法，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遗产和发人深思的启迪。但是，由于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他们未能摆脱开以汉族同化其它民族作为标准和王朝体系的束缚。对此，我们第一既不能苟同又不能苛求于前人，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过严；第二要在继承他们业绩的基础上，扬弃他们的缺陷，探索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的、更加科学的认识历史的新路子。
这条新路子，就是要创立一个认识和表达符合中国各民族产生、发展、兴衰或消失规律的方法体系。这个体系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民族观，要突破汉族“中心”论和王朝体系的束缚。
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史，是在宏观上从民族的角度、以民族为基本单元来进行的。既包含汉族，又包含众多的少数民族，汉族是中国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民族，它的生产力水平最高，政治、经济、文化都比少数民族先进，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居于统治民族的地位，它的发展、兴衰，它的方针、措施，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兴衰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时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一方面，写中国民族史必须把汉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放进去，并置于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要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就应把少数民族既作为中华民族总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来写，同时，还要着重撰写每一个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及其与诸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何处理好王朝史与民族史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多年来耐人思考的一个难题。我们认为，历代王朝都对每一个民族的产生、发展、兴衰乃至一些民族的消失，产生过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有时是重大的影响，如秦、汉王朝对华夏/汉族的影响，汉朝对匈奴、百越的影响，元朝、清朝对汉族的影响等；另一方面，备民族的活动又对王朝发挥着重要影响，如汉族之于秦、汉，鲜卑之于北魏，蒙古之于元朝，满族之于清朝，皆是显例。所以，在研究和撰述民族史中，必须将民族史与王朝史紧密结合起来。然而，民族史与王朝史是两个独立的体系。写中国民族史，不能把民族史置于王朝史中作为王朝史的一个部分（中国通史是可以这样作的），而是应把民族史作为独立的一个系统去写，同时，要把它与王朝史紧密联系起来，去研究和撰写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影响。
王朝，是一个政权，一个政治实体，一个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的产生、发展、兴衰和消失，受到它所代表的生产力和所奉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民族，是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个社会群体。他的产生、发展、兴衰或消失，虽然同时受到他的社会生产力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然而他本身井非像政权那样是具有政治、军事实力的机器，他的重大行动是要通过政权来体现的，而且，他还有超越这些因素的重要因素，诸如共同的心理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共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等。这些因素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王朝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民族的发展，也有他自身的规律；尽管它们在某些方面有相同之处，但他们自身的发展规律是起决定作用的。因之，我们应该把民族史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来加以研究和撰写；同时，也不要忘记它与王朝史的密切关系。所以，在写法上，可以把王朝作为背景，将王朝影响民族发展的重大政策和重大事件放进去；同时，也可以把王朝当作历史纪年的一个参考坐标加以参照。
根据以上观点，我们把中国民族史划分为以下七个时期。
1.传说时代一公元前221年，第一编、第二编（时间相当于传说时代至夏、商、周、春秋、战国）；
2.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共441年，第三编（时间相当于秦朝至汉朝）；
3.公元220年—581年，共361年，第四编（时间相当于魏晋南北朝）；
4.公元581年—907年，共326年，第五编（时间相当于隋唐）；
5.公元907年—1206年，共299年，第六编（时间相当于五代十国、辽、宋、夏、金）；
6.公元1206年—1840年，共634年，第七编（时间相当于元、明及清朝前期）；
7.公元1840年—1949年，共109年，第八编（相当于清朝后期至民国）。
现对上述这七个时期分别加以阐述：
（一）传说时代—公元前221年（时间相当于传说时代至夏、商、周、春秋、战国）
这个时期，是中华的各民族起源形成、初步发展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形成了华夏族和许多民族，他们纷纷相继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展开了频繁的激烈的竞争。
在中华大地上，从远古时期开始，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活、开拓、创业、著息，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由于当时无文字记载，所以这段历史多以口碑载道遗留下来。我们所说的传说时代，主要就包含了原始社会时期。
传说时代，许许多多的数以百计的小部落在活动和著息。所谓“三皇”、“五帝”时期的伏蠢、女蜗、燧人、神农、黄帝、炎帝、祝融、共工等，以及蚩尤、三苗、九夷等，他们只不过是千百个氏族、部落中的比较大的、比较出名的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罢了。他们当中，有些到后来具备了民族的因素，开始跨入了民族的门槛。
传说时代至公元前221年，这个时期，诞生了许许多多数以千百计的族体，有些族体已经开始形成民族，有些族体，可能还停留在部落和部落联盟阶段。夏族、商族、周族是这个时期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民族，夏族主要活动于今河南省嵩山到伊水、洛水流域，足迹达到了今山西旨南部和今河北、河南两省交界一带。他们建立了夏王朝，从禹开始，把王位传给子启，由“禅让”制进入“家天下”制，这标志着由原始社会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整个社会在迅速发展、前进。稍后的商，原是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受夏朝的统治，后来建立了商朝，他主要活动在今河南省，势力达到黄河上游和今河北省北部。商族已有较发达的青铜器，可能已使用了牛耕，农业比夏族有较大的进步。周族原先主要活动于渭水流域（今陕西省境内），后迁至周原（歧山）一帝。他的农业比商族更加进步，善养蚕，青铜器的质量很高。在夏、同、周族的周围四方，也开始出现了很多族体。南方和西南方有三苗、庸、蜀、鬃、微、卢、彭、濮、荆蛮、吴、越、巴、夜郎、滇、邛都、隽、发表于 2011-9-25 14:52:23|只看该作者 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东方有东夷、号称“九夷”，包含吐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东北有东胡、琛Ⅴ觥⑺嗌鳌N鞅焙捅狈接惺稀⑶肌⒎⑶肌⑻旗福■方、土方、鬼方、戎、狄。戎、狄种类很多，有赤狄、东山皋落氏、潞氏、留吁、驿辰、白狄、骊戎、甲氏、肥、鼓、鲜虞、杨拒、泉皋、伊洛之戎、绵诸、绲戎、狄壑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林胡、楼烦、匈奴，等等。东南方有百越请族，包含闽越、南越、骆越等。这些族体，只是见诸记载的一部分比较著名的族体，还有很多没有载入史册和不太出名的，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春秋战国时，人们把那些众多的族体概括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并指出这些族体的特征：“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①这段简炼的概括，把这些族体的特征鲜明地显示出来，包含他们所在的区域（东、南、西、北四方）；他们的穿着打扮（披发文身等）；他们的饮食习惯（不火食等）；而且，从他们的这些习俗中可以看出，他们所在地区的气候和物产，“衣皮”，当指牲畜之皮，即游牧、狩猎民族，当地气候也属寒冷气候。这些特征已反映出了族体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因素中的共同风俗习惯。
这些族体在由部落、部落联盟走向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也相伴而发展、前进。民族的形成、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沿着相同方向而进行的，但并不同步。三苗社会已有“大人”、“小人”之分，能“作五虐之刑”②说明已跨入奴隶社会。巴、蜀到战国时早已进入奴隶社会，已有发达的青铜文化，农业相当发达。秽族的文化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开始懂得天文知识。白狄于战国初在今河北省一带建立了中山国，已普遍使用铁器，经济、文化发达，可能已由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这是当时少数民族中的佼佼者。同时，这个时代也有不少族体却还处于原始的状态之中。如羌人，在战国以前，主要从事原始的游牧和狩猎，到了公元前476—前443年秦厉公时，羌人首领受剑方把放牧和种田农作的方法从秦地传入。百越族系中的于越，春秋战国之际已与诸夏比肩，今广东、广西两省部分地区的越人已能制造青铜器，但还部落分散，不相统一。这也说明，各个民族，包括一些群族内部的不同地区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但是，他们都是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尽管有些快，有些慢。
这个时期形成了很多民族，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华夏族的形成，这也是这个时期的一大特点。华夏或称华。如“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③；或称夏；如“蛮夷猾夏”④；或称华夏，如“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①；或称请夏，如“诸夏亲暖，不可弃也”②。华夏族的祖先，与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有关，当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由西北向中原地区和黄河中下游一带发展时，通过战争和经济文化交往，与羌人、夷人、戎人、狄人、苗人、蛮人互相融合，奠定了后来的华夏族的基矗夏朝时，人们把他们称作夏人。夏朝灭亡后，商人进入夏族的地区，形成夏人与商人的杂居。周灭商后，周人又进入商人的地区与商人杂居，还有些夏、商、周人的贵族、官吏分封到占领过来的蛮夷地区，或由战争引起的迁徙，又在一部分蛮夷地区形成各族杂居。这些杂居地区，遍及黄河流域并扩及到东夷族系地区的淮河流域与南蛮族系地区的长江流域。这种杂居共处促使夏人、商人、局人与戎、狄、蛮、夷人互相融合，为华夏族形成创造了条件。
各族人互通婚清，是民族融合、促进华夏族形成的又一因素。周族的统治者有许多娶羌族女子（多姜姓）、狄族女子（多阻姓）、戎族女子（如大戎、小戎）为妻的例子，民间互通婚姻的为数更多，这样就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华夏族的诞生。
更重要的是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的融合。夏族的文化比戎、狄、蛮、夷都高，商族文化又高于夏族。夏族是在向铜器时代过渡，商族却发展为全盛的青铜器文化。周族吸收了商人文化，创造了更为先进的文化。夏、商、周族的文化，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基矗同时，华夏文化在发展中不断吸收了戎、狄、蛮、夷的文化。有的学者认为，仅族的“五刑”是从三苗学来的③。戎、狄、蛮、夷也大量吸收华夏文化。楚人原称“荆蛮”、“苗蛮”④，自称“蛮夷”⑤，属南蛮族系。他们接受华夏文化早，所以较早地融合为华夏族。长江流域的吴国吴人，原属南蛮族系，史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⑥。越国的越人，本属百越族系，史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⑦。中山国的狄人，属北狄族系，但他们都因受华夏影响最大，吸收华夏文化较早，所以大都被华夏文化所同化成为华夏族。
正是在杂居、通婚、文化的交融下，夏、商、周人与戎、狄、蛮、夷许多民族的成分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这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乃至世界民族发展史上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华夏碾演变成为后来的汉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民族，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各民族的发展都发挥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而且，也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这个时期，中国各民族竟相登上历史政治舞台，展开了频繁的、激烈的竞争。通过这种竞争，一些民族发展了，一些民族衰微了，一些民族甚至消失。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进行终年的艰苦劳动，才能勉强养活自己，社会没有什么多余的农畜产品或渔猎产品，因此也谈不上什么交换。到了奴隶社会，生产力有较大发展，但仍然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不少奴隶终年艰苦劳作，才能勉强养活自己和一个奴隶主。农牧产品虽然稍微有些剩余，可供交换，发展了初级的商品交换，但还是微不足道的，交换的总量是极少的。所以，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前期，比较方便的办法，是从别的部落、别的民族那里把牲畜和农畜产品掠夺过来；同时，要拥有比较多的地盘，才能有较大的森林供自己狩猎，才能有较多的土地供自己耕种，才能有较多的草原供自己放牧。这就是争夺地盘引起战争的一个原因。而进入奴隶制社会，掠夺别人的奴隶，正是发展自己财富的一种惯用的手段。所以，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前期，因掠夺地盘和财富而引起的战争相当频繁。传说中的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的战争，炎黄联盟与蚩尤、与三苗的战争都很激烈。据传说黄帝部落经过52次战斗，才征服了“天下”。后来有夏朝同东夷的战争，商朝同夏朝的战争，商朝同土方、晋方的战争，春秋战国时，这种战争更加频繁而激烈，《诗经》记载说：“小雅尽废，四夷交侵。”《公羊传》记载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春秋时，华夏和戎、狄、蛮、夷有一百几十国，经过战争兼并，到战国时只剩下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了。这中间经过了数不清的战争。但是，这个时期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并不都是战争，也有大量的友好往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互相通婚，等等。在经济、政治领域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互相吸取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如从原始社会的各种制度向奴隶社会的各种制度的转变即是。
通过频繁的和激烈的竞争，到了战国末期，华族发展壮大了，北狄族的匈奴、百越族系的南越、雒越、闽越，氏羌族系的羌族等一些民族发展和壮大起来，而另一些民族由于军事、政治、经济的失败而衰落了，以至消失。如微、庸、卢、彭、鬼方等，他们可能被别的族体所完全同化而不再见于记载，这也从侧面说明，他们本身的落后，造成了自身特征的完全丧失而被别的民族所同化。这种同化，当时大多是在兼并战争下进行的。楚国在竞争中，曾兼并50多个小国，其中就有群舒、淮夷、东夷、百濮、滇、邓、英、夔、六蓼、庸、陈、蔡、杞、莒、越等（当时一些国名也就是族名，即以该族为主组成的政权）；晋国兼并了赤狄的东山皋落氏、廧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驿辰、白狄的肥、彭、鼓以及陆浑之戎、伊洛之戎等。这众多族体中的一些族体，后来就消失在历史的竞争之中。
（二）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共441年（相当于秦朝至汉朝）
这个时期，是汉族形成、汉族与各民族共同创建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汉民族形成，汉族、匈奴族和羌族在发展、蕃息，他们展开了长期的激烈的竞争。继秦代的大统一之后，以汉族为主体联合各民族扩大了祖国的统一，匈奴族、西域诸族、鲜卑族、乌桓族和羌族的大部分，都是在汉朝时统一于中国的；各民族的社会都得到发展和进步。
华夏族形成以后，通过经济往来、文化交流、战争兼井、杂居共处、通婚等多种方式，与戎、狄、蛮、夷众多民族互相不断地同化着。由于华夏文化高，所以，将各民族同化为华夏成分（统一）是那个时代的主要方面。各民族也将华夏人融合为本民族，但数量甚校百越族系的一支东瓯族和另一支闽越族，迁徙到江淮一带以后，都与华夏族杂居，同化为华夏族。秦朝迁50万罪徒之民到岭南与百越杂居，互相融合，一部分华夏人被融合为百越族，一部分百越人被同化为华夏族。西汉王朝将山东贫民70余万口迁到关西（函谷关以西）、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西北部及后套地区）、新秦中（今内蒙古河套以南一带）等地，与匈奴人杂处；又将乌桓族迁到上谷（今河北省西北部）、渔阳（今北京市东）、右北平（今辽宁省西部和河北省东北部）、辽东（今辽宁省中南部）、辽西（今河北省东北部与辽宁省西部）一带，与华夏族、匈奴族杂居。东汉王朝将归附后的南匈奴安置在沿边的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八郡（今甘肃省东部、山西盛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与汉人杂处”；后来又将北匈奴58部20万人迁置在云中、五原、朔方、北地一带与华夏人杂居共处。东汉王朝将南蛮族系的摩君蛮部7000余人迁至江夏地区（今湖北省东部）与华夏族杂处。这种大规模的迁徙造成的杂居，促进了华夏族与众多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通婚和生活往来。在这种密切的交往中，很多匈奴人、乌桓人、南蛮人，被同化演变为华夏人。也有一些华夏人被同化演变为匈奴人、乌桓人、南蛮人。长江流域的吴人、巴人、蜀人以及他们后裔的很多分支，都在与华夏族的杂居中被同化演变成为华夏族。伴随着华夏族社会的进步，华夏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充，日益强大起来，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个人口最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民族。
华夏族在春秋战国时，被人们称呼为“夏”、“华”、“诸夏”、“华夏”。到了汉朝以后，以上的几种称谓仍然继续使用，但同时人们开始把朝代的名称用作族称，用“汉人”——汉族的族称来称呼华夏族。从《史记匈奴传》、《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等记载中有关民族关系的主要传记来看，只有“汉”，当指汉朝；“汉军”，当指汉朝的军队；“汉使”，当指汉朝的使节等称谓，而无“汉人”的称谓。而只是在《汉书李广利传》中记载：汉武帝大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攻西域大宛城40余日不下，“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才开始出现“汉人”的称谓。汉朝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影响扩大，声名远播，因而“汉人”的称谓逐渐得以沿用下来而最后代替了华人、夏人、华夏人等称谓，这便是汉族称谓的由来。但是，汉族并非仅系华夏族名称的简单变化，而是名从实变，其实际内容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前述，华夏族吸收了众多的民族成分，扩大和发展了族体，形成比原来更大、更强盛的族体。
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中说得十分清楚“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皆为蛮。淮南力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驿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洛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皆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可见，华夏族所据有的地盘才占当时全国五分之一，其余五分之四均是各民族的地方。到了秦朝统一中国，华夏族的活动和势力范围已经东至海，东北抵今东北地区，北达大漠南，西临今甘肃、宁夏，南暨今两广。到汉朝时，这个范围更加扩大，把匈奴的地方——大漠，西域的地方——今新疆地区，都纳入了统一中国的范围之内，汉族在这些地方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影响最大的民族，发表于 2011-9-25 14:58:44|只看该作者 较之华夏族，是更加壮大、更加强盛了。
这个时期，以汉族为主体，把众多的各民族统一于一个国家——中国之内。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实体，但是，国家是由单一民族或多民族所组成的。在多民族国家，一个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落，与民族有很大的关系，民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时期的中国，以华夏/汉族为主体，把戎、狄、蛮、夷的众多民族统一起来，结束了春秋战国长期以来各民族各自为政的分割局面，秦朝和汉朝把众多的民族统一起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从此，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公元220年—581年，共361年（时间相当于魏晋南北朝）
这个时期，是中国各民族大混战、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台的时期。
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是两个互有联系但又互不相同的概念。民族同化，按照列宁的解释是，“同化的问题，即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①即一个民族或其中一部分人，丧失了自己的特性而变化成另一个民族。民族同化又分两种：一是自然同化，是在自愿的、自然的状态下实现的，是历史发展中的进步现象；另一种是强迫同化，是采取强制手段实现的，是历代统治阶级民族压迫政策的一种表现，是反动的。民族融合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世界上的各个民族的差别逐渐消亡，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新的民族。比如华夏族就是由夏族、商族、周族与戎、狄、蛮、夷的一部分融合而成的，而并非谁同化了谁。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一些专家学者所说的另一种民族融合含义很广，既包含了民族融合，也包含了民族同化。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三国与晋的民族压迫和各民族发展的要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导致各民族大混战，引起民族大迁徙，一方面中原的经济文化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另一方面形成了各民族人民在中原和内地的大杂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和社会交往，出现了各民族大同化、大融合。一些民族发展了、壮大了，另一些民族从历史上消失了。
民族的统一在秦、汉王朝的大统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新格局下的各民族新的竞争，又要导致新的冲突，剧烈时就激化成战乱，重又造成分裂割据的格局。这里就涉及到如何看待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的问题。纵观中国5000年文明史，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总是在统一——分裂——统一的轨道上运行着。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历史的重复，而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由落后向进步的一种螺旋式的发展规律。每一次新的统一，与前一次统一相比较，都是在生产力更加提高、社会更加进步、民族更加发展的新的基础上的统一。所以，到了两晋南北朝，中国社会各民族又展开了新的激烈的竞争，以致打破了秦汉王朝所形成的格局，出现了一个大混战、大分裂、大同化、大融合的局面。但是，这又开始孕育着以后更高层次的统一的基因。这样说，并不是承认分裂的合理性，分裂往往给社会、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分裂又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时期，由于多种原因，其中主要的是由于以汉族为统治阶级各王朝的阶级压迫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加上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懂等因素，人民不断起义，包括了汉族人民的起义和各民族的起义，最后形成了新的分裂割据的局面。匈奴族建立了前赵、北凉、夏3个政权，鲜卑族建立了辽西、代6匕周、前燕、西秦、西燕、后燕、南凉、南燕等9个政权，褐族建立了后赵，氏族建立了仇池、前秦、后凉3个政权，羌族建立了后秦，巴氏族建立了成（后改成汉），汉族建立了前凉、冉魏、西凉、后蜀、北燕等5个政权，总共7个民族建立了23个政权。这些众多的小朝廷先后互相展开了激烈的争战，经过100多年的混战，于公元439年（魏太延五年），才由鲜卑族的北魏王朝重新统一了北方，结束了混乱的状态，与汉族建立的南朝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方，对鲜卑族本身的发展和对中国北方社会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重大的促进作用。鲜卑族原在大漠一带以游牧的畜牧业经济为主，进入今山西（建都平城）和后来迁都洛阳以后，疆域北抵蒙古高原，西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达辽西，南方疆界到了淮河、秦岭一带。在这大片的土地上，鲜卑族的经济开始转向了以农业为主，农业得到很快发展。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弘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改革，让鲜卑人改用汉族的服装；提倡和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孝文帝娶的袁贵人、罗美人、郑光华三位妃嫔都是汉族女子；朝廷上通用汉语；迁都洛阳的鲜卑人都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氏为汉姓等等。这样，就加速了鲜卑族和北魏社会的汉化和向封建制的转化，进入封建社会。同时，一些受他们统治的、进入中原的各民族也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封建化的熏陶，逐渐地向封建制转化。有些原来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也开始转入奴隶社会，如北方的柔然，西晋时，基本上还处于原始生产方式状态，至北魏时，逐渐进入奴隶社会。北方的突厥族，也由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
这个时期，在南朝统治的地区或与南朝有交往的一些南方各民族，如蛮、俚、僚、越、爨等族相当多的一部分，在汉族的影响下，进入了封建社会。
这个时期的民族大同化，主要是自然同化。由于连年的普遍战乱，人民流亡，各民族统治者实行的徒民实京、实边、屯垦等多种原因，出现了民族大迁徒。
过去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各民族人民大量进入中原地区，一部分汉族人民迁到边缘各民族地区。迁人内地的有匈奴、鲜卑、揭、氏、羌、蛮、乌桓、丁零、屠各、卢水胡等很多民族。匈奴和“杂胡”在西晋以后继续不断迁入塞内，只248年（晋泰康五年）一次就迁入10万余口，被安置在雍州（今陕西省中北部）。他们先后井迁入几十万人。鲜卑族早在前秦时就有4万多户被迁至长安。到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时，大量迁入平城，后来迁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时，又大量迁入洛阳。最后他们遍布黄河流域。羯族的后赵石勒将数万羌人由边缘迁入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一带），将10多万户戎人、汉人迁入关东（函谷关和潼关以东地区），将氏、羌人15万户迁到司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冀州（治所在今河北省高邑县东）。他前后迁徒的人口达100万之多。羯族人大量迁入塞内上党郡武乡县（今山西省榆社县西北）和司州、蓟县（今北京市东）、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等地。氏、羌族在魏时迁人1万多户到天水（今甘肃省天水市）一带，西晋以后更大量内迁。后赵石虎迁戎人、汉人10万户于关东（函谷关、潼关以东地区）。前秦苻坚迁汉人和各种夷人10万户于关中。这样，内地的备民族人口大量增加，《晋书》说是：“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这时南方的蛮族人民也大量往北迁人中原，北魏孝文帝将太阳蛮8万多户迁入荆州（晋时治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市），宣武帝元格又将太阳蛮2。8万户迁入内地各州。南蛮族系的多种蛮族遍布于洛阳、关中一带，直至代北（今山西省北部）地区。
汉人也有不少往各民族地区迁徙的。曹魏时，汉人10多万户逃避战乱迁往乌桓，西晋以后又有几万户迁入辽西郡（治所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北），依附鲜卑。北魏曾将山东6州汉人和徒何、高丽、杂夷等10万余口迁入代都（今山西省大同市以北），这里也是鲜卑人的聚居地区。
很多民族原来在塞外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迁入中原以后，受到汉族经济生活的影响，逐渐演变为以经营农业为主。鲜卑族迁人塞内后，统治者发布命令，让百姓休养生息，鼓励农业生产，实行屯田。氏族人开始从事种田、饲养家畜、织布。很多民族在由畜牧业生产转变为农耕的生产中，吸收了汉族封建的生产方式，加速了他们向封建社会的转变。
这个时期的各民族人民，就是通过迁徙与汉人在中原地区杂居、变畜牧为农耕、由部落民转变为编户之民、互相通婚、吸取汉族文化等方式，大量地被汉族所同化，这是由于汉族先进文化所决定的。所以，从两晋南北朝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匈奴、鲜卑、羯、屠各、卢水胡等族的活动了，他们已主要同化于汉族和其它一些民族之中。羌人和氏人迁入中原的那部分，也被汉族所同化，同时，还有数量不多的一部分汉人被同化于各民族之中。如北齐神武帝高欢的祖先和他本人，原先都是汉人，后来生活在鲜卑族中完全被鲜卑化了。但从总的情况看，各民族人民大量被汉族同化，是这个时期民族同化的主要方面。
（四）公元581年—907年，共326年（时间相当于隋唐）
这个时期，是各个民族的社会得到很大发展、进步，在新的更高阶段上走向新的统一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突厥、回纪、渤海（靺鞨）、吐蕃等民族的社会获得很大的发展和进步，经济、文化水平比过去的一些民族（如匈奴、鲜卑、柔然、羌、吐谷浑等）都高。汉族与各民族的统一，是在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很大发展、互相间更加紧密结合上的统一。唐朝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过两晋南北朝时期很长的一段战乱，隋唐王朝又将各民族纳入了统一之中。这个时期的统一，仍是以汉族为主体，无沦是汉族还是各民族，大多数民族的社会都比过去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从汉族来说，一般地区的封建制都已进入高度成熟的鼎盛时期。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加完备和有效率，人民的生活也较过去得到较多的改善。有名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就是这个时期以汉族进步为主导的、各民族井同参加创造的社会发展所达到高水平的标志。
这个时期的各民族，大都得到较快的发展和进步。尽管有些民族仍然处在奴隶制阶段，但从历史发展的渐进性来看，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要经过从初期到中期再到后期的发展过程，或者说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初期的同中期的奴隶制社会、中期的同后期的奴隶制社会，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政治、经济、及上层建筑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后者比前青的社会发展总水平要高得多。因此，我们看这一时期的一些民族的奴隶制，不可把它同以前的各民族奴隶制社会发展水平看成是相同的。
这个时期的各民族中比较强大的、最有影响的主要有突厥、回纥、吐蕃、靺鞨和契丹等族。突厥族已进入奴隶制社会，畜牧业甚为发达，他们常以大量的马、羊等与唐朝互市。突厥族已有文字，而此前在突厥地域上活动的匈奴族、鲜卑族都未发现有本族的文字遗留到今天。突厥文在当时各民族文字当中是很先进的，词汇甚为丰富。公元732年用突厥文镌刻的《阙特勤碑》，内容丰富，文字优美，感情充沛，反映出突厥文化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回纥社会也已进入奴隶制社会，畜牧业甚为发达，他们也常以大量马匹与唐朝交换。吐蕃族于7世纪以后，社会迅速发展，松赞于布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政权，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他们善于利用高地蓄水为他，开沟渠灌溉农田，掌握了较好的农耕技术。他们的畜牧业已较完全的游牧方式发展，春夏时驱牛、马、羊、驼逐水草而居，冬季则建立了固定的牧场，开始向定居游牧发展。手工业能冶铁、制造各种兵器、硝皮等。创造了吐蕃文，并在民间普遍通行。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农牧业都比较发达，尤以文化先进闻名于世，士大夫普遍通文艺，懂儒学。当时被誉为“海东盛国”。契丹族原来以畜牧业为主，从事游牧，后来发展了农业、手工业。一些地区的畜牧业也出现了定居游牧的方式。契丹族创立了本族的文字——契丹文。他们接受汉族文化甚多，上层人士的汉文修养尤高，很多士大夫均能吟诗作赋。此外，其它很多民族，都有较大的发展。南方的爨、白蛮族建立的“安宁雄镇”（今云南省安宁）、“城邑绵延”、“闾阎栉比”①，商业十分发达。乌蛮、白蛮等族创建的南诏政权建立了阳直芋城（今云南省大理县）、拓东城（今云南省昆明市）、龙尾城（今大理市下关）等许多生产发达的城市。俚、僚等族在邕州一带开凿了“相思埭”运河灌溉农田，这一带出现了“粮粒丰储”②景象。西域地区许多民族的文化也有很大发展，他们的歌舞传入汉族，唐朝的“十部乐”中就有属于西域各民族的龟兹、疏勒、高昌等多部乐。总之，这个时期的各民族，都以他们的努力和智慧，发展了自己发表于 2011-9-25 15:05:03|只看该作者 ，开创了恢宏的业绩，为建设各民族共同祖国的文明，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
从以上一些民族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看，他们的社会生产力、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都在这个时期得到较快的发展，社会取得很大的进步。就北方民族的比较来看，突厥、回纥、契丹、靺鞨等，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比原来那片土地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等为先进。他们统一于隋、唐王朝以后，一方面接受了汉族的比较先进文化的影响，加速了自身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各自文化中的精华和优点传播给汉族和其它民族。所以，这个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大统一，比较秦汉时期的大统一，是在各民族更加发展、更高层次上完成的。
构成这个时期各民族在新的基础上的统一，有许多因素，既有各民族本身努力奋斗、加强彼此发展的因素，又有各民族之间互相加强经济文化交往，从而促进共同发展的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唐王朝实行了一套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秦、汉、魏、晋这些王朝，都是以汉族统治者为主在掌握朝政，但他们所奉行的民族政策虽不乏积极内容，但更多地表现在对各民族的歧视、压迫、掠夺和武力征服上。但到了唐王朝，以汉族为主的统治者却实行了一套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虽说从本质上看，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汉族统治者仍然是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的，但其思想、理论、政策、措施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有新的变化，和过去相比已经具备了很多新的积极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唐太宗李世民提出对各民族和汉族要一样对待的主张，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③这虽然在当时民族歧视和压迫制度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真正做到，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各民族的歧视，改善了汉族与各民族的关系。唐王朝当时除任用大量各民族各级首领到朝廷中央作官外，在各民族地区也任用各民族自己的首领为主要长官。如打败吐谷浑后，仍以吐谷浑为本民族可汗，以回纥吐迷度为瀚海都督，以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等皆是明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离其土俗”④，如让一些氏碾保持”可汗”称号，其首领死后按本民族习俗殡葬。法律还规定，各民族内部犯法的，按各民族自己的法规处理。在赋役上，照顾各民族，凡归顺唐朝的各民族“降户”，免除谣役10年。对南方的夷、僚等族的租税减半征收。普遍对各民族实行“和亲”，与铁勒、回纥、吐谷浑、鲜卑、突厥、奚、契丹等族，都建立了和亲关系。据王桐龄先生研究，唐王朝的公主嫁给各民族的有21人之多，还有宗室女子嫁给各民族的17人。⑤唐朝允许各民族迁居内地，包括到京城长安定居。长安城中不仅有大量突厥人，还有不少回纥人、西域各族人等等。这样，就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民族友好，并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和自然同化。西域的白叠布、马、葡萄酒、歌舞、雕塑、绘画、医药等不断流入内地。长安城一时流行起穿戴各民族的衣服，士女们梳起各民族的高舍发式，各民族的歌舞更是风行一时。同时，很多入居内地的各民族人民，如突厥、回纥中的很多人，经过与汉人通婚、互相学习和接受汉族的生产大式以及语言文字，逐渐被汉族所同化。
唐王朝还实行了一项羁摩府州制度，即将统一进来的各民族地区，主要是边疆的各民族地区，划分为都督府、州、县，唐太宗时羁縻府、州有好几百个，到唐玄宗李隆基时达到856个。这种制度使各民族在本民族行政领导和经济管理上拥有相应的权力，也可以按照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所以，这个制度受到各民族的拥护，它在改善民族关系、加强中央与边疆各族的联系上，都发挥了一定的良好作作。
（五）公元907年—1206年，约299年（时间相当于五代十国、辽、宋、夏、金）
这个时期，是汉族的宋朝与契丹族的辽朝、党项族的夏朝、女真族的金朝长期多元对峙、抗争，民族矛盾尖锐、竞争激烈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契丹、党项、女真等各民族迅速发展、壮大；汉族处于相对较弱的状态；各民族通过竞争与经济、文化交流，出现了新的民族大混战、大同化、大融合。
五代十国只经过53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是隋唐向辽、宋、金、夏各民族多元对峙时期的转换阶段。
契丹族于公元947年改“契丹”国号为“辽”，是为辽朝。官的疆域广阔，东北暨今日本海、黑龙江口，西北抵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部，南临今天津市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带，与后来的北宋王朝接壤，形成辽、宋的南北对峙局面。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起北宋王朝。疆域东南抵海，西达今甘肃省，北至今天津市、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带与辽接界。
羌族的一支——党项族于公元1032年建立了西夏王朝，疆域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一部分地区，与辽和宋朝鼎立。
女真族于公元1115年建立金朝，最初的疆域基本上在今吉林省，后来很快扩大，东北临今日本海，南抵淮河、秦岭，西至甘肃省，北达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与南宋相对峙。
辽、宋、夏、金各民族政权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激烈争战。宋朝于公元979年和986年先后两次发动对辽战争，均告失败。后来辽朝几次大举南下进攻宋朝，1004年宋朝被迫签订“和约”，每年向辽朝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双方恢复了和平关系。西夏国建立以后，国王元吴表示愿向宋称臣，请求宋朝承认西夏国并给他封帝号。但宋朝不允。于是元昙多次出兵进攻宋朝。
10村年，双方议和。西夏取消帝号，仍由宋册封为夏国王，宋廷每年给西夏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重开沿边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往来。金朝与辽朝也不断发生战争。宋朝曾经和金朝订立盟约，侍灭了辽朝以后，将燕云16州（主要在今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归还宋朝。
1125年，辽朝灭亡后，金朝不履行诺言，并乘胜向宋朝进攻，1127年攻破开封，俘虏徽宗赵佶、钦宗赵桓两个皇帝北去，北宋灭亡。同年，宋徽宗的儿子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县）称帝，建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与金朝对峙，史称南宋。
1128年，金朝分三路进攻南宋。
1141年南宋被迫与金朝签订了条约：宋、金间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为界；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输纳银25万西、绢25万匹。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绍兴和议”。
从上述历史中可以看出，辽、宋、夏、金几个政权都在主动地或被动地进行激烈的战争，以争取登上统治民族的宝座。这场互相对峙或鼎立中的争斗达到约两个半世纪之久，时间不可谓不长久。
这个时期，是各民族迅速发展、壮大，汉族则在政治、军事上处于相对衰弱的状态。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除少数小的战争具有偶然性外，大的战争（大多数时间延续较长）都是双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基础社会生产力发达与否所形成的综合力量的较量。北宋向辽朝每年输纳大量的绢和银，向西夏每年输纳大量的绢、银、茶，这都是一种弱者对强者的赔偿，是一种屈辱行为的表现。直到后来，北宋王朝被金朝攻灭，南宋王朝向金称臣，每年向金朝输纳大量的绢和银，都是证明。这时以汉族力主体的宋王朝，比过去处于较弱的状态。尽管王朝与民族有区别，各个民族的政权所辖地域也井非一个民族，但辽朝以契丹族、宋朝以汉族、西夏以党项族、金朝以女真族为统治民族却无庸置疑，因此，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强弱。
从疆域状况看，北宋王朝的疆域局限于东南一片不大的区域内，与辽、西夏、回鹘、黑汗、吐蕃、大理等王朝所构成的总面积（这个面积，大致是秦汉王朝统一以后所形成的面积，略大于今天中国的疆域）来看，不超过五分之一。而南宋王朝的疆域更校在私有制社会，不断变动中一个民族的政权的疆域，尤其是在连续战乱中波动着的疆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实力，以及它的强弱。既然宋朝与秦、汉、隋、唐诸王朝都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然而它却比秦、汉、隋、唐小得多，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民族的实力相对地大不如以前了。
这个时期各民族的社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与进步，日益走向强盛。契丹族早期以渔猎为主，后来开始经营畜牧业。唐未五代时，契丹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很快，到阿保机统一契丹，后来建立辽朝时，已经是奴隶制社会。辽朝后期，封建制的社会形态已在相当大一部分地区确立。有的学者认为，这时“封建制占居了主导地位”①，这是很可能的，对此仍可继续进行探讨，但辽朝的燕云16州等大片地区为封建制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其它地区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时期，它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甚快，达到当时较高的水平。主要生产畜牧业所牧养的牲畜曾经达到“牧马著息，多至百万”②。农业的发展，到了辽圣宗耶律隆绪时“积粟数十万斛，斗米数钱”③，手工业的马具被誉为“天下第一”④，陶瓷、纺织部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党项族在6世纪后期处于原始社会，唐、五代时已进入阶级社会，后来辽朝时基本上采取了唐、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畜牧业、农业的生产力都得到较快的发展。党项的西夏王朝这个比较小的王国之所以能屹立不动约200年之久，与宋、辽、金、吐蕃等强敌相抗衡，正是由于它的社会生产力较为发达所形成的强盛的综合力量所使然。女真族在公元10世纪前后，还处于原始社会，但到金王朝建立之时，它的社会已经形成奴隶制，到了它灭辽和北宋两个王朝后，接受了辽、宋大片土地上封建文化的强烈影响，迅速转化为封建社会。公元1153年，金废帝海陵王完颜亮把都城迁到燕京（今北京市），就是向封建制转化的标志。金朝的中央统治制度，均采用了辽、宋旧制，土地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的社会生产力因之得到较快的发展，并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女真文。他们的经济实力同时支撑了对辽、宋战争的胜利，可是大筑宫殿，日益豪华，弄到后来才走向衰败。总之，这个时期的契丹、党项、女真都得到较大的发展和进步。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些方面，并不比汉族逊色，而且还有许多优越之处，被汉族所效法、吸收，从而为中华民族总体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时，其它一些民族在这个时期也都获得较快的发展与进步，诸如西域的喀喇汗、于阗、高昌等。突厥的《福乐智慧》和《夹厥语大词典》都标志着他的文化达到较高的水平。高昌的木刻印刷术与壁画艺术也都很发达。白蛮、乌蛮族为主的大理政权已实行封建制，经济文化水平与汉族相差无几。
这个时期的契丹、党项、女真等许多民族和汉族，在互相对峙、割据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自己、战胜对手，都在努力寻求增强自身实力的各种思想和办法，这种激烈竞争的客观形势，逼得他们想尽办法改进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而首先需要的就是指导改进这些制度的思想，于是，他们都从自来占居先进地位的汉族文化中去寻找营养。诸如模仿唐宋的政制，吸取和传播儒家学说，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同化、大融合，尤其是战争所带来的迁徙、形成的杂居、互相通婚，更加速了这种发展。
契丹族占领燕云16州入主中原，金朝的女真族后来也入主中原，他们都与汉族杂居。金朝还将上百万女真、奚、契丹等族百姓迁入长城以内屯田，与汉族杂居共处，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所建立的王朝，仿照采用汉族的各种制度，契丹得燕云地区后，以幽州为燕京，仿照唐朝制度设官制，大量启用汉人为官，汉人担任宰相、尚书、节度使等实权高官的不在少数。金朝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辽道宗耶律洪基采用科举制度选士。他还笃好文学，一时汉文、汉诗风行于朝野。契丹官员除留居东北故地的仍旧穿着契丹服装外，皇帝和进入燕云地区的契丹官员，皆改穿汉族衣冠。金朝灭了北宋以后，把宋朝的车辖、冠服、礼器、法器、乐器、祭器、仪仗、图书、文物等运到北方，广为传播，为女真族所吸收。西夏仿照宋朝制度制定官制，设立汉学，尊孔子为圣人，提倡儒学，契丹与女真族都广泛与汉族通婚。辽朝的义宗、世宗、圣宗等帝，都娶汉族女子为后、妃，并有好几位辽朝公主与汉人为婚。金朝的熙宗、世宗、章宗、宣宗皆娶汉族女子为妃、嫔。通过上述多种方式，到宋、辽发表于 2011-9-25 15:07:17|只看该作者 、金时期结束以后，契丹族名已不再见于史籍，主要被同化于汉族之中。金朝就称辽朝人（包括契丹人）为“汉人”，称宋朝人为“南人”。后来元朝又以金朝人（包括女真人）为“汉人”，以宋朝人为“南人”。可见他们与仅人融合同化之深。女真族除一部分被同化于汉族外，还有一部分得到发展，演变为后来的满族。党项族除一部分被同化于吐蕃、蒙古族外，主要被同化于汉族之中。
（六）公元1206年—1840年，共634年（时间相当于元、明、清前期）
这个时期，是以蒙古族、满族为代表的各民族取得迅速发展、走向强盛，开创了以各民族为主的统一全国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蒙古族、满族等许多民族迅速发展，急遽向封建制转化，生产力有较快发展，社会获得很大进步；汉族相对地处于较弱状态；西藏归入祖国的统一之中；进入19世纪，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了。
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和秦始皇统一中国的2000多年中，在神州大地上统一全国的，绝大多数的王朝都是以汉族为主，汉族是统治民族，无论秦、汉、砚、晋、隋、唐等等，但历史进入公元10世纪之际，这种历史发展的常规被打破了，被彻底改变了，一个少数民族——蒙古，统一了中国，成为统治民族；而相隔不久（270多年），另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又一次统一了中国，成为统治民族。这两个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元朝和清朝，先后经历了长达370多年的时间，最后确立和巩固了中国的疆域，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为中华民族5000年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添写了新篇章，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在中国民族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伟大的史实；也是中国民族史中的一大特点，而相对说来，一向居于统治地位的汉族，则沦为被统治民族，大有今不如昔之感了。
这种历史现象，在中国民族发展史的规律中增添了新的内容，这绝非偶然，其中有许多原因。考察并探讨这些原因，对认识中国民族发展史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蒙古族、满族的崛起、发展、进步及其壮大在这个时代，是一种新兴力量的代表。他们后来壮大到其力量不仅可以征服全国，而且其能力可以治理全国长达近100年或近300年之久。长期以来，传统观点总是强调蒙古的军事力量极其强大的超凡作用，其实，正如古人所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①军事力量可以夺取战争的暂时胜利，但要治理一个国家却要靠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及其统治者的治理能力。蒙古族原来处于分散部落状态，大约公元7世纪至10世纪，开始逐步出现了阶级分化。至12世纪，蒙占社会实现了向封建制的过渡。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于公元1206年建立起蒙古汗国时，它已经是一个封建制国家。但其经济结构中领主经济是经济的主要形态。到1279年蒙古统一中国以后，它迅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同时也吸收了其它许多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溶于治理国家的政制之中。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它不仅本身的畜牧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和繁荣，而且全国尤其是华北、西北地区的畜牧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在北方，“数什年来……羊牛马驼之属，射猎贸易之利，自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煦，咸安乐富庶”②。西北地区的牲畜“昌盛逾前”③，他的农业生产亦得到很大发展，南粮北运，东南地区每年向北方运去大量粮食，公元1283年运会只有4万石，1329年增加到350多万石，1293年京师粮仓皆满，粮食无处储存，1294年“以京哉所储充足，诏止运三十万石”④，可见其粮食之丰足。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纺织品大量外销印度等国。他们创立了蒙古文字，撰写了《元朝秘史》和脱脱等编纂的宋、辽、金三史等巨著，这些事实说明，蒙古族为主的元王朝把社会生产力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经济、文化部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所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名著《游记》中对元朝时的中国大加赞许和高度评价。
满族由女真族演变而来。公元1616年，努尔哈齐在统一了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后金的奴隶制政权（也有人认为是封建政权），1618年以后占领明朝的辽沈地区，他们由奴隶制社会急剧向封建社会过渡。
1644年满族入关统一全国以后，经过“康乾之治”和以后的发展，满族地区和中国社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和进步，中华民族和中国一时以强大、发达而著称于世界。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王朝，相当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它奖励垦殖，整顿赋役，兴修水利，大规模治河治运，东北地区满族的农业耕作技术水平已接近或赶上汉族的水平。东北地区粮食不仅自给，而且还有余粮供给关内汉族地区和部分出口。全国的农业生产也都得到较快的发展，手工业、商业很发达，社会安定，国力强盛。满族的文化也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们的《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和《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等著作都有很高的水平，而纳兰性德、曹雪芹等著名作家堪称中华民族文学家中的佼佼者。
以蒙古族为统治民族的元王朝和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王朝，以其强盛的国力奠定和巩固了中国的疆域，为统一和巩固多民族的祖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西藏就是在元朝时统一于祖国的。清王朝为维护多民族祖国的神圣主权，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先后抗击了沙俄殖民主义对我国东北、新疆地区的侵略；击败了廓尔喀对我西藏地区的入侵；粉碎了英国殖民主义对我西藏、新疆的多次侵略阴谋；收复了台湾，等等。这些伟大的成就，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蒙古族和满族作出了不亚于汉族的重大贡献。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构成满族发展、壮大的因素之一是人口发展。满族在“进入中原的时候，只有几十万人”①。据有的学者考证，1616年前后，满族人口约35万②，但“到清朝最盛时，差不多有四五百万人”③。我们并非主张今天还把人口的增长作为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历史上，这无疑是一个民族发展、兴旺的一种表现。
这个时期，相对地说来，汉民族处于较弱的状态。从汉民族本身来看，它仍然在不断地发展着、前进着，但它的总体状态已显露出某些发展滞缓的现象。以汉族为主体的明王朝前期和中期却也颇有生气，但后期统治阶级的腐朽不堪可以说达到极点，最大的特征是宦官当政，给社会造成了严重恶果，弄得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王朝并不等于民族，但王朝的兴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民族的兴衰。以至后来人口处于绝对优势、文化处于先进状态的汉民族，却也无力抵抗满族的清军入关，而被强迫剃发易服圈地投充，由统治民族的地位落到被统治民族的位置。
（七）公元1840—1949年（时间相当于清朝后期、民国）
这个时间，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结成了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整体，是个很重要的新旧交替的时期。
与此相关的，是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华夏/汉民族形成构成中华民族骨干以后的长期发展史看，中华民族一直在不断发展、不断提高、不断进步地前进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以先进的民族脐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地位下降了，为世界强盛的民族所欺侮、所凌辱。正如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所说的：“中国积弱，非一日矣……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①所以他发动辛亥革命，并喊出了：”联台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沉痛呼声。
辛亥革命推翻了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王朝，以汉族为主体联合中华各民族（包括满族的广大人民）为重新振兴中华而走上了一条复兴之路。中华民族以他无穷无尽的智慧和能力，重新登上了世界民族竞争的历史大舞台，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中叶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以上对中国民族史的分期，概括地说，其标准是按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兴旺、衰落，乃至消失所构成的带规律性的因素而形成的阶段来划分的，每个阶段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都以民族为轴线，有的历史阶段以汉族为主导，有的历史阶段以各民族为主导；有的阶段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北方以各民族为主导，南方以汉族为主导；而近代则溶众多民族为一体。总之，不论哪种情况，中国民族史始终以民族为主线贯穿于全书之中。它不同清末至民国时代流行于世的以汉族作中心，或以王朝作中心为标准的分期办法。这就是最大的差别所在。然而，分期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这种分法，只是一种尝试，希望国内外学者不吝指教，我们还将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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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粱任公近著乃第一期，下卷。
②《中国史研究六篇》。
③《饮冰室专集》，第4页。
④《饮冰室专集》，第13页。
①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3—4页。
②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第23—24页。
①《礼记王制篇》。
②《尚书周书吕刑》。
③《左传》襄十四年。
④《尚书舜典》。
①《左传》襄二十六年。
②《左传闵元年》。
③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4页。
④《国语郑语》。
⑤《史记楚世家》卷四○.第1695页。
⑥《史记吴世家》卷三一，第1445页。
⑦《墨子公孟篇》。
①《列宁全集》第20卷，第9页。
①《南诏德化碑》：向达：《蛮书校注》，第324页。
②章敬辩：《六合坚固大宅颂》。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一四。
④《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⑤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383—385页。
①张正明：《契丹史略》，第853页。
②《辽史道宗纪四》卷二四，第291贡。
③《辽史耶律唐古传》卷九一，第1362页。
④《辽史拾遗》，引《唐明宗实录》。
①《史记郦生陆贸列传》，卷九七，第2699页。
②《道园学古录》卷一五，《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志道）墓碑》。
③《萨斯迪班智达致蕃人书》，见《萨斯迦世京》，第78—81页。
④《元史成宗纪》卷一八、第388页。
①周恩来：《关于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逊，第370页。
②陈佳华、傅克东：《八旗建立前满洲牛录和人口初探》，载《满族史研究集》，第280页。
③同①。
①《兴中会宣言》，载《孙中山选集》上卷，弟19页—20页。
二、几个理论问题
（一）在民族史研究中，如何体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体现民族平等的精神
民族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提出的口号，后来无产阶级革命才实行真正的民族平等。所以，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都不存在民族平等，各个朝代都是实行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我们不能拿当时不存在的原则去要求那个时代的人，不能拿民族平等的原则去要求秦、汉、唐、宋、元、明、清任何一个王朝。然而，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种种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论置于当时的具体环境之中加以考察，把这个立场和方法用于民族的研究，要求我们以民族平等的原则贯穿于整个的研究之中。具体来说，就是要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用同一个标准、一视同仁地去对待历史上的大民族和小民族、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用同一个标准对待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和纷争，评价其曲直与是非。
由于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的原因，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在民族史的研究中，都是以统治民族的利益作为评判民族之间是非的标准，二十四史上凡是汉族统治王朝所编的历史典籍中，对汉族与异族之间的交往和战争，一般都以汉族为是，异族为非。对于这些史籍所反映的观点，建国后史学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了一些具体研究分发表于 2011-9-25 15:08:36|只看该作者 析批判，确立了民族平等原则，但还有不少问题，缺乏具体的研究分析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还沿用过去的观点。比如，隋未农民起义领袖刘黑闼，因为联合了突厥，便被指责为“勾结”突厥，“引突厥入寇”②，有的史书指责刘黑闼是“丧失了民族立潮③。这样的观点，至今在史学研究中仍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农民起义联合了突厥，说明了汉族与各民族人民联合起义反对封建统治阶级，是正义的。把这种联合指责为“勾结”、“丧失民族立潮，是不符合民族平等原则的。因为，农民起义本来是正义斗争，只因为联合了突厥，便受到否定和指责，这不是以事物本来的是非为是非，而是以民族来划分是非。又如，关于统一中国的战争。多年以来，史学工作者普遍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西汉王朝在更大范围内的进一步统一中国，曹魏统一北部中国等历次战争和唐太宗、宋大祖、明太祖先后消灭割据、统一中国的战争，都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是进步的。但对蒙古（元）和清朝（满族）进行的统一中国的战争，却持否定的态度。这就反映出，没有把各民族与汉族一视同仁、同等对待。既然汉族可以统一中国，为什么各民族统一中国就要加以否定呢？可喜的是，这种长期统治中国史坛的观点，这些年来逐渐发生变化。19S3年6月出版的《中国史稿》第五册①评价元灭宋，统一中国，“具有深远的意义”；“使我国广大地区处于一个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进一步密切了我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生产，也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又指出他们在统一战争中进行了屠杀、掠夺，受到反抗，汉族人民和某些南宋官员如文天祥等的反抗斗争都是正义的。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符合民族平等原则的。
对清朝入关统一中国的评价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清朝入关统一中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统一中国；二是民族矛盾和压迫。从第一个特点统一中国的问题上来看，入关初期，民族矛盾和压迫很突出，但很快作了调整，最后统一全国。从本质上讲，这种统一应当说基本上是进步的，具有深远的意义。主要原因：第一，明王朝后期已腐朽到极点，政治败坏，经济调敝，苛政猛于虎，人民实在活不下去了。而当地的满族，却是一种向上的、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新生力量代替腐朽力量，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好事；第二，客观效果证实了清朝统一中国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明王朝后期的苛政，发展了经济，人民生活较明未有所改善，政治比较安定，出现了康、雍、乾的“盛世”；第三，尤其重要的，统一中国具备了强大的力量，坚决抗击了沙俄、英国等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巩固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祖先世代相传艰苦经营的祖国统一大业，井发展了这个统一大业，使中华民族以一个文明强盛之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晚年写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这篇遗文中讲得非常好，他说：“历史上腐朽国家如北宋、南宋末年，都不过是单纯的剥削机器，抵御外患的作用丝毫也不存在了。虽然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是汉人，但汉族史学工作者不值得为他们呼喊，说是受了侵略，并且谴责侵略者。我们应该严厉谴责那架剥削机器，赞成有人出来打倒它，女真灭北未，蒙古灭金和宋，都是合乎规律的事情。”②范文澜先生虽然说的是宋朝，但是后来末期的明朝，比末期的宋朝的腐朽有过之而无不及，满族起来推翻它的腐朽统治，同样是“合乎规律的事情”。
第二个特点，是它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清朝不同于秦、汉、魏统一中国时主要是汉族王朝与汉族王朝之争，而它主要是满族王朝与汉族王朝之争。剥削阶级统治的时代，总是实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的，清朝统一中国时，也是实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的。它们在战争中，大肆杀戮、俘掠，实行民族压迫，强迫汉人剃发、易服，投充、圈地，等等，都是应该予以批判的。因此，汉族人民反抗杀戮俘掠，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仍然是应予肯定的，史可法的反抗行为也是应予肯定的。后来清王朝统一全国后，对民族政策作了让步和调整，康雍乾时期，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缓和了统一战争期间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总的来看，在清朝统一中国的问题上，一方面，对其错误政策应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对其统一中国的产用，应予以肯定。列宁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用来评价清朝统一中国的战争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①清朝统一中国的战争，不正是这样的吗？
（二）民族形成问题
恩格斯在论证人类的发展问题时说：“队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有些民族，还经过由部落到部落联盟的阶段而形成。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形成为民族，最显著的特征，是由以血缘为主要因素的人们共同体转变为以地缘为主要因素的人们共同体。即民族这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有着生活和活动的共同地域，在这个共同地域中，既含有以往血缘关系的那些亲族关系的人群，又含有非亲族关系的人群，而且后者所占的数量越来越大，同时，这个民族的人们共同体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的经济生活，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些诸多共同因素上所综合形成的共同的自我民族意识，即自认为自己属于本民族而不是任何其它的民族的自我意识。这些，就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特征。在民族特征的这个问题上，现在国内和国外，都还在争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应该允许继续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作更深入的探讨。
民族形成的时问，最早的应该是在原始社会后期。它早于阶级和国家的形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附录《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的按语中，首先使用了“原始民族”的概念③。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在其它一些著作中多次使用了“野蛮民族”、“蒙昧民族”，“游牧民族”等概念，这些概念，据我们的分析和理解，认为一般指的均是那些尚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人们共同体。当然还有很多民族，是在阶级、国家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对民族的识别中。把处于各种社会形态的人们共同体，包括一些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人们共同体，只要是基本上具备了前述那些特征的，均被认定为民族。这个识别方法，是符合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定义的。
此外还有很多民族，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后形成的。如汉族晃在原华夏族的基础上在汉代就开始形成的，回族是在元明时期由外来的阿拉伯、波斯人和中国的一人民族成员共同融台形成的，国外有些民族则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恩格斯和列宁都使用过“资本主义民族”④的概念。在民族概念的问题上，我们认为，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等多种类型。
（三）中国民族史涵盖范围和中国“疆域”问题
中国历史上民族众多，许多民族在今天中国的领土上的某些地区建立过大大小小的国家，他们同中原王朝的关系十分复杂，或统一于中原王朝，或独立于中原王朝管辖之外，或先独立后统一，或统一后又分立，等等，这样就产生了历史上哪些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包括哪些地方的问题，由此又涉及到中国民族史中应该把哪些民族作为中国的民族写入全书的问题。
建国40多年来，这个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意见，而撰写民族史又必须回答这一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这样一些见解：
有的认为，应该以今天中同疆域力基本范围；有的认为，应该以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的疆域为基本范围；又有的认为，应该以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等等，这些意见，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我门现在写民族爽，仍然还得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所称的“中国”，是现代中国的概念。它同占代所称的“中国”不同。古代的“中国”具有多义：一是指王朝京师之地如“惠此中国，以绥四方”①；一是指华夏/汉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②；一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诸侯国，如“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③。此外，还有专用于文化而非地域的概念。从这里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与今大的“中国”概念大不一样，两者的疆域也很不相同。我们今天写中国民族史，既要认定今大中国的疆域以及在此疆域内的民族，又要涉及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及其疆域内的民族。对今天中国的疆域范围，当然是很明确的，但对历史上中国的疆域范围，就很难给以一个科学的界定，这是由于中国的疆域是长期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长期形成的过程中，疆域也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这里就涉及一个标准，一个观点，即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应不应该既包括那些为历代中原上朝所管辖的民族，又包括那些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的民族？比如，秦汉时期的匈奴、宋辽金四夏时期的契丹、女真、党项等，他们是不是中国的民族？过去的一般看法，都把这些民族排除在中国之外，由此影响到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比如，在一段时间里，把戏曲中的“四郎探母”的戏认定为“汉奸”戏而禁止演出，就是把奚丹的辽作为“外国”了我门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妥当的。因为，中国是汉族和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只以汉族的中原王朝为中国，就脱离了实际，歪曲了历史。而且，历史上各民族的政权总是在统——割据——统一中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后来都重新统一起来，不能把暂时的割据状态中的民族，排除在中国之外。但是，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历史上的各民族是不是都是历史上中国的民族？此外，还涉及到当初在中原王朝管辖之内，后来并不在中国疆域之内的民族，比如元朝在中亚和欧洲所管辖的一些地区。
针对这些复杂状况，我们认为，今天写中国民族史，应该有这样几个观点：
——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现代中国疆域的基本范围大致是在19世纪中叶才形成的。
——历史上的中国既包含了汉族王朝的疆域，也包含了各民族王朝的疆域，绝不能以中原王朝的疆域为疆域；如果以中原王朝疆域为疆域，就把许多民族划出中国了，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过去曾经在中原王朝管辖过的地区，如元朝在中亚和欧洲地区建立的王朝，不能算作中国的疆域，因为，元朝西征的战争并非正义，那种占领也是历史上的暂时现象。但元朝和蒙占族的活动都应写入中国民族史中。
因此，我们认为，今天写中国民族史，应该既包括今天中国疆域内的民族，又包括虽然今天下在中国疆域内、但历史上却在中国疆域内的民族；同时也包括今天中国各民族的先民；但元朝西侵地区应该排除在中国疆域之外。
（四）民族竞争问题
从原始社会后期民族开始形成之日起，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中，民族是在竞争中发展、兴盛和消失的。这种竞争，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尤其在军事方面，用战争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来剥削、掠夺异民族，来统治和压迫异民族，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幕幕常见剧。但是军事实力又是以经济、政治实力为基础作后盾的。这种竞争是十分激烈的。竞争的胜利者，走向了发展和强盛、文明；竞争的失败者，走向了没落直至消失。像汉族就有非常强的竞争力，他虽经历过某些时期相对较弱的状态，但他总的变化过程却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兴旺、壮大；即使他在被兄弟民族统治的条件下，都能对统治民族发挥强大的同化作用。像蒙古族、壮族。口族等一些民族也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蒙古族能够在元朝亡后继续保存自己的民族特性并逐步地恢复和发展自己。壮族能够在汉族文化强大的影响下保存和发展自己，成为今天中国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第一大民族。尤其是回族在极其分散并不断遭受历代封建统治者大民族主义的迫害下，仍能顽强地保存和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像匈奴这类民族，历史上十分强大，叱咤风云，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但最后消失在历史之中。像吴、楚、巴、蜀等一些民族，历史上也曾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但最后主要被华夏/汉族所同化。这类历史现象很多，也很复杂。尽管每一个消失的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具体原因，但归根到底，是他们发表于 2011-9-25 15:09:41|只看该作者 自己在竞争中落伍了，从而随历史的流逝而消失。
民族竞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先进者胜，落后者败。但这并非绝对因素。一些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游牧民族，曾经战胜井统治生产力比较先进的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就是明证。从总的来看，应该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汇聚而成的综合力的强弱，是竞争成败的关键所在；但这种综合力永远受着生产力的助长或制约。因此，研究中国民族史，必须把民族的发展、斗争、兴衰直至一些民族的消失，置于竞争的大环境中去考察、去分析、去认识。
（五）中华各民族的个性与共性问题
近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提出了中华各民族的个性与共性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对我们认识历史上汉族同兄弟民族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互助，吸收与融合，矛盾与斗争，共同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意义。它是贯穿于整个中国民族发展史中的一条轴线。
“中华民族”这个专称始见于清末，今天它的含义，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包括历史上的和现在的各民族在内。在中华各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地区最广、文化又比较发达，所以居于主体民族的地位。各兄弟民族对于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和文明的中国，都曾作出过自己重要的贡献。研究各民族的个性与共性的产生、发展和彼此关系，就要以汉族同各民族的个性与共性作为两个大单元来进行比较，同时，也要参照各民族之间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才成。
1.汉族的个性和特点
（1）活动的地域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要区域。华夏族/汉族原来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后来长江流域的楚国，统一于秦，楚及其原先合并的一些民族都随着楚人与华夏的融合而融合，演变成为华夏族。长江下游的吴国、楚国、巴、蜀等国，后来都统一于秦后，很多融合为华夏族。因此，华夏族的主要活动区域由黄河流域而发展到长江流域。汉朝以后，汉族就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为主要活动区域，并延伸到全国各地。一直到现在，仍保持着这个特点。
（2）以经营农业为主，构成了汉族经济的主要特征。这种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特点，直接影响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的内涵。
传说中的华夏族的祖先——黄帝，原以游牧为主，后来进入黄河流域，就演变为以农业为主了。夏族、商族、周族的农业不断进步。秦汉以后，汉族的农业就相当发达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
汉族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手工业、畜牧业只占有很小的份额。手工业依附于农业而存在，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而生产的手工业品。或系农业的副产品，或系农业劳动力兼营的产品。统治中原地区几千年的“男耕女织”，概括了农业社会的特点，农民们自己种田、种棉、养蚕，妇女在家纺纱、织布、缝纫，供给全家人吃穿。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所以中国农村几千年来都是缺吃少穿。由此，就没有或很少有多余的粮食和布匹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也没有多余的其它手工业品供给市场，所以，商品经济极不发达。整个农业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一些小量的交换，都是直接服从于农业和农民生活所需的。
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手工业、工业主要在大中城市，而广大农村仍然基本维持着“男耕女织”的故态。就整个汉族社会而言，农业仍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未改变。
汉族的畜牧业也是依附于农业而存在的。养鸡司晨，养牛耕田，养猪吃肉，饲料来源于种地，饲养牲畜服务于农业和生活需要。
（3）汉族的文化，在汉以前是多元文化状态，汉以后直至民国时期，儒家思想和文化占居统治地位。
夏、商、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的文化.在百家争鸣的状态中，各种学说、主张、思想，五采缤纷，竞争不已，尤以儒家、墨家、法家的影响为大。这期间，华夏文化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有一种思想学说，就是“大一统”①学说，虽然这一学说展现于战国时期，但一个重大思想学说的酝酿，必然经过长期的形成过程，当然早于战国时期。这个学说一经提出，受到各家的赞许并予以吸收，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的许多诸候列国，分裂割据各霸一方，互相征战，但都以大一统相号召，以大一统指导自己的行动，无论是军事争战还是政治征服，都是力图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建立以一统江山为目标。秦朝把这个学说用实践取得成功，终于统一了天下。叹朝以后，这个学说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理论。
到了汉代，由董仲舒提出而形成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得到贯彻执行；从此，儒家学说在汉族约2000多年的文化史中占居着统治地位。在儒家学说和思想的统治下，2000多年的各朝各代的统治阶层，均以此进行统治虽然有法律，但解释法律与执行法律都以儒家学说为本，法律处于从属地位，井常常被人为地加以取舍、歪曲为其所用。所以，人治成为汉族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特点。
（4）汉族有共同的民族心理特征。
汉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别于异民族的族体，奉黄帝为祖先，以“炎黄子孙”自诩。他们把自己与戍、狄、蛮、夷的界限划分得十分清楚，如同班固所说：“《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被发左袄……饮食不同，言语不通，群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①。汉朝侯应曾向汉元帝刘爽议论：“中国有礼仪之教，刑罚之诛”②。用来说明汉族与戎、狄、蛮、夷的区别。
民族心理特征，在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汉族古代衣服宽袍大袖，以米面杂粮为主食，住房以大屋顶、飞檐格窗的四合院为主。都以春节为最重要节日，包含着送旧迎新，祈愿未来美好的祝祷之情。很多地区还过端午节和中秋节。
汉族普遍信仰多神教，从汉代以后，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发展，成为汉族的两大宗教。尽管佛、道两教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矛盾很深，斗争很激烈，但都存在下来了，为不少人所信奉。到了近代，基督教传入后，也有许多人信仰。直至民国时期，老百姓中仍然普遍信鬼神，敬祖先，相信阴阳有界，善恶有报；把信奉如来、观世音佛教诸神与老子等道教诸神与城隍、土地等民间诸神以及“敬天法祖”都纳入自己的信仰之中。
2.少数民族的个性和特点
（1）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比较稳定的居住区域。
就全国而言，少数民族大部居住在汉族的四周和祖国的周边地区。即传说的远古时代中的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东、南、西、北四周之中，即华夏/汉族的“中国”。而每一个少数民族又部各有自己的比较媳定的聚居区。经过历史上长期的变化，到民国时期，少数民族居住区域形成了这样一些特点：
——大多数居住在边疆：从内蒙古、新疆到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和东北的部分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为主的聚居地区。
——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的大片牧业区，均系少数民族的聚居区。
——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在内地，但在小范围内仍有着自己的聚居区。居庄内地的少数民族除回族、满族外，又大多居住在山区。
（2）很多少数民族的经济结构以经营畜牧业为主。
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和吐蕃的一部分，契丹、女真的一部分，蒙古都以经营畜牧业为主，而主要经营方式都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很原始，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产牲畜的肉、皮、毛均以自食自用为主，稍有富余的用来以货易货、交换农业区的粮食和铁器等，所以商品经济下发达，处于自给自足的原始状态。
其余居住在农业区的少数民族，大都经营山地农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普遍刀耕火种。农业产品一般不能自给，所以，饥饿与寒冷常常伴随着他们的生活。很少人家有富余的粮食拿去进行交换。生活相对比较好的，也只是那些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上层。这些地区，手工业如织布、制造农具、生活用品等，都附属于农业而没有独立出来。
（3）少数民族的文化呈多元状态。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少数民族使用汉语，其中一小部分少数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
由于大多数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所以他们的历史、文学等，主要为一种口头相传的方式借以传播和流传下来。这些口头的历史故事和文学，内容丰富，包含从“盘古开天辟地”到近现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从军国大事到儿女情史，从部落间的战争到普通人的婚丧、户田诉讼，等等，都借助于民间诗人、歌手和宗族老言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口碑不绝。少数民族的艺术丰彩多姿，能歌善舞是许多少数民族的特长。
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宗教的影响很深，许多方面，如舞蹈、歌曲、口头传说、雕塑、绘画等等，都烙印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这是与汉族大有差异的。经过长期历史的发展，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等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等10多个民族，他们的历史、哲学、医学、文学、天文、地理、数学等许多方面，很多都记载于宗教的经文中，表现于寺庙的建筑、雕塑、壁画中和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中。而其表现形式，在各民族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
（4）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心理特征。
从古代到近代的少数民族，莫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自认为有别于汉族和其它民族。如古楚人白称“蛮夷”①，汉代的南越王尉佗自称“蛮夷大长”②，每一个民族的自称，含有一定的意义，许多自称都有别于外民族对他们的称谓。有的民族，虽然与汉族或其它民族互通婚姻，但往往要让外族人婚嫁后遵从他们的宗教和风俗习惯。有的民族则不许本族人与外族人通婚，借以保持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春本民族光辉历史的文献资料或口头传说，对本民族的历史充满了自豪感。有的民族甚至显露出某些优越感。很多民族对于代表本民族利益，曾同汉族或其它民族作过斗争，进行过起义或反叛的人物，赋予英雄的桂冠。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些英雄人物永远受到本民族的尊敬和爱戴；许多由人而神化成为“神”，而被后人崇敬并加以祭祀。
每一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都强烈地反映了他们的民族心理。他们的服装、饮食，房屋，既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气候等客观条件的产物，又是其文化心理状态的物化反映，表现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信仰的某些观念和情趣。
3.各民族共性的产生和发展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活动，自然地增加了各个民族的共性。共性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自然的产生过程。
（1）封建制是各民族在发展中产生的一大共性。
华夏/汉族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一说在西周）确立了封建制的社会制度。在从春秋战国及其以后的长时期中，很多古代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都由原始制、奴隶制转化成为封建制。
尽管到了民国时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社会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但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都已进入了封建制。当然，还有很多仍处于不很发达的封建制，与汉族相当发达的封建社会相比，仍有很多不同之处，但社会性质是基本相同的。
由于封建制这一共性，使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许多方面程度不同地产生了各民族的井性。
（2）很多少数民族接受了儒家思想和文化，使儒家思想和文化成为汉族与很多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
夏商周时期，“荆蛮”的楚人、东夷族的徐偃王，春秋战国时期的北狄族的中山国，都接受了儒家思想和文化，两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的北魏王朝、内迁的匈奴人很多接受了儒家思想和文化。后来女真族的金朝、党项族所建的西夏王朝、满族建立的清工朝都全面接受儒学，以孔子为师，以儒家思想和文化为立国处世的思想准则。
当然，直到民国时期，虽然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并未接受儒家思想和文化，但大多数已经接受，这就成为这些少数民族同汉族的一大共同点。
即使在以上两个方面的共性形成之时，许多少数民族自己的个性仍然存在，并呈现出鲜明特色。到了近代，汉族的活动区域早已超出黄河流域以及其它一些原来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域。他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主业。文化仍然以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他的汉文、汉语以及自己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仍然保存着自发表于 2011-9-25 15:15:56|只看该作者 己的特色。而各少数民族的个性，仍然呈多元状态，并十分丰富而个性鲜明。直到民国时期，少数民族仍然保持着他们的许多个性。他们中很多民族虽然进入了封建社会，但仍有不少民族还处于封建农奴制、奴隶制、原始氏族制的社会形态。藏、傣、哈已等族，处于封建农奴制，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布朗、鄂伦春、鄂温克等族和海南五指山的黎族以及台湾的部分土著民族仍保留着浓厚的原始社会残余。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区的牧业区的少数民族，仍然保持着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上的个性。南方许多少数民族仍然以山地农业为主。这与汉族地区尚有一定差别，就文化而言，民国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约有60种，21个民族有自己的独具特色的文字，有10几个少数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都包含着明显的特色。这些，都是他们的个性所在。
4.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共性形成的主要因素
华夏/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本民族形成之时，就具有本民族的个性。这种个性随着本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着，其标志也越来越鲜明，特色也越来越显著。每个民族的个性中，都包含着本民族经济、文化的优点和精华。比如某些少数民族以经营畜牧业为主，具有丰富的牧养牲畜的经验和技能，很多少数民族自己独特的歌舞都有着很强的艺术魅力，十分感人，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然，某些个性当中，也包含着一些缺陷和糟粕。比如，某些民族的节日礼仪中含有浓厚的迷信成分。
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井性，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彼此互相往来，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自然地、逐渐地形成的，然而，也有些共性是通过民族的战争而相互促进的。这种交流当中，几种起作用最大的方式，当属各民族间经济贸易、迁徙造成的杂居共处和互通婚熔。
当华夏族和各少数民族走出原始社会樊篱之后，他们便开始以少量的多余农牧产品和土特产品进行初级的交换，到封建社会生产比较发达以后，这种交流大量增加。从汉朝开始，自后历代王朝，汉族与许多少数民族的这种交换都在大量地进行着。早期，主要是通过“互市”与“赏赐”的方式。经济上贸易交换，不仅交流了物资，而且伴随着文化的接触。如在日常交际中互相交流了语言文字，在经济的相互往来中增加了生活上的交往，增加了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请多方面的彼此了解。比较先进的、优秀的文化自然对别的民族进行黛陶而逐渐为其它民族所吸收。
历史上各民族的迁徒是大量的。由迁徙而形成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共处，从而纳入了统一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之中，加速了互相间的影响，发生了自然同化，一些民族便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而一些民族则发展壮大了。
通婚是许多民族互相影响、自然同化的一个重要的行为方式。一些民族的风俗习惯只允许本民族内部通婚，但不少民族允许本族人与外族人通婚。
迁徙和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形成各民族在同一居住区域内杂居共处，导致各民族有血统上的互相渗入，以致生产、生活方式诸多方面互相交流、立相吸收、互相融合。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各民族的共性。许多迁入汉族地区与汉族杂处的少数民族，都逐渐放弃了原来的生产方式，接受了汉族的生产方式，加速了他们社会的封建化，而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也都吸收了别民族的很多新的东西，使之变成本民族的东西。如汉文汉语最后成为汉、满两族的通用语言文字。
到了现代，又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多年来的变化，各民族的共性越来越多，同时某些个性也有所发展。
（六）民族战争问题
历史上有过很多次民族战争，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些战争，是民族史要回答的另一个大问题。
这些年来，在对民族战争的评价上，一般认为，战争的性质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有的意见认为，统治阶级发动的征服别的民族、镇压别的民族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反抗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的战争，是正义的①。有的意见还认为，统一全国的战争和反对民族分裂与平息叛乱的战争，都是属于正义的性质。②
我们认为，古代的民族战争，一般地说，应该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但是有些战争也很难区分清楚。如像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与戎、狄、蛮、夷各族之间的许多次战争，就很难确认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过去史家关于“春秋无义战”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区分民族战争的性质，应按照列宁所说：“主要问题是要弄清楚这个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些阶级准备和进行的。”①“推翻异族压迫（这对1789—1871年的欧洲来说是特别典型的），那末，战争从被压迫国家或民族方面来说是进步的”②。如西汉前期匈奴与汉朝之间的战争，西汉方面是自卫性质的反掠夺战争，当属正义性质。唐朝对后突厥的战争，是维护国家等一、反抗掠夺的战争。宋朝同金朝的战争，是反民族压迫的战争，清朝先后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和大小和卓木的战争，是维护统一，平息叛乱的战争。这类战争，正义在王朝的一方。从另一方面来看，如东汉时期羌人与东汉王朝贯穿于100多年中的数十次战争，均属羌人反抗封建阶级民族压迫的战争，唐朝武则天到玄宗李隆基时期对契丹和奚族的多次战争，或因唐朝当权者为了“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③，或边将欺侮、掠夺奚、契丹而激发起来的反抗，唐玄宗时对南沼的战争，也是唐朝当权者欲以边功邀宠而侵侮南诏所引起，这类战争，非正义在王朝一方；而少数民族的反抗，均具有反抗民族压迫、掠夺的性质。
还有一类战争，就是统一全国的战争，诸如秦朝的统一，以后隋、唐、元、明、清等朝的统一，都进行过民族之间的许多战争。这种统一全国的战争，应属正义的性质。
我们对正义战争的肯定，是对其性质的肯定，并非对这些战争所造成、所带来的不公正和种种苦难也同样予以肯定，相反，对它应待批判态度。列宁曾论述过这类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④这些苦难的现象在任何战争中都是可以经常见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很难避免的。如清朝统一中国战争中出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一类暴行，那当然是应该彻底批判的。
（七）民族英雄问题
对于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凡是对本民族社会的发展、对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有重大贡献的就是民族英雄。
有人认为，凡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在反抗民族压迫和国外侵略的斗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和平，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统治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刻苦耐劳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
在民族英雄中，有没有各民族共同承认的民族英雄？抑或只能说是某一个民族的民族英雄？也有不同的看法：封建社会的民族英雄，一般都是在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战争中产生出来的。那种备民族人民共同承认的英雄，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出现。有人认为，民族英雄有两种：第一种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英雄。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民族民族英雄；第二种是本民族的英雄，即一个民族内部的英雄，这是在跟别的民族斗争中成长，或在本民族内部斗争中成长，或在本民族内部斗争中出现的民族英雄。
我们认为，“民族英雄”与“英雄人物”是两个既有相同部分，又有不同部分的概念。民族英雄都是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却并不都是民族英雄。民族英雄，首先是有民族的因素。只有在民族关系上，才能反映出民族因素来。单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内根本就不存在民族关系问题。反映在民族关系上，能成为“英雄”的，只能在民族之间的斗争中反映出来。例如，岳飞是在汉族同女真族的斗争中、文天祥是在汉族同蒙古族的斗争中、戚继光是在同倭寇的斗争中、郑成功是在同荷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所以他们在历史上才被称作民族英雄。至于英雄人物，既包含了民族英雄在内，又包含了民族英雄以外的英雄。比如，很多史学家、文学家称赞曹操是英雄，但没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因为曹操进行的斗争，主要不是民族之间的斗争。再如，史学著作、文学作品中都普遍称呼刘邦、项羽、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人为英雄人物，但一般没有人称他们为民族英雄。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但他们如果不是产生在民族斗争的条件下，就不应称作民族英雄，否则，就把民族英雄的含义无限地扩大了。
有一种观点把某些反对国内民族压迫的英雄称为某一民族的民族英雄，如称岳飞是汉族的民族英雄；把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如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等。①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凡是中国某一个民族的民族英雄，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因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是由汉族（华夏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上，每一个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历史贡献，都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某一个民族的民族英雄，就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根据这种认识，诸如匈奴族的冒顿单于，统一了匈奴各部，领导人民进行了反东胡民族压迫的斗争，奠定了巨大的功业；吐蕃族的松赞于布，统一了吐蕃各部，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与唐王朝保持了和好关系，促进了唐著的交往和友谊；突厥族的首领土门，领导突厥人民进行了反抗柔然统治阶级民族压迫的起义，使突厥人民从种族奴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建立起强大的突厥汗国；回纥族的骨力裴罗联合其它民族共同反抗后突厥的民族压迫的统治，建立起强大的回纥汗国；女真族阿骨打领导人民进行反辽（契丹）民族压迫的斗争，建立起金朝；壮族的依智高领导壮、苗、瑶等各族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反宋朝统治阶级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艰苦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却给了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把蒙古草原上许多长期各据一方、互相攻掠的各部统一起来，领导蒙古人民进行了反抗金朝民族压迫的斗争发展壮大了蒙古族，建立了蒙古汗国，力后来元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女真——满族的努尔哈齐统一了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女真各部，建立起后金国，进行了反对明朝统治阶级民族压迫的斗争，为清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这些人以及功业与他们类似的人，都应列入民族英雄的行列，既是本民族的英雄，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3册，第86页。
③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中，第53页。
①《中国史槁》编写组编，人民出版社。
②《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3页。
①《列宁全集》弟21卷，第279页。
②《自然辩证法》，第1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1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
①《诗经大雅民劳》。
②《吏记楚世家》卷四○，第1692页。
③《韩非子孤愤》。
①《公羊传隐公元年》。
①《汉书匈奴传下》卷九四下，第3834页。
②同上书，弟3804页。
①《史记楚世家》卷四○，第1692页。
②《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70页。
①参见赵华富：《为正确阐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而斗争》，载于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集，第28页。
②参见陈永龄：《戏曲也必须要正确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载于《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下集，第692页。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70页。
②《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三一。
④《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9发表于 2011-9-25 15:16:42|只看该作者 页。
①彭大雍：《关于我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评价问题》，载《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下集，第678页。
第一编中华民族的起源
1949年以前，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仅限于华夏/汉民族；本书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方面探讨其起源。
民族属于历史的范畴。从人类起源到旧石器时代结束，占据了人类历史99％以上的岁月，在那漫长的时代，当然没有民族的区分；新石器时代各部落与部落集团，也还不能与国家形成以后的民族区分相提并论。然而以现代科学成就说明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来源、社会进化与部落集团状况，是中国民族史应有之义。故本书首先以一编的篇幅，对中华民族的起源作一扼要的叙述。
迄今古人类学的发现与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中华大地上，人类起源的各个阶段没有缺环，可以建立比较完整的进化序列；在世界上，也仅仅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发现。更引人瞩目的是，其体质特征与蒙古人种（黄种）的起源、形成相联系，说明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应是这些繁衍生息于中华大地的远古居民。从而证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特点。
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及同一区系不同类型的区分，反映出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特点；当时社会进化及其多区域不平衡状况，又说明中华民族在起源时代已呈现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同时彼此影响，有着多层次的内在联系与统一性。远古神话传说，与地下发现所反映的上述历史特点，差可相互印证。
总之，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既不是来自中华大地以外的任何一方，也不是均起源于黄河中下游。中华民族是在中华大地上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与统一性。
第一章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特点与多元特点
第一节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诸说
人类起源于何方？是从一个中心起源，还是多中心？一个多世纪以来，曾有过多种说法，至今未能定论。不过，目前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已公认：在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直系祖先。自本世纪60年代在云南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后，1975年又在云南禄丰陆续发现，不仅化石的数量多，并且至今还是世界上唯一发现了腊玛古猿（雌性禄丰古猿）头骨的地点①。
1987年，又在元谋县小河村蝴蝶梁子发现了蝴蝶腊玛古猿。这些重要的发现，在地理上都距元谋直立人发现的地点相距甚近。近些年来，在湖北建始、巴东等处也发现了南方古猿化石，1990年5—6月，在湖北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更发现了一具人类头骨化石，经初步研究断定与1989年5月在同一地点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属同一类型，定名为郧县人②。在郧西也发现过直立人化石；距郧县、郧西县均不甚远的陕西蓝田县也发现了蓝田直立人。这些从猿到人相衔接各个环节的发现，加上其它多处直立人的发现，证实了我国应是人类起源的地区之一；中华民族决非来自中华大地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
那么，在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是从一个中心起源，还是多区域起源发展？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综括先秦史料，叙述共工、驩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而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甫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古代的正统观，影响非常深远，是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说。
自17世纪起，欧洲开始有人认为中国人种与文化来自埃及。这是欧洲人倡中华文明“西来说”最初的假说。到19世纪，法国的东方学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倡中国人种与文化来自巴比伦的巴克族。到本世纪20—30年代，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 G.Anderesson）主要依据我国仰韶文化彩陶艺术的某些图案与西方某些新石器文化中的彩陶风格有相似之处，断言仰韶文化是从西方传播而来，首先开化于中国的新疆，然后才东移发达于中原地区。此为关于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新西来说”。由于安氏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作过开拓性贡献，其假说曾流行一时；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安特生后来对其“西来说”已有所纠正①。此外，还有关于中国人种与中国文化起源干中亚、南亚等说，均可归入“西来说”；起源于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处，略可称之为“南来说”；起源于西伯利亚等处，可称之为“北来说”。凡此种种，以“西来说”最为流行，均可概括称之为关于中国人种与中国文化的“外来说”。
上述各种“外来说”的产生，一方面受着当时流行的学说与方法论的影响，有些也受着西欧中心史观的支配，同时也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与资料缺乏。这些假说提出之后，在中国与西方当时即已受到了驳难，终因考古资料的贫乏而未能消除其影响。至于各种“外来说”的内容及其驳难的详细内容，属学说史范畴，不拟在此详述，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有专节介绍，可资参鉴②。新中国建立以后，对“西来说”等进行了批判，可参考尹达的《中国新石器时代》③等论著。
在当代，关于世界文明起源的学说中，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在其《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认为，世界上有六大文明是独立起源的，即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包括奥尔密克文化和玛雅文化）和秘鲁④。值得注意的是，丹氏所举的六种文明，中华文明既不像两河流域与埃及那样地处五海三洲相接，四通八达之区⑤，因而希腊、罗马文明受其启发而臻于发达，与印度文明也有较密切的联系；也不像美洲印第安文明那样被两大洋隔绝，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不为世人所知⑥。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上述六种古老文明中，唯独中华文明从起源时发展到今天，其文化传统一脉相传，未被割断。中华民族这种独树一帜的特点，在起源时代已经萌芽。
第二节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特点
在中华大地上，埋藏着十分丰富的古人类化石。人类起源与进化，自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各个进化阶段没有缺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远古居民的体质，具有明显的承袭与发展特点，基本上是蒙古人种主干下发生和发展的。种种关于中国人的祖先外来的说法，没有可信的古人类学依据。
一、中华古人类各进化阶段的发现
详细论证中华远古人类各进化阶段的特点与序列，属古人类学的范畴，已有人类学家一系列论著。今简要谱列中华大地远古人类进化各阶段的发现：
直立人，又称猿人，是人类进化的最早阶段，其距今百万年以上者为直立人的早期阶段，数十万年者为中晚阶段。
元谋直立人，或称元谋猿人，简称元谋人（以下均用简称）。
1965年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那蚌村，距今170万年，为我国已得到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①。
蓝田人，1963年在陕西省蓝田县陈家窝发现了古人类的下颌骨，1964年在该县公王岭又发现了古人类的头骨，经研究均定为直立人，命名为蓝田人。其公王岭发现者年代早于陈家窝者，距今约百万年②。
郧县人，1975年在湖北省郧县梅铺龙骨洞已发现四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经鉴定为直立人遗骸，已命名为郧县人，属直立人早期③。前已叙述，1990年又在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经发掘出土一具古人类头骨，经专家研究与1989年在同一地点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属同一直立人类型，仍命名为郧县人。
北京人，1921年和1923年在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猿人洞（周口店第1地点）开始发掘发现古人类化石，1927年命名为北京猿人，现已改称北京直立人。1929年在裴文中教授独自主持下，于12月2日下午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时震动了世界的学术界。自此以后，尤其是发现了旧石器与用火的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了肯定。新中国建立后，又有许多重要发现，前后总计发现了属于40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和不下10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尤其是发现了丰富的用火的遗迹。北京人的文化堆积达40米，积年距今70万—20万年，可证当时已有较稳定的活动范围与较固定的居地。在全世界同一阶段人类遗址中，北京人的材料最为丰富。
和县人，1980年发现于曳徽省和县龙潭洞。年代与北京人相近而较北京人有若干进步性状④。
金牛山人。1984年经发掘发现于辽宁营口市永安乡金牛山。专家研究，认为其头骨形态较北京人进步，而与大荔人比较接近，然而伴生的古生物物种，未越出早更新世⑤。目前，有的著作将金牛山人谱列于直立人⑥，有的谱列于早期智人⑦。尽管属人类进化哪个阶段尚未论定，但这一发现在研究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的过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则无可置疑。在距此不远的辽宁省本溪市庙后山，1979年出土了古人类化石，其形态与金牛山入接近⑧，两者都是东北地区目前已发现的最古的人类。
此外，在安徽省巢县、山东省沂源县、河南省浙川县和南召县、贵州省桐梓县等处，都已发现了直立人化石，并已按人类学传统命名。经过初步研究，这些均属直立人中晚阶段。
早期智人，又称古人。从我国材料看，这一阶段人类生活在距今10万至4万年以前。已发现的有大荔人，发现于陕西省大荔县；丁村人，发现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许家窑人，发现于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长阳人，发现于湖北省长阳县；马坝人，发现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
晚期智人，又称新人。这是生活在距今4万至1万年以前的人类。在我国已发现的范围远较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为宽广，举其要者：山顶洞人，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山顶洞；峙峪人，发现于山西省朔县峙峪；河套人，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河一带；哈尔滨人，发现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阔家岗；安图人，发现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建平人，发现于辽宁省建平县；柳江人，发现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兴义人，发现于贵州省兴义县；丽江人，发现于云南省丽江县；东山人，发现于福建省东山县；左镇人，发现于台湾省台南市左镇。
以上直立人，除元谋人发现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元谋县，地处金沙江南岸，属长江上游；其余比较集中于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早期智人，目前所知比较集中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晚期智人，已知的分布范围，西南至云、贵，东南至闽台，东北至黑龙江，北方至内蒙古；若以与晚期智人相应的旧石器晚期文化分布而论，则已有较晚期智人遗骸化石的发现，范围更大。可见，到了晚智人阶段，也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大地已普遍有了人类的分布。
二、中华古人类与蒙古人种起源形成的联系
自本世纪20年代发现了北京人、河套人等古人类化石以来，古人类学界即已注意到中国古人类的体质不仅一般地表现了人类进化各阶段的特征，还越来越与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相联系，从中已初步追溯出蒙古人种起源与形成的过程。比如，美国人类学家海德路加（Ale■，Hrdli■ka）①曾首先指出铲形门齿是蒙古人种的性质。魏敦瑞（Franz，Weidenreich）曾指出北京猿人具有一系列与蒙古人种密切相关的性状。我国人类学家贾兰坡依据魏登瑞和海德路加的研究结果，统计现代蒙古人种和其他人种有铲形门齿者所占百分比，指出铲形的上门齿在蒙古人种中有最大的优势。在蒙古族人中，有铲形上门齿者，男女均占91.5％；汉人中男性占89.6％，女性占95.2％；居住在美洲的奥克斯印第安人，男女均占98.3％。而黑人男性中占9.O％，女性占7.8％②。据人类学家卡包奈尔（Carbonell）于1963年统计，中国人、日本人中显著具有内侧铲形门齿者占92.7％，上外侧铲形门齿者占91.3％；其他人种，或者完全没有，高者也不过5％③。
过去魏敦瑞曾经将北京人的铲形门齿这一特征，作为北京猿人是现代蒙古人种祖先的一个论据。现在的材料证明，这个特征，一直可以追溯到170万年以前的元谋人。元谋人的两枚上内侧门齿，即已呈现铲形结构④。在我国所发现的古人类遗骸中，凡发现了上门齿的，铲形性质都很明显①。
铲形门齿发育，在我国远古居民中都比较突出，只是表明其与
绪论
一、中国民族史的分期
二、几个理论问题
第一编中华民族的起源
第一章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特点与多元特点
第一节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诸说
第二节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特点
第三节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特点
第二章中华民族起源的时代
第一节原始群与原始氏族社会
第二节原始社会瓦解及向国家民族的过渡
第三章神话传说所反映的各部落集团
第一节史料问题及父权制以前的史影
第二节父权制时代各部落集团
第三节各部落集团间的关系
第二编华夏及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
第一章华夏的三支主要来源：夏人、商人、周人
第一节夏商周三族的起源与兴起
第二节夏商周三族的融合与民族雏形的出现
第二章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民族矛盾激化与诸夏攘夷争霸
第二节七雄兼并与诸夏大认同
第三节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
第三章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第一节东夷
第二节南蛮
第三节西戎
第四节北狄
第三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南北各民族的融合
第一章汉民族的形成
第一节统一的民族基本特征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统一多民族中国主体民族特征的形成
第二章夫余、乌桓与挹娄
第一节夫余与高句骊
第二节乌桓
第三节挹娄
第三章鲜卑
第一节鲜卑族源分布及社会状况
第二节东部鲜卑的兴起及建国
第三节拓跋鲜卑的兴起及建国
第四节西部鲜卑
第五节吐谷浑
第四章匈奴
第一节匈奴的来源与兴起
第二节匈奴的鼎盛及衰落
第三节匈奴国家的分裂和衰亡
第四节4至5世纪的匈奴
第五节匈奴的经济和文化
第五章西域诸族与柔然
第一节西域诸族
第二节柔然
第六章氐与羌
第一节氐族
第二节羌人的兴起与发展
第七章西南夷与百越
第一节西南夷
第二节百越
第四编中华民族的兴盛和祖国统一的加强
第一章突厥
第一节突厥的兴起与分裂
第二节东突厥
第三节西突厥
第四节后突厥
第二章回纥
第一节回纥的起源与兴起
第二节回纥的社会经济与文化
第三节回纥与汉族的关系
第四节回纥的迁徙
第三章吐蕃
第一节吐蕃的族源与兴起
第二节吐蕃王朝的建立
第三节吐蕃王朝的强盛
第四节吐蕃王朝的衰落
第五节吐蕃王朝的崩溃
第四章南诏
第一节南诏的起源和建国
第二节南诏的经济与文化
第三节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第五章莫徭、俚僚与诸蛮
第一节莫徭与东谢、西赵、牂牁诸蛮
第二节俚、僚等族
第三节乌蛮、白蛮等族
第六章渤海、室韦与库莫奚
第一节靺鞨族的来源与变化
第二节粟末靺鞨及渤海
第三节室韦和库莫奚
第五编契丹、女真各民族迭起及其建立政权
第一章契丹
第一节契丹的起源和早期历史
第二节契丹国的建立及其政治与经济
第三节契丹人与汉人、党项人的关系
第四节臣属于契丹的各民族
第五节辽亡与哈喇契丹
第二章女真
第一节女真与大金国
第二节猛安谋克组织
第三节“勃极烈”的废除与封建化
第四节女真与汉、党项等民族的关系
第五节金朝的灭亡与女真人的变迁
第三章西迁后的回鹘
第一节高昌回鹘
第二节河西回鹘
第三节黑汗王朝
第四章党项
第一节党项族的兴起
第二节西夏建国和经济文化
第三节西夏之亡与党项人的去向
第五章沙陀
第一节沙陀的起源、内迁及与唐朝的关系
第二节沙陀族建立的四个政权
第六章吐蕃
第一节吐蕃封建割据的出现
第二节邻近汉区原吐蕃辖区进入封建社会
第七章白蛮与僮苗瑶各民族
第一节白蛮与大理国
第二节僮、苗、瑶等民族的出现及其发展
第六编蒙古族统一全国至满族兴起前的南北各民族
第一章蒙古族的兴起及其发展
第一节蒙古族的兴起
第二节蒙古园的建立与扩张
第三节忽必烈统一全国和元朝兴衰
第二章蒙古族衰微及其经济文化
第一节蒙古园的分裂和衰亡
第二节蒙古族的社会经济
第三节蒙古族的文化和习俗
第三章畏兀儿与回回
第一节高昌畏兀儿
第二节亦力把里和叶尔羌汗国
第三节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第四节回回民族的经济和文化
第四章吐蕃
第一节蒙藏统治阶级的早期关系
第二节蒙元统治全国藏族地区的政策
第三节藏传佛教各教派与元廷的关系
第四节藏族封建社会的发展
第五章女真的再度兴起
第一节元辽阳行省管辖下的女真人
第二节再度兴起的女真人
第六章彝苗瑶僮各民族
第一节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土司制度对南方各民族的统治
第三节南方各民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及抗倭斗争
第七编满族统一全国和各民族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章满族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满族的形成与建立国家政权
第二节清军入关对满族的影响
第三节满族从封建农奴制向地主制的转化
第四节满族的贡献与自身发展
第五节满族统治阶级的腐朽与八旗生计的恶化
第二章蒙古族各部
第一节蒙古族各部的旧清及其政治制度的变化
第二节蒙古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第三节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国
第三章西北和东北诸民族
第一节维吾尔族
第二节哈萨克族
第三节柯尔克孜族
第四节西北和东北其他诸族
第四章南方壮、彝、苗、瑶诸族
第一节南方诸族概况
第二节土司制度的崩溃和改土归流
第三节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第四节南方彝、傣、白、苗、瑶、布依、土家诸民族的反抗斗争
第五章藏族
第一节固始汗底定藏族地区
第二节清朝初年的西藏政局（1644—1720）
第三节西藏地方政治制度的变迁（1720—1793）
第四节清朝前期西北、西南地区的藏族
第八编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和中华民族的解放
第一章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各民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第一节欧美列强入侵各民族地区和各民族政治经济的变化
第二节鸦片战争中各民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第三节北方各民族反对外敌入侵的斗争
第四节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
第五节南方各民族人民的反帝斗争
第二章全国各民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
第一节全国各民族人民参加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第二节咸同年间贵州各民族人民大起义
第三节咸同年间云南各民族起义
第四节内蒙古人民的“独贵龙”运动
第五节西北回民大起义
第三章辛亥革命与民国初期的各民族
第一节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及国民党政府的背离
第二节辛亥革命时期各民族的革命活动
第三节全国各民族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
第四章中国共产克领导下的各民族革命运动
第一节“五四”运动时期的各民族共产主义先进分子
第二节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纲领的制定和各民族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第三节长征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
第五章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全国各民族人民参加的杭日救亡活动
第二节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
第六章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奋斗迎接解放
第一节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各民族人民的苦难
第二节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各民族人民起义
第三节全国各民族人民喜迎解放
后记
本书引用参考书目
绪论
人类经过了漫长的洪荒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产生了民族。从此，这些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便在世界的开化史和文明史上，共存、活动、蕃息；互相竞争，彼此往来；友好时和亲会盟，敌对时兵戎相见，演出了一幕幕蔚为壮观的史篇，开拓着疆野，创造着文明，把社会不断地推向前进。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都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凡是处理得较好的，它便是一个政治安定、社会发展、人民受益的积极因素；反之，就引起政治动乱、社会震荡，甚至战祸不已，造成国家衰落、人民受苦，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启示我们，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必须十分重视，认真对待，妥善解决。为此，研究民族问题，就成为建设国家的一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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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14:43:16|只看该作者 文明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给我们现在和今后千秋万代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个遗产，包含了中国各个民族历史上所创造的业绩。要认识历史，继承遗产，把它用来培育现在和今后中国各民族的发展，都需要我们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要正确解决好中国的民族问题，更需要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加以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去探索、去认识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所经历的光明与黑暗，平坦与坎坷，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和未来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借鉴，这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无论是认识历史，或是作为现实的参考，还是留作将来的借鉴，对中国民族史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国40多年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我国许多民族史研究工作者对中国民族史作了大量的研究，成绩卓著，硕果累累。近10年来，约略统计，出版民族史专著200余种，其中包括民族专史、古代民族史、地方民族史、民族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民族关系史、民族人物传记等等；论文有万余篇。国家民委组织专家学者编写的中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已经出齐，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一本简史。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和许多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一些重要著作也已陆续间世。但是，作为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国民族史的专著还不多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需要我们去加以创造，加以开拓。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经过五六年的共同努力，编写成了这部超过100万字的《中国民族史》。
一、中国民族史的分期
中国民族史的分期，应该有一个能够反映中国各民族产生、发展、兴旺、衰落或消失的客观规律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将帮助我们正确认识民族产生到消失总过程一般的客观规律，从而达到对中国民族史的发展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
把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作为专史进行研究和论述，早在2000年前司马迁的《史记》已经有了精辟的著述，如《大宛列传》、嚷匈奴列传人《南越尉伦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此后班固的《汉书》和许多王朝史都仿效《史记》的体例和写法，撰有各个朝代一些重要民族的专史（传）。它们的特点是，把主要民族一个一个地单独地写出来，而没有把所有民族从总的方面去概括和论述。因此，尽管它们对某些单个的民族的论述比较系统而深入，有不少精辟的见解，成果甚丰，但由于他们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从民族总体的大角度来看，它们的视角比较狭窄，缺少对民族发展受当时社会和国家总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的论述，缺少对民族的社会生产力及其经济发展状况的论述，缺少对民族之间相互关系对备民族发展所产生重大作用的论述，就是说，缺少从宏观上把握住所有民族的总体的论述。
对民族从宏观的角度作大视角的总体研究，是近代才开始的。最为著名的有梁启超、王桐龄、林惠祥等先生。
梁启超先生的两篇鸿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①和《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②是他研究中国民族史的代表作。梁先生研究的问题涉及面甚广，他的主要观点是：以汉族与别的民族的“混合”与“伺化”为中心展开论证。他认为，汉族（他说的“汉族”应是“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为多数民族混合而成”③。他认为，在“先秦以前，中国本土除华族以外，还有八族，即苗族、蛮族、蜀族、巴族、氏族、徐淮族、吴越族、百濮族。最后，除苗、濮二族外，其余六族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即汉族）”④。再一个主要论点，就是汉族同化力强及其原因。梁先生研究的最可贵之处，是把中国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有综合、有分析地从先秦到民国进行历史的研究，其中一些论点和作用的根据均很有见地。其主要缺陷是，以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同化”为中心为立论的基矗这当然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对民族间的通婚、各民族王朝王室和高官显贵的民族出身、民族之间互相更名、改姓等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资料十分丰富，极有价值。他对中国民族史的分期的主要论点是，共分8期：第1期是“汉族胚胎时代”，主要论述“汉族内部之融合”；第2期是“汉族蜕化时代”，主要论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血统之加入”；第3期为“汉族休养时代”；第4期为“汉族第二次蜕化时代”，主要论述“匈奴、乌桓、鲜卑、氏、羌血统之加入”；第5期为“汉族第二次休养时代”，主要论述“高丽、百济、突厥、铁勒、回纥、沙陀、党项、吐蕃、奚，契丹血统之加入”；第6期为“汉族第三次蜕化时代”，主要论述契丹、女真、蒙古及西域诸国血统之加入”；第7期为“汉族第三次休养时代”；第8期为“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主要论述”满族、西藏血统之加入”。①他所说的“蜕化”，是说一个民族“常能吸收外来血统，销纳于吾族团体之中，使之融合无问……造成庞大无伦之中国者，曰唯善蜕化之故”，意即民族同化，王先生这种观点，仍然是以汉族为中心，以汉族同化其它民族为民族史分期的标准，是不言而喻的。
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观点鲜明、资料丰富，很有见解。他的“分期标准”是，以华夏系为主干，依次加入其它诸系，逐渐扩大主干的内容，此主干永远保存其名称与文化，与之混合的诸系则依次失去其名称与文化，归于消失，至少亦减少其人口。据此得出结论：“民族史上之分期实可以备民族之每一次接触混合而至同化为一期。中国之民族既以华夏系为主干，其同化皆系消融于华夏系，故每一期之终亦即华夏系之扩大。准此以论，中国民族史之分期可分为：（1）秦以前，（2）汉至南北朝亡，（3）隋至元亡，（4）明至民国”②。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以华夏族同化少数民族的结果划分阶段来分期的。
这些前辈，对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有很多开创性的见解，很多好的方法，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遗产和发人深思的启迪。但是，由于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他们未能摆脱开以汉族同化其它民族作为标准和王朝体系的束缚。对此，我们第一既不能苟同又不能苛求于前人，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过严；第二要在继承他们业绩的基础上，扬弃他们的缺陷，探索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的、更加科学的认识历史的新路子。
这条新路子，就是要创立一个认识和表达符合中国各民族产生、发展、兴衰或消失规律的方法体系。这个体系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民族观，要突破汉族“中心”论和王朝体系的束缚。
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史，是在宏观上从民族的角度、以民族为基本单元来进行的。既包含汉族，又包含众多的少数民族，汉族是中国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民族，它的生产力水平最高，政治、经济、文化都比少数民族先进，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居于统治民族的地位，它的发展、兴衰，它的方针、措施，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兴衰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时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一方面，写中国民族史必须把汉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放进去，并置于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要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就应把少数民族既作为中华民族总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来写，同时，还要着重撰写每一个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及其与诸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何处理好王朝史与民族史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多年来耐人思考的一个难题。我们认为，历代王朝都对每一个民族的产生、发展、兴衰乃至一些民族的消失，产生过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有时是重大的影响，如秦、汉王朝对华夏/汉族的影响，汉朝对匈奴、百越的影响，元朝、清朝对汉族的影响等；另一方面，备民族的活动又对王朝发挥着重要影响，如汉族之于秦、汉，鲜卑之于北魏，蒙古之于元朝，满族之于清朝，皆是显例。所以，在研究和撰述民族史中，必须将民族史与王朝史紧密结合起来。然而，民族史与王朝史是两个独立的体系。写中国民族史，不能把民族史置于王朝史中作为王朝史的一个部分（中国通史是可以这样作的），而是应把民族史作为独立的一个系统去写，同时，要把它与王朝史紧密联系起来，去研究和撰写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影响。
王朝，是一个政权，一个政治实体，一个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的产生、发展、兴衰和消失，受到它所代表的生产力和所奉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民族，是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个社会群体。他的产生、发展、兴衰或消失，虽然同时受到他的社会生产力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然而他本身井非像政权那样是具有政治、军事实力的机器，他的重大行动是要通过政权来体现的，而且，他还有超越这些因素的重要因素，诸如共同的心理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共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等。这些因素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王朝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民族的发展，也有他自身的规律；尽管它们在某些方面有相同之处，但他们自身的发展规律是起决定作用的。因之，我们应该把民族史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来加以研究和撰写；同时，也不要忘记它与王朝史的密切关系。所以，在写法上，可以把王朝作为背景，将王朝影响民族发展的重大政策和重大事件放进去；同时，也可以把王朝当作历史纪年的一个参考坐标加以参照。
根据以上观点，我们把中国民族史划分为以下七个时期。
1.传说时代一公元前221年，第一编、第二编（时间相当于传说时代至夏、商、周、春秋、战国）；
2.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共441年，第三编（时间相当于秦朝至汉朝）；
3.公元220年—581年，共361年，第四编（时间相当于魏晋南北朝）；
4.公元581年—907年，共326年，第五编（时间相当于隋唐）；
5.公元907年—1206年，共299年，第六编（时间相当于五代十国、辽、宋、夏、金）；
6.公元1206年—1840年，共634年，第七编（时间相当于元、明及清朝前期）；
7.公元1840年—1949年，共109年，第八编（相当于清朝后期至民国）。
现对上述这七个时期分别加以阐述：
（一）传说时代—公元前221年（时间相当于传说时代至夏、商、周、春秋、战国）
这个时期，是中华的各民族起源形成、初步发展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形成了华夏族和许多民族，他们纷纷相继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展开了频繁的激烈的竞争。
在中华大地上，从远古时期开始，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活、开拓、创业、著息，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由于当时无文字记载，所以这段历史多以口碑载道遗留下来。我们所说的传说时代，主要就包含了原始社会时期。
传说时代，许许多多的数以百计的小部落在活动和著息。所谓“三皇”、“五帝”时期的伏蠢、女蜗、燧人、神农、黄帝、炎帝、祝融、共工等，以及蚩尤、三苗、九夷等，他们只不过是千百个氏族、部落中的比较大的、比较出名的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罢了。他们当中，有些到后来具备了民族的因素，开始跨入了民族的门槛。
传说时代至公元前221年，这个时期，诞生了许许多多数以千百计的族体，有些族体已经开始形成民族，有些族体，可能还停留在部落和部落联盟阶段。夏族、商族、周族是这个时期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民族，夏族主要活动于今河南省嵩山到伊水、洛水流域，足迹达到了今山西旨南部和今河北、河南两省交界一带。他们建立了夏王朝，从禹开始，把王位传给子启，由“禅让”制进入“家天下”制，这标志着由原始社会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整个社会在迅速发展、前进。稍后的商，原是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受夏朝的统治，后来建立了商朝，他主要活动在今河南省，势力达到黄河上游和今河北省北部。商族已有较发达的青铜器，可能已使用了牛耕，农业比夏族有较大的进步。周族原先主要活动于渭水流域（今陕西省境内），后迁至周原（歧山）一帝。他的农业比商族更加进步，善养蚕，青铜器的质量很高。在夏、同、周族的周围四方，也开始出现了很多族体。南方和西南方有三苗、庸、蜀、鬃、微、卢、彭、濮、荆蛮、吴、越、巴、夜郎、滇、邛都、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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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14:52:23|只看该作者 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东方有东夷、号称“九夷”，包含吐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东北有东胡、琛Ⅴ觥⑺嗌鳌N鞅焙捅狈接惺稀⑶肌⒎⑶肌⑻旗福■方、土方、鬼方、戎、狄。戎、狄种类很多，有赤狄、东山皋落氏、潞氏、留吁、驿辰、白狄、骊戎、甲氏、肥、鼓、鲜虞、杨拒、泉皋、伊洛之戎、绵诸、绲戎、狄壑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林胡、楼烦、匈奴，等等。东南方有百越请族，包含闽越、南越、骆越等。这些族体，只是见诸记载的一部分比较著名的族体，还有很多没有载入史册和不太出名的，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春秋战国时，人们把那些众多的族体概括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并指出这些族体的特征：“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①这段简炼的概括，把这些族体的特征鲜明地显示出来，包含他们所在的区域（东、南、西、北四方）；他们的穿着打扮（披发文身等）；他们的饮食习惯（不火食等）；而且，从他们的这些习俗中可以看出，他们所在地区的气候和物产，“衣皮”，当指牲畜之皮，即游牧、狩猎民族，当地气候也属寒冷气候。这些特征已反映出了族体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因素中的共同风俗习惯。 这些族体在由部落、部落联盟走向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也相伴而发展、前进。民族的形成、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沿着相同方向而进行的，但并不同步。三苗社会已有“大人”、“小人”之分，能“作五虐之刑”②说明已跨入奴隶社会。巴、蜀到战国时早已进入奴隶社会，已有发达的青铜文化，农业相当发达。秽族的文化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开始懂得天文知识。白狄于战国初在今河北省一带建立了中山国，已普遍使用铁器，经济、文化发达，可能已由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这是当时少数民族中的佼佼者。同时，这个时代也有不少族体却还处于原始的状态之中。如羌人，在战国以前，主要从事原始的游牧和狩猎，到了公元前476—前443年秦厉公时，羌人首领受剑方把放牧和种田农作的方法从秦地传入。百越族系中的于越，春秋战国之际已与诸夏比肩，今广东、广西两省部分地区的越人已能制造青铜器，但还部落分散，不相统一。这也说明，各个民族，包括一些群族内部的不同地区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但是，他们都是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尽管有些快，有些慢。
这个时期形成了很多民族，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华夏族的形成，这也是这个时期的一大特点。华夏或称华。如“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③；或称夏；如“蛮夷猾夏”④；或称华夏，如“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①；或称请夏，如“诸夏亲暖，不可弃也”②。华夏族的祖先，与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有关，当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由西北向中原地区和黄河中下游一带发展时，通过战争和经济文化交往，与羌人、夷人、戎人、狄人、苗人、蛮人互相融合，奠定了后来的华夏族的基矗夏朝时，人们把他们称作夏人。夏朝灭亡后，商人进入夏族的地区，形成夏人与商人的杂居。周灭商后，周人又进入商人的地区与商人杂居，还有些夏、商、周人的贵族、官吏分封到占领过来的蛮夷地区，或由战争引起的迁徙，又在一部分蛮夷地区形成各族杂居。这些杂居地区，遍及黄河流域并扩及到东夷族系地区的淮河流域与南蛮族系地区的长江流域。这种杂居共处促使夏人、商人、局人与戎、狄、蛮、夷人互相融合，为华夏族形成创造了条件。
各族人互通婚清，是民族融合、促进华夏族形成的又一因素。周族的统治者有许多娶羌族女子（多姜姓）、狄族女子（多阻姓）、戎族女子（如大戎、小戎）为妻的例子，民间互通婚姻的为数更多，这样就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华夏族的诞生。
更重要的是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的融合。夏族的文化比戎、狄、蛮、夷都高，商族文化又高于夏族。夏族是在向铜器时代过渡，商族却发展为全盛的青铜器文化。周族吸收了商人文化，创造了更为先进的文化。夏、商、周族的文化，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基矗同时，华夏文化在发展中不断吸收了戎、狄、蛮、夷的文化。有的学者认为，仅族的“五刑”是从三苗学来的③。戎、狄、蛮、夷也大量吸收华夏文化。楚人原称“荆蛮”、“苗蛮”④，自称“蛮夷”⑤，属南蛮族系。他们接受华夏文化早，所以较早地融合为华夏族。长江流域的吴国吴人，原属南蛮族系，史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⑥。越国的越人，本属百越族系，史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⑦。中山国的狄人，属北狄族系，但他们都因受华夏影响最大，吸收华夏文化较早，所以大都被华夏文化所同化成为华夏族。
正是在杂居、通婚、文化的交融下，夏、商、周人与戎、狄、蛮、夷许多民族的成分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这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乃至世界民族发展史上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华夏碾演变成为后来的汉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民族，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各民族的发展都发挥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而且，也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这个时期，中国各民族竟相登上历史政治舞台，展开了频繁的、激烈的竞争。通过这种竞争，一些民族发展了，一些民族衰微了，一些民族甚至消失。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进行终年的艰苦劳动，才能勉强养活自己，社会没有什么多余的农畜产品或渔猎产品，因此也谈不上什么交换。到了奴隶社会，生产力有较大发展，但仍然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不少奴隶终年艰苦劳作，才能勉强养活自己和一个奴隶主。农牧产品虽然稍微有些剩余，可供交换，发展了初级的商品交换，但还是微不足道的，交换的总量是极少的。所以，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前期，比较方便的办法，是从别的部落、别的民族那里把牲畜和农畜产品掠夺过来；同时，要拥有比较多的地盘，才能有较大的森林供自己狩猎，才能有较多的土地供自己耕种，才能有较多的草原供自己放牧。这就是争夺地盘引起战争的一个原因。而进入奴隶制社会，掠夺别人的奴隶，正是发展自己财富的一种惯用的手段。所以，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前期，因掠夺地盘和财富而引起的战争相当频繁。传说中的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的战争，炎黄联盟与蚩尤、与三苗的战争都很激烈。据传说黄帝部落经过52次战斗，才征服了“天下”。后来有夏朝同东夷的战争，商朝同夏朝的战争，商朝同土方、晋方的战争，春秋战国时，这种战争更加频繁而激烈，《诗经》记载说：“小雅尽废，四夷交侵。”《公羊传》记载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春秋时，华夏和戎、狄、蛮、夷有一百几十国，经过战争兼并，到战国时只剩下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了。这中间经过了数不清的战争。但是，这个时期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并不都是战争，也有大量的友好往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互相通婚，等等。在经济、政治领域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互相吸取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如从原始社会的各种制度向奴隶社会的各种制度的转变即是。
通过频繁的和激烈的竞争，到了战国末期，华族发展壮大了，北狄族的匈奴、百越族系的南越、雒越、闽越，氏羌族系的羌族等一些民族发展和壮大起来，而另一些民族由于军事、政治、经济的失败而衰落了，以至消失。如微、庸、卢、彭、鬼方等，他们可能被别的族体所完全同化而不再见于记载，这也从侧面说明，他们本身的落后，造成了自身特征的完全丧失而被别的民族所同化。这种同化，当时大多是在兼并战争下进行的。楚国在竞争中，曾兼并50多个小国，其中就有群舒、淮夷、东夷、百濮、滇、邓、英、夔、六蓼、庸、陈、蔡、杞、莒、越等（当时一些国名也就是族名，即以该族为主组成的政权）；晋国兼并了赤狄的东山皋落氏、廧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驿辰、白狄的肥、彭、鼓以及陆浑之戎、伊洛之戎等。这众多族体中的一些族体，后来就消失在历史的竞争之中。
（二）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共441年（相当于秦朝至汉朝）
这个时期，是汉族形成、汉族与各民族共同创建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汉民族形成，汉族、匈奴族和羌族在发展、蕃息，他们展开了长期的激烈的竞争。继秦代的大统一之后，以汉族为主体联合各民族扩大了祖国的统一，匈奴族、西域诸族、鲜卑族、乌桓族和羌族的大部分，都是在汉朝时统一于中国的；各民族的社会都得到发展和进步。
华夏族形成以后，通过经济往来、文化交流、战争兼井、杂居共处、通婚等多种方式，与戎、狄、蛮、夷众多民族互相不断地同化着。由于华夏文化高，所以，将各民族同化为华夏成分（统一）是那个时代的主要方面。各民族也将华夏人融合为本民族，但数量甚校百越族系的一支东瓯族和另一支闽越族，迁徙到江淮一带以后，都与华夏族杂居，同化为华夏族。秦朝迁50万罪徒之民到岭南与百越杂居，互相融合，一部分华夏人被融合为百越族，一部分百越人被同化为华夏族。西汉王朝将山东贫民70余万口迁到关西（函谷关以西）、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西北部及后套地区）、新秦中（今内蒙古河套以南一带）等地，与匈奴人杂处；又将乌桓族迁到上谷（今河北省西北部）、渔阳（今北京市东）、右北平（今辽宁省西部和河北省东北部）、辽东（今辽宁省中南部）、辽西（今河北省东北部与辽宁省西部）一带，与华夏族、匈奴族杂居。东汉王朝将归附后的南匈奴安置在沿边的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八郡（今甘肃省东部、山西盛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与汉人杂处”；后来又将北匈奴58部20万人迁置在云中、五原、朔方、北地一带与华夏人杂居共处。东汉王朝将南蛮族系的摩君蛮部7000余人迁至江夏地区（今湖北省东部）与华夏族杂处。这种大规模的迁徙造成的杂居，促进了华夏族与众多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通婚和生活往来。在这种密切的交往中，很多匈奴人、乌桓人、南蛮人，被同化演变为华夏人。也有一些华夏人被同化演变为匈奴人、乌桓人、南蛮人。长江流域的吴人、巴人、蜀人以及他们后裔的很多分支，都在与华夏族的杂居中被同化演变成为华夏族。伴随着华夏族社会的进步，华夏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充，日益强大起来，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个人口最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民族。
华夏族在春秋战国时，被人们称呼为“夏”、“华”、“诸夏”、“华夏”。到了汉朝以后，以上的几种称谓仍然继续使用，但同时人们开始把朝代的名称用作族称，用“汉人”——汉族的族称来称呼华夏族。从《史记匈奴传》、《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等记载中有关民族关系的主要传记来看，只有“汉”，当指汉朝；“汉军”，当指汉朝的军队；“汉使”，当指汉朝的使节等称谓，而无“汉人”的称谓。而只是在《汉书李广利传》中记载：汉武帝大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攻西域大宛城40余日不下，“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才开始出现“汉人”的称谓。汉朝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影响扩大，声名远播，因而“汉人”的称谓逐渐得以沿用下来而最后代替了华人、夏人、华夏人等称谓，这便是汉族称谓的由来。但是，汉族并非仅系华夏族名称的简单变化，而是名从实变，其实际内容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前述，华夏族吸收了众多的民族成分，扩大和发展了族体，形成比原来更大、更强盛的族体。
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中说得十分清楚“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皆为蛮。淮南力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驿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洛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皆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可见，华夏族所据有的地盘才占当时全国五分之一，其余五分之四均是各民族的地方。到了秦朝统一中国，华夏族的活动和势力范围已经东至海，东北抵今东北地区，北达大漠南，西临今甘肃、宁夏，南暨今两广。到汉朝时，这个范围更加扩大，把匈奴的地方——大漠，西域的地方——今新疆地区，都纳入了统一中国的范围之内，汉族在这些地方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影响最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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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14:58:44|只看该作者 较之华夏族，是更加壮大、更加强盛了。 这个时期，以汉族为主体，把众多的各民族统一于一个国家——中国之内。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实体，但是，国家是由单一民族或多民族所组成的。在多民族国家，一个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落，与民族有很大的关系，民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时期的中国，以华夏/汉族为主体，把戎、狄、蛮、夷的众多民族统一起来，结束了春秋战国长期以来各民族各自为政的分割局面，秦朝和汉朝把众多的民族统一起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从此，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公元220年—581年，共361年（时间相当于魏晋南北朝）
这个时期，是中国各民族大混战、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台的时期。
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是两个互有联系但又互不相同的概念。民族同化，按照列宁的解释是，“同化的问题，即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①即一个民族或其中一部分人，丧失了自己的特性而变化成另一个民族。民族同化又分两种：一是自然同化，是在自愿的、自然的状态下实现的，是历史发展中的进步现象；另一种是强迫同化，是采取强制手段实现的，是历代统治阶级民族压迫政策的一种表现，是反动的。民族融合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世界上的各个民族的差别逐渐消亡，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新的民族。比如华夏族就是由夏族、商族、周族与戎、狄、蛮、夷的一部分融合而成的，而并非谁同化了谁。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一些专家学者所说的另一种民族融合含义很广，既包含了民族融合，也包含了民族同化。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三国与晋的民族压迫和各民族发展的要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导致各民族大混战，引起民族大迁徙，一方面中原的经济文化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另一方面形成了各民族人民在中原和内地的大杂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和社会交往，出现了各民族大同化、大融合。一些民族发展了、壮大了，另一些民族从历史上消失了。
民族的统一在秦、汉王朝的大统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新格局下的各民族新的竞争，又要导致新的冲突，剧烈时就激化成战乱，重又造成分裂割据的格局。这里就涉及到如何看待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的问题。纵观中国5000年文明史，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总是在统一——分裂——统一的轨道上运行着。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历史的重复，而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由落后向进步的一种螺旋式的发展规律。每一次新的统一，与前一次统一相比较，都是在生产力更加提高、社会更加进步、民族更加发展的新的基础上的统一。所以，到了两晋南北朝，中国社会各民族又展开了新的激烈的竞争，以致打破了秦汉王朝所形成的格局，出现了一个大混战、大分裂、大同化、大融合的局面。但是，这又开始孕育着以后更高层次的统一的基因。这样说，并不是承认分裂的合理性，分裂往往给社会、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分裂又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时期，由于多种原因，其中主要的是由于以汉族为统治阶级各王朝的阶级压迫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加上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懂等因素，人民不断起义，包括了汉族人民的起义和各民族的起义，最后形成了新的分裂割据的局面。匈奴族建立了前赵、北凉、夏3个政权，鲜卑族建立了辽西、代6匕周、前燕、西秦、西燕、后燕、南凉、南燕等9个政权，褐族建立了后赵，氏族建立了仇池、前秦、后凉3个政权，羌族建立了后秦，巴氏族建立了成（后改成汉），汉族建立了前凉、冉魏、西凉、后蜀、北燕等5个政权，总共7个民族建立了23个政权。这些众多的小朝廷先后互相展开了激烈的争战，经过100多年的混战，于公元439年（魏太延五年），才由鲜卑族的北魏王朝重新统一了北方，结束了混乱的状态，与汉族建立的南朝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方，对鲜卑族本身的发展和对中国北方社会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重大的促进作用。鲜卑族原在大漠一带以游牧的畜牧业经济为主，进入今山西（建都平城）和后来迁都洛阳以后，疆域北抵蒙古高原，西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达辽西，南方疆界到了淮河、秦岭一带。在这大片的土地上，鲜卑族的经济开始转向了以农业为主，农业得到很快发展。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弘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改革，让鲜卑人改用汉族的服装；提倡和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孝文帝娶的袁贵人、罗美人、郑光华三位妃嫔都是汉族女子；朝廷上通用汉语；迁都洛阳的鲜卑人都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氏为汉姓等等。这样，就加速了鲜卑族和北魏社会的汉化和向封建制的转化，进入封建社会。同时，一些受他们统治的、进入中原的各民族也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封建化的熏陶，逐渐地向封建制转化。有些原来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也开始转入奴隶社会，如北方的柔然，西晋时，基本上还处于原始生产方式状态，至北魏时，逐渐进入奴隶社会。北方的突厥族，也由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
这个时期，在南朝统治的地区或与南朝有交往的一些南方各民族，如蛮、俚、僚、越、爨等族相当多的一部分，在汉族的影响下，进入了封建社会。
这个时期的民族大同化，主要是自然同化。由于连年的普遍战乱，人民流亡，各民族统治者实行的徒民实京、实边、屯垦等多种原因，出现了民族大迁徒。
过去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各民族人民大量进入中原地区，一部分汉族人民迁到边缘各民族地区。迁人内地的有匈奴、鲜卑、揭、氏、羌、蛮、乌桓、丁零、屠各、卢水胡等很多民族。匈奴和“杂胡”在西晋以后继续不断迁入塞内，只248年（晋泰康五年）一次就迁入10万余口，被安置在雍州（今陕西省中北部）。他们先后井迁入几十万人。鲜卑族早在前秦时就有4万多户被迁至长安。到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时，大量迁入平城，后来迁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时，又大量迁入洛阳。最后他们遍布黄河流域。羯族的后赵石勒将数万羌人由边缘迁入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一带），将10多万户戎人、汉人迁入关东（函谷关和潼关以东地区），将氏、羌人15万户迁到司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冀州（治所在今河北省高邑县东）。他前后迁徒的人口达100万之多。羯族人大量迁入塞内上党郡武乡县（今山西省榆社县西北）和司州、蓟县（今北京市东）、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等地。氏、羌族在魏时迁人1万多户到天水（今甘肃省天水市）一带，西晋以后更大量内迁。后赵石虎迁戎人、汉人10万户于关东（函谷关、潼关以东地区）。前秦苻坚迁汉人和各种夷人10万户于关中。这样，内地的备民族人口大量增加，《晋书》说是：“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这时南方的蛮族人民也大量往北迁人中原，北魏孝文帝将太阳蛮8万多户迁入荆州（晋时治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市），宣武帝元格又将太阳蛮2。8万户迁入内地各州。南蛮族系的多种蛮族遍布于洛阳、关中一带，直至代北（今山西省北部）地区。
汉人也有不少往各民族地区迁徙的。曹魏时，汉人10多万户逃避战乱迁往乌桓，西晋以后又有几万户迁入辽西郡（治所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北），依附鲜卑。北魏曾将山东6州汉人和徒何、高丽、杂夷等10万余口迁入代都（今山西省大同市以北），这里也是鲜卑人的聚居地区。
很多民族原来在塞外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迁入中原以后，受到汉族经济生活的影响，逐渐演变为以经营农业为主。鲜卑族迁人塞内后，统治者发布命令，让百姓休养生息，鼓励农业生产，实行屯田。氏族人开始从事种田、饲养家畜、织布。很多民族在由畜牧业生产转变为农耕的生产中，吸收了汉族封建的生产方式，加速了他们向封建社会的转变。
这个时期的各民族人民，就是通过迁徙与汉人在中原地区杂居、变畜牧为农耕、由部落民转变为编户之民、互相通婚、吸取汉族文化等方式，大量地被汉族所同化，这是由于汉族先进文化所决定的。所以，从两晋南北朝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匈奴、鲜卑、羯、屠各、卢水胡等族的活动了，他们已主要同化于汉族和其它一些民族之中。羌人和氏人迁入中原的那部分，也被汉族所同化，同时，还有数量不多的一部分汉人被同化于各民族之中。如北齐神武帝高欢的祖先和他本人，原先都是汉人，后来生活在鲜卑族中完全被鲜卑化了。但从总的情况看，各民族人民大量被汉族同化，是这个时期民族同化的主要方面。
（四）公元581年—907年，共326年（时间相当于隋唐）
这个时期，是各个民族的社会得到很大发展、进步，在新的更高阶段上走向新的统一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突厥、回纪、渤海（靺鞨）、吐蕃等民族的社会获得很大的发展和进步，经济、文化水平比过去的一些民族（如匈奴、鲜卑、柔然、羌、吐谷浑等）都高。汉族与各民族的统一，是在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很大发展、互相间更加紧密结合上的统一。唐朝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过两晋南北朝时期很长的一段战乱，隋唐王朝又将各民族纳入了统一之中。这个时期的统一，仍是以汉族为主体，无沦是汉族还是各民族，大多数民族的社会都比过去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从汉族来说，一般地区的封建制都已进入高度成熟的鼎盛时期。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加完备和有效率，人民的生活也较过去得到较多的改善。有名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就是这个时期以汉族进步为主导的、各民族井同参加创造的社会发展所达到高水平的标志。
这个时期的各民族，大都得到较快的发展和进步。尽管有些民族仍然处在奴隶制阶段，但从历史发展的渐进性来看，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要经过从初期到中期再到后期的发展过程，或者说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初期的同中期的奴隶制社会、中期的同后期的奴隶制社会，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政治、经济、及上层建筑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后者比前青的社会发展总水平要高得多。因此，我们看这一时期的一些民族的奴隶制，不可把它同以前的各民族奴隶制社会发展水平看成是相同的。
这个时期的各民族中比较强大的、最有影响的主要有突厥、回纥、吐蕃、靺鞨和契丹等族。突厥族已进入奴隶制社会，畜牧业甚为发达，他们常以大量的马、羊等与唐朝互市。突厥族已有文字，而此前在突厥地域上活动的匈奴族、鲜卑族都未发现有本族的文字遗留到今天。突厥文在当时各民族文字当中是很先进的，词汇甚为丰富。公元732年用突厥文镌刻的《阙特勤碑》，内容丰富，文字优美，感情充沛，反映出突厥文化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回纥社会也已进入奴隶制社会，畜牧业甚为发达，他们也常以大量马匹与唐朝交换。吐蕃族于7世纪以后，社会迅速发展，松赞于布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政权，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他们善于利用高地蓄水为他，开沟渠灌溉农田，掌握了较好的农耕技术。他们的畜牧业已较完全的游牧方式发展，春夏时驱牛、马、羊、驼逐水草而居，冬季则建立了固定的牧场，开始向定居游牧发展。手工业能冶铁、制造各种兵器、硝皮等。创造了吐蕃文，并在民间普遍通行。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农牧业都比较发达，尤以文化先进闻名于世，士大夫普遍通文艺，懂儒学。当时被誉为“海东盛国”。契丹族原来以畜牧业为主，从事游牧，后来发展了农业、手工业。一些地区的畜牧业也出现了定居游牧的方式。契丹族创立了本族的文字——契丹文。他们接受汉族文化甚多，上层人士的汉文修养尤高，很多士大夫均能吟诗作赋。此外，其它很多民族，都有较大的发展。南方的爨、白蛮族建立的“安宁雄镇”（今云南省安宁）、“城邑绵延”、“闾阎栉比”①，商业十分发达。乌蛮、白蛮等族创建的南诏政权建立了阳直芋城（今云南省大理县）、拓东城（今云南省昆明市）、龙尾城（今大理市下关）等许多生产发达的城市。俚、僚等族在邕州一带开凿了“相思埭”运河灌溉农田，这一带出现了“粮粒丰储”②景象。西域地区许多民族的文化也有很大发展，他们的歌舞传入汉族，唐朝的“十部乐”中就有属于西域各民族的龟兹、疏勒、高昌等多部乐。总之，这个时期的各民族，都以他们的努力和智慧，发展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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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15:05:03|只看该作者 ，开创了恢宏的业绩，为建设各民族共同祖国的文明，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 从以上一些民族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看，他们的社会生产力、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都在这个时期得到较快的发展，社会取得很大的进步。就北方民族的比较来看，突厥、回纥、契丹、靺鞨等，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比原来那片土地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等为先进。他们统一于隋、唐王朝以后，一方面接受了汉族的比较先进文化的影响，加速了自身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各自文化中的精华和优点传播给汉族和其它民族。所以，这个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大统一，比较秦汉时期的大统一，是在各民族更加发展、更高层次上完成的。
构成这个时期各民族在新的基础上的统一，有许多因素，既有各民族本身努力奋斗、加强彼此发展的因素，又有各民族之间互相加强经济文化交往，从而促进共同发展的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唐王朝实行了一套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秦、汉、魏、晋这些王朝，都是以汉族统治者为主在掌握朝政，但他们所奉行的民族政策虽不乏积极内容，但更多地表现在对各民族的歧视、压迫、掠夺和武力征服上。但到了唐王朝，以汉族为主的统治者却实行了一套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虽说从本质上看，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汉族统治者仍然是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的，但其思想、理论、政策、措施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有新的变化，和过去相比已经具备了很多新的积极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唐太宗李世民提出对各民族和汉族要一样对待的主张，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③这虽然在当时民族歧视和压迫制度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真正做到，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各民族的歧视，改善了汉族与各民族的关系。唐王朝当时除任用大量各民族各级首领到朝廷中央作官外，在各民族地区也任用各民族自己的首领为主要长官。如打败吐谷浑后，仍以吐谷浑为本民族可汗，以回纥吐迷度为瀚海都督，以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等皆是明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离其土俗”④，如让一些氏碾保持”可汗”称号，其首领死后按本民族习俗殡葬。法律还规定，各民族内部犯法的，按各民族自己的法规处理。在赋役上，照顾各民族，凡归顺唐朝的各民族“降户”，免除谣役10年。对南方的夷、僚等族的租税减半征收。普遍对各民族实行“和亲”，与铁勒、回纥、吐谷浑、鲜卑、突厥、奚、契丹等族，都建立了和亲关系。据王桐龄先生研究，唐王朝的公主嫁给各民族的有21人之多，还有宗室女子嫁给各民族的17人。⑤唐朝允许各民族迁居内地，包括到京城长安定居。长安城中不仅有大量突厥人，还有不少回纥人、西域各族人等等。这样，就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民族友好，并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和自然同化。西域的白叠布、马、葡萄酒、歌舞、雕塑、绘画、医药等不断流入内地。长安城一时流行起穿戴各民族的衣服，士女们梳起各民族的高舍发式，各民族的歌舞更是风行一时。同时，很多入居内地的各民族人民，如突厥、回纥中的很多人，经过与汉人通婚、互相学习和接受汉族的生产大式以及语言文字，逐渐被汉族所同化。
唐王朝还实行了一项羁摩府州制度，即将统一进来的各民族地区，主要是边疆的各民族地区，划分为都督府、州、县，唐太宗时羁縻府、州有好几百个，到唐玄宗李隆基时达到856个。这种制度使各民族在本民族行政领导和经济管理上拥有相应的权力，也可以按照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所以，这个制度受到各民族的拥护，它在改善民族关系、加强中央与边疆各族的联系上，都发挥了一定的良好作作。
（五）公元907年—1206年，约299年（时间相当于五代十国、辽、宋、夏、金）
这个时期，是汉族的宋朝与契丹族的辽朝、党项族的夏朝、女真族的金朝长期多元对峙、抗争，民族矛盾尖锐、竞争激烈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契丹、党项、女真等各民族迅速发展、壮大；汉族处于相对较弱的状态；各民族通过竞争与经济、文化交流，出现了新的民族大混战、大同化、大融合。
五代十国只经过53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是隋唐向辽、宋、金、夏各民族多元对峙时期的转换阶段。
契丹族于公元947年改“契丹”国号为“辽”，是为辽朝。官的疆域广阔，东北暨今日本海、黑龙江口，西北抵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部，南临今天津市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带，与后来的北宋王朝接壤，形成辽、宋的南北对峙局面。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起北宋王朝。疆域东南抵海，西达今甘肃省，北至今天津市、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带与辽接界。
羌族的一支——党项族于公元1032年建立了西夏王朝，疆域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一部分地区，与辽和宋朝鼎立。
女真族于公元1115年建立金朝，最初的疆域基本上在今吉林省，后来很快扩大，东北临今日本海，南抵淮河、秦岭，西至甘肃省，北达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与南宋相对峙。
辽、宋、夏、金各民族政权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激烈争战。宋朝于公元979年和986年先后两次发动对辽战争，均告失败。后来辽朝几次大举南下进攻宋朝，1004年宋朝被迫签订“和约”，每年向辽朝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双方恢复了和平关系。西夏国建立以后，国王元吴表示愿向宋称臣，请求宋朝承认西夏国并给他封帝号。但宋朝不允。于是元昙多次出兵进攻宋朝。
10村年，双方议和。西夏取消帝号，仍由宋册封为夏国王，宋廷每年给西夏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重开沿边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往来。金朝与辽朝也不断发生战争。宋朝曾经和金朝订立盟约，侍灭了辽朝以后，将燕云16州（主要在今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归还宋朝。
1125年，辽朝灭亡后，金朝不履行诺言，并乘胜向宋朝进攻，1127年攻破开封，俘虏徽宗赵佶、钦宗赵桓两个皇帝北去，北宋灭亡。同年，宋徽宗的儿子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县）称帝，建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与金朝对峙，史称南宋。
1128年，金朝分三路进攻南宋。
1141年南宋被迫与金朝签订了条约：宋、金间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为界；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输纳银25万西、绢25万匹。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绍兴和议”。
从上述历史中可以看出，辽、宋、夏、金几个政权都在主动地或被动地进行激烈的战争，以争取登上统治民族的宝座。这场互相对峙或鼎立中的争斗达到约两个半世纪之久，时间不可谓不长久。
这个时期，是各民族迅速发展、壮大，汉族则在政治、军事上处于相对衰弱的状态。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除少数小的战争具有偶然性外，大的战争（大多数时间延续较长）都是双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基础社会生产力发达与否所形成的综合力量的较量。北宋向辽朝每年输纳大量的绢和银，向西夏每年输纳大量的绢、银、茶，这都是一种弱者对强者的赔偿，是一种屈辱行为的表现。直到后来，北宋王朝被金朝攻灭，南宋王朝向金称臣，每年向金朝输纳大量的绢和银，都是证明。这时以汉族力主体的宋王朝，比过去处于较弱的状态。尽管王朝与民族有区别，各个民族的政权所辖地域也井非一个民族，但辽朝以契丹族、宋朝以汉族、西夏以党项族、金朝以女真族为统治民族却无庸置疑，因此，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强弱。
从疆域状况看，北宋王朝的疆域局限于东南一片不大的区域内，与辽、西夏、回鹘、黑汗、吐蕃、大理等王朝所构成的总面积（这个面积，大致是秦汉王朝统一以后所形成的面积，略大于今天中国的疆域）来看，不超过五分之一。而南宋王朝的疆域更校在私有制社会，不断变动中一个民族的政权的疆域，尤其是在连续战乱中波动着的疆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实力，以及它的强弱。既然宋朝与秦、汉、隋、唐诸王朝都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然而它却比秦、汉、隋、唐小得多，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民族的实力相对地大不如以前了。
这个时期各民族的社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与进步，日益走向强盛。契丹族早期以渔猎为主，后来开始经营畜牧业。唐未五代时，契丹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很快，到阿保机统一契丹，后来建立辽朝时，已经是奴隶制社会。辽朝后期，封建制的社会形态已在相当大一部分地区确立。有的学者认为，这时“封建制占居了主导地位”①，这是很可能的，对此仍可继续进行探讨，但辽朝的燕云16州等大片地区为封建制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其它地区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时期，它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甚快，达到当时较高的水平。主要生产畜牧业所牧养的牲畜曾经达到“牧马著息，多至百万”②。农业的发展，到了辽圣宗耶律隆绪时“积粟数十万斛，斗米数钱”③，手工业的马具被誉为“天下第一”④，陶瓷、纺织部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党项族在6世纪后期处于原始社会，唐、五代时已进入阶级社会，后来辽朝时基本上采取了唐、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畜牧业、农业的生产力都得到较快的发展。党项的西夏王朝这个比较小的王国之所以能屹立不动约200年之久，与宋、辽、金、吐蕃等强敌相抗衡，正是由于它的社会生产力较为发达所形成的强盛的综合力量所使然。女真族在公元10世纪前后，还处于原始社会，但到金王朝建立之时，它的社会已经形成奴隶制，到了它灭辽和北宋两个王朝后，接受了辽、宋大片土地上封建文化的强烈影响，迅速转化为封建社会。公元1153年，金废帝海陵王完颜亮把都城迁到燕京（今北京市），就是向封建制转化的标志。金朝的中央统治制度，均采用了辽、宋旧制，土地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的社会生产力因之得到较快的发展，并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女真文。他们的经济实力同时支撑了对辽、宋战争的胜利，可是大筑宫殿，日益豪华，弄到后来才走向衰败。总之，这个时期的契丹、党项、女真都得到较大的发展和进步。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些方面，并不比汉族逊色，而且还有许多优越之处，被汉族所效法、吸收，从而为中华民族总体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时，其它一些民族在这个时期也都获得较快的发展与进步，诸如西域的喀喇汗、于阗、高昌等。突厥的《福乐智慧》和《夹厥语大词典》都标志着他的文化达到较高的水平。高昌的木刻印刷术与壁画艺术也都很发达。白蛮、乌蛮族为主的大理政权已实行封建制，经济文化水平与汉族相差无几。
这个时期的契丹、党项、女真等许多民族和汉族，在互相对峙、割据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自己、战胜对手，都在努力寻求增强自身实力的各种思想和办法，这种激烈竞争的客观形势，逼得他们想尽办法改进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而首先需要的就是指导改进这些制度的思想，于是，他们都从自来占居先进地位的汉族文化中去寻找营养。诸如模仿唐宋的政制，吸取和传播儒家学说，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同化、大融合，尤其是战争所带来的迁徙、形成的杂居、互相通婚，更加速了这种发展。
契丹族占领燕云16州入主中原，金朝的女真族后来也入主中原，他们都与汉族杂居。金朝还将上百万女真、奚、契丹等族百姓迁入长城以内屯田，与汉族杂居共处，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所建立的王朝，仿照采用汉族的各种制度，契丹得燕云地区后，以幽州为燕京，仿照唐朝制度设官制，大量启用汉人为官，汉人担任宰相、尚书、节度使等实权高官的不在少数。金朝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辽道宗耶律洪基采用科举制度选士。他还笃好文学，一时汉文、汉诗风行于朝野。契丹官员除留居东北故地的仍旧穿着契丹服装外，皇帝和进入燕云地区的契丹官员，皆改穿汉族衣冠。金朝灭了北宋以后，把宋朝的车辖、冠服、礼器、法器、乐器、祭器、仪仗、图书、文物等运到北方，广为传播，为女真族所吸收。西夏仿照宋朝制度制定官制，设立汉学，尊孔子为圣人，提倡儒学，契丹与女真族都广泛与汉族通婚。辽朝的义宗、世宗、圣宗等帝，都娶汉族女子为后、妃，并有好几位辽朝公主与汉人为婚。金朝的熙宗、世宗、章宗、宣宗皆娶汉族女子为妃、嫔。通过上述多种方式，到宋、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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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15:07:17|只看该作者 、金时期结束以后，契丹族名已不再见于史籍，主要被同化于汉族之中。金朝就称辽朝人（包括契丹人）为“汉人”，称宋朝人为“南人”。后来元朝又以金朝人（包括女真人）为“汉人”，以宋朝人为“南人”。可见他们与仅人融合同化之深。女真族除一部分被同化于汉族外，还有一部分得到发展，演变为后来的满族。党项族除一部分被同化于吐蕃、蒙古族外，主要被同化于汉族之中。 （六）公元1206年—1840年，共634年（时间相当于元、明、清前期）
这个时期，是以蒙古族、满族为代表的各民族取得迅速发展、走向强盛，开创了以各民族为主的统一全国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蒙古族、满族等许多民族迅速发展，急遽向封建制转化，生产力有较快发展，社会获得很大进步；汉族相对地处于较弱状态；西藏归入祖国的统一之中；进入19世纪，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了。
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和秦始皇统一中国的2000多年中，在神州大地上统一全国的，绝大多数的王朝都是以汉族为主，汉族是统治民族，无论秦、汉、砚、晋、隋、唐等等，但历史进入公元10世纪之际，这种历史发展的常规被打破了，被彻底改变了，一个少数民族——蒙古，统一了中国，成为统治民族；而相隔不久（270多年），另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又一次统一了中国，成为统治民族。这两个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元朝和清朝，先后经历了长达370多年的时间，最后确立和巩固了中国的疆域，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为中华民族5000年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添写了新篇章，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在中国民族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伟大的史实；也是中国民族史中的一大特点，而相对说来，一向居于统治地位的汉族，则沦为被统治民族，大有今不如昔之感了。
这种历史现象，在中国民族发展史的规律中增添了新的内容，这绝非偶然，其中有许多原因。考察并探讨这些原因，对认识中国民族发展史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蒙古族、满族的崛起、发展、进步及其壮大在这个时代，是一种新兴力量的代表。他们后来壮大到其力量不仅可以征服全国，而且其能力可以治理全国长达近100年或近300年之久。长期以来，传统观点总是强调蒙古的军事力量极其强大的超凡作用，其实，正如古人所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①军事力量可以夺取战争的暂时胜利，但要治理一个国家却要靠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及其统治者的治理能力。蒙古族原来处于分散部落状态，大约公元7世纪至10世纪，开始逐步出现了阶级分化。至12世纪，蒙占社会实现了向封建制的过渡。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于公元1206年建立起蒙古汗国时，它已经是一个封建制国家。但其经济结构中领主经济是经济的主要形态。到1279年蒙古统一中国以后，它迅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同时也吸收了其它许多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溶于治理国家的政制之中。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它不仅本身的畜牧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和繁荣，而且全国尤其是华北、西北地区的畜牧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在北方，“数什年来……羊牛马驼之属，射猎贸易之利，自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煦，咸安乐富庶”②。西北地区的牲畜“昌盛逾前”③，他的农业生产亦得到很大发展，南粮北运，东南地区每年向北方运去大量粮食，公元1283年运会只有4万石，1329年增加到350多万石，1293年京师粮仓皆满，粮食无处储存，1294年“以京哉所储充足，诏止运三十万石”④，可见其粮食之丰足。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纺织品大量外销印度等国。他们创立了蒙古文字，撰写了《元朝秘史》和脱脱等编纂的宋、辽、金三史等巨著，这些事实说明，蒙古族为主的元王朝把社会生产力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经济、文化部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所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名著《游记》中对元朝时的中国大加赞许和高度评价。
满族由女真族演变而来。公元1616年，努尔哈齐在统一了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后金的奴隶制政权（也有人认为是封建政权），1618年以后占领明朝的辽沈地区，他们由奴隶制社会急剧向封建社会过渡。
1644年满族入关统一全国以后，经过“康乾之治”和以后的发展，满族地区和中国社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和进步，中华民族和中国一时以强大、发达而著称于世界。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王朝，相当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它奖励垦殖，整顿赋役，兴修水利，大规模治河治运，东北地区满族的农业耕作技术水平已接近或赶上汉族的水平。东北地区粮食不仅自给，而且还有余粮供给关内汉族地区和部分出口。全国的农业生产也都得到较快的发展，手工业、商业很发达，社会安定，国力强盛。满族的文化也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们的《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和《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等著作都有很高的水平，而纳兰性德、曹雪芹等著名作家堪称中华民族文学家中的佼佼者。
以蒙古族为统治民族的元王朝和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王朝，以其强盛的国力奠定和巩固了中国的疆域，为统一和巩固多民族的祖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西藏就是在元朝时统一于祖国的。清王朝为维护多民族祖国的神圣主权，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先后抗击了沙俄殖民主义对我国东北、新疆地区的侵略；击败了廓尔喀对我西藏地区的入侵；粉碎了英国殖民主义对我西藏、新疆的多次侵略阴谋；收复了台湾，等等。这些伟大的成就，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蒙古族和满族作出了不亚于汉族的重大贡献。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构成满族发展、壮大的因素之一是人口发展。满族在“进入中原的时候，只有几十万人”①。据有的学者考证，1616年前后，满族人口约35万②，但“到清朝最盛时，差不多有四五百万人”③。我们并非主张今天还把人口的增长作为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历史上，这无疑是一个民族发展、兴旺的一种表现。
这个时期，相对地说来，汉民族处于较弱的状态。从汉民族本身来看，它仍然在不断地发展着、前进着，但它的总体状态已显露出某些发展滞缓的现象。以汉族为主体的明王朝前期和中期却也颇有生气，但后期统治阶级的腐朽不堪可以说达到极点，最大的特征是宦官当政，给社会造成了严重恶果，弄得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王朝并不等于民族，但王朝的兴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民族的兴衰。以至后来人口处于绝对优势、文化处于先进状态的汉民族，却也无力抵抗满族的清军入关，而被强迫剃发易服圈地投充，由统治民族的地位落到被统治民族的位置。
（七）公元1840—1949年（时间相当于清朝后期、民国）
这个时间，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结成了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整体，是个很重要的新旧交替的时期。
与此相关的，是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华夏/汉民族形成构成中华民族骨干以后的长期发展史看，中华民族一直在不断发展、不断提高、不断进步地前进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以先进的民族脐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地位下降了，为世界强盛的民族所欺侮、所凌辱。正如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所说的：“中国积弱，非一日矣……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①所以他发动辛亥革命，并喊出了：”联台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沉痛呼声。
辛亥革命推翻了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王朝，以汉族为主体联合中华各民族（包括满族的广大人民）为重新振兴中华而走上了一条复兴之路。中华民族以他无穷无尽的智慧和能力，重新登上了世界民族竞争的历史大舞台，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中叶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以上对中国民族史的分期，概括地说，其标准是按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兴旺、衰落，乃至消失所构成的带规律性的因素而形成的阶段来划分的，每个阶段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都以民族为轴线，有的历史阶段以汉族为主导，有的历史阶段以各民族为主导；有的阶段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北方以各民族为主导，南方以汉族为主导；而近代则溶众多民族为一体。总之，不论哪种情况，中国民族史始终以民族为主线贯穿于全书之中。它不同清末至民国时代流行于世的以汉族作中心，或以王朝作中心为标准的分期办法。这就是最大的差别所在。然而，分期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这种分法，只是一种尝试，希望国内外学者不吝指教，我们还将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粱任公近著乃第一期，下卷。
②《中国史研究六篇》。
③《饮冰室专集》，第4页。
④《饮冰室专集》，第13页。
①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3—4页。
②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第23—24页。
①《礼记王制篇》。
②《尚书周书吕刑》。
③《左传》襄十四年。
④《尚书舜典》。
①《左传》襄二十六年。
②《左传闵元年》。
③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4页。
④《国语郑语》。
⑤《史记楚世家》卷四○.第1695页。
⑥《史记吴世家》卷三一，第1445页。
⑦《墨子公孟篇》。
①《列宁全集》第20卷，第9页。
①《南诏德化碑》：向达：《蛮书校注》，第324页。
②章敬辩：《六合坚固大宅颂》。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一四。
④《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⑤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383—385页。
①张正明：《契丹史略》，第853页。
②《辽史道宗纪四》卷二四，第291贡。
③《辽史耶律唐古传》卷九一，第1362页。
④《辽史拾遗》，引《唐明宗实录》。
①《史记郦生陆贸列传》，卷九七，第2699页。
②《道园学古录》卷一五，《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志道）墓碑》。
③《萨斯迪班智达致蕃人书》，见《萨斯迦世京》，第78—81页。
④《元史成宗纪》卷一八、第388页。
①周恩来：《关于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逊，第370页。
②陈佳华、傅克东：《八旗建立前满洲牛录和人口初探》，载《满族史研究集》，第280页。
③同①。
①《兴中会宣言》，载《孙中山选集》上卷，弟19页—20页。
二、几个理论问题
（一）在民族史研究中，如何体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体现民族平等的精神
民族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提出的口号，后来无产阶级革命才实行真正的民族平等。所以，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都不存在民族平等，各个朝代都是实行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我们不能拿当时不存在的原则去要求那个时代的人，不能拿民族平等的原则去要求秦、汉、唐、宋、元、明、清任何一个王朝。然而，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种种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论置于当时的具体环境之中加以考察，把这个立场和方法用于民族的研究，要求我们以民族平等的原则贯穿于整个的研究之中。具体来说，就是要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用同一个标准、一视同仁地去对待历史上的大民族和小民族、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用同一个标准对待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和纷争，评价其曲直与是非。
由于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的原因，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在民族史的研究中，都是以统治民族的利益作为评判民族之间是非的标准，二十四史上凡是汉族统治王朝所编的历史典籍中，对汉族与异族之间的交往和战争，一般都以汉族为是，异族为非。对于这些史籍所反映的观点，建国后史学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了一些具体研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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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15:08:36|只看该作者 析批判，确立了民族平等原则，但还有不少问题，缺乏具体的研究分析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还沿用过去的观点。比如，隋未农民起义领袖刘黑闼，因为联合了突厥，便被指责为“勾结”突厥，“引突厥入寇”②，有的史书指责刘黑闼是“丧失了民族立潮③。这样的观点，至今在史学研究中仍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农民起义联合了突厥，说明了汉族与各民族人民联合起义反对封建统治阶级，是正义的。把这种联合指责为“勾结”、“丧失民族立潮，是不符合民族平等原则的。因为，农民起义本来是正义斗争，只因为联合了突厥，便受到否定和指责，这不是以事物本来的是非为是非，而是以民族来划分是非。又如，关于统一中国的战争。多年以来，史学工作者普遍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西汉王朝在更大范围内的进一步统一中国，曹魏统一北部中国等历次战争和唐太宗、宋大祖、明太祖先后消灭割据、统一中国的战争，都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是进步的。但对蒙古（元）和清朝（满族）进行的统一中国的战争，却持否定的态度。这就反映出，没有把各民族与汉族一视同仁、同等对待。既然汉族可以统一中国，为什么各民族统一中国就要加以否定呢？可喜的是，这种长期统治中国史坛的观点，这些年来逐渐发生变化。19S3年6月出版的《中国史稿》第五册①评价元灭宋，统一中国，“具有深远的意义”；“使我国广大地区处于一个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进一步密切了我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生产，也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又指出他们在统一战争中进行了屠杀、掠夺，受到反抗，汉族人民和某些南宋官员如文天祥等的反抗斗争都是正义的。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符合民族平等原则的。 对清朝入关统一中国的评价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清朝入关统一中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统一中国；二是民族矛盾和压迫。从第一个特点统一中国的问题上来看，入关初期，民族矛盾和压迫很突出，但很快作了调整，最后统一全国。从本质上讲，这种统一应当说基本上是进步的，具有深远的意义。主要原因：第一，明王朝后期已腐朽到极点，政治败坏，经济调敝，苛政猛于虎，人民实在活不下去了。而当地的满族，却是一种向上的、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新生力量代替腐朽力量，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好事；第二，客观效果证实了清朝统一中国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明王朝后期的苛政，发展了经济，人民生活较明未有所改善，政治比较安定，出现了康、雍、乾的“盛世”；第三，尤其重要的，统一中国具备了强大的力量，坚决抗击了沙俄、英国等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巩固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祖先世代相传艰苦经营的祖国统一大业，井发展了这个统一大业，使中华民族以一个文明强盛之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晚年写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这篇遗文中讲得非常好，他说：“历史上腐朽国家如北宋、南宋末年，都不过是单纯的剥削机器，抵御外患的作用丝毫也不存在了。虽然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是汉人，但汉族史学工作者不值得为他们呼喊，说是受了侵略，并且谴责侵略者。我们应该严厉谴责那架剥削机器，赞成有人出来打倒它，女真灭北未，蒙古灭金和宋，都是合乎规律的事情。”②范文澜先生虽然说的是宋朝，但是后来末期的明朝，比末期的宋朝的腐朽有过之而无不及，满族起来推翻它的腐朽统治，同样是“合乎规律的事情”。
第二个特点，是它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清朝不同于秦、汉、魏统一中国时主要是汉族王朝与汉族王朝之争，而它主要是满族王朝与汉族王朝之争。剥削阶级统治的时代，总是实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的，清朝统一中国时，也是实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的。它们在战争中，大肆杀戮、俘掠，实行民族压迫，强迫汉人剃发、易服，投充、圈地，等等，都是应该予以批判的。因此，汉族人民反抗杀戮俘掠，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仍然是应予肯定的，史可法的反抗行为也是应予肯定的。后来清王朝统一全国后，对民族政策作了让步和调整，康雍乾时期，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缓和了统一战争期间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总的来看，在清朝统一中国的问题上，一方面，对其错误政策应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对其统一中国的产用，应予以肯定。列宁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用来评价清朝统一中国的战争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①清朝统一中国的战争，不正是这样的吗？
（二）民族形成问题
恩格斯在论证人类的发展问题时说：“队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有些民族，还经过由部落到部落联盟的阶段而形成。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形成为民族，最显著的特征，是由以血缘为主要因素的人们共同体转变为以地缘为主要因素的人们共同体。即民族这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有着生活和活动的共同地域，在这个共同地域中，既含有以往血缘关系的那些亲族关系的人群，又含有非亲族关系的人群，而且后者所占的数量越来越大，同时，这个民族的人们共同体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的经济生活，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些诸多共同因素上所综合形成的共同的自我民族意识，即自认为自己属于本民族而不是任何其它的民族的自我意识。这些，就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特征。在民族特征的这个问题上，现在国内和国外，都还在争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应该允许继续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作更深入的探讨。
民族形成的时问，最早的应该是在原始社会后期。它早于阶级和国家的形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附录《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的按语中，首先使用了“原始民族”的概念③。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在其它一些著作中多次使用了“野蛮民族”、“蒙昧民族”，“游牧民族”等概念，这些概念，据我们的分析和理解，认为一般指的均是那些尚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人们共同体。当然还有很多民族，是在阶级、国家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对民族的识别中。把处于各种社会形态的人们共同体，包括一些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人们共同体，只要是基本上具备了前述那些特征的，均被认定为民族。这个识别方法，是符合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定义的。
此外还有很多民族，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后形成的。如汉族晃在原华夏族的基础上在汉代就开始形成的，回族是在元明时期由外来的阿拉伯、波斯人和中国的一人民族成员共同融台形成的，国外有些民族则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恩格斯和列宁都使用过“资本主义民族”④的概念。在民族概念的问题上，我们认为，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等多种类型。
（三）中国民族史涵盖范围和中国“疆域”问题
中国历史上民族众多，许多民族在今天中国的领土上的某些地区建立过大大小小的国家，他们同中原王朝的关系十分复杂，或统一于中原王朝，或独立于中原王朝管辖之外，或先独立后统一，或统一后又分立，等等，这样就产生了历史上哪些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包括哪些地方的问题，由此又涉及到中国民族史中应该把哪些民族作为中国的民族写入全书的问题。
建国40多年来，这个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意见，而撰写民族史又必须回答这一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这样一些见解：
有的认为，应该以今天中同疆域力基本范围；有的认为，应该以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的疆域为基本范围；又有的认为，应该以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等等，这些意见，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我门现在写民族爽，仍然还得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所称的“中国”，是现代中国的概念。它同占代所称的“中国”不同。古代的“中国”具有多义：一是指王朝京师之地如“惠此中国，以绥四方”①；一是指华夏/汉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②；一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诸侯国，如“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③。此外，还有专用于文化而非地域的概念。从这里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与今大的“中国”概念大不一样，两者的疆域也很不相同。我们今天写中国民族史，既要认定今大中国的疆域以及在此疆域内的民族，又要涉及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及其疆域内的民族。对今天中国的疆域范围，当然是很明确的，但对历史上中国的疆域范围，就很难给以一个科学的界定，这是由于中国的疆域是长期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长期形成的过程中，疆域也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这里就涉及一个标准，一个观点，即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应不应该既包括那些为历代中原上朝所管辖的民族，又包括那些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的民族？比如，秦汉时期的匈奴、宋辽金四夏时期的契丹、女真、党项等，他们是不是中国的民族？过去的一般看法，都把这些民族排除在中国之外，由此影响到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比如，在一段时间里，把戏曲中的“四郎探母”的戏认定为“汉奸”戏而禁止演出，就是把奚丹的辽作为“外国”了我门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妥当的。因为，中国是汉族和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只以汉族的中原王朝为中国，就脱离了实际，歪曲了历史。而且，历史上各民族的政权总是在统——割据——统一中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后来都重新统一起来，不能把暂时的割据状态中的民族，排除在中国之外。但是，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历史上的各民族是不是都是历史上中国的民族？此外，还涉及到当初在中原王朝管辖之内，后来并不在中国疆域之内的民族，比如元朝在中亚和欧洲所管辖的一些地区。
针对这些复杂状况，我们认为，今天写中国民族史，应该有这样几个观点：
——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现代中国疆域的基本范围大致是在19世纪中叶才形成的。
——历史上的中国既包含了汉族王朝的疆域，也包含了各民族王朝的疆域，绝不能以中原王朝的疆域为疆域；如果以中原王朝疆域为疆域，就把许多民族划出中国了，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过去曾经在中原王朝管辖过的地区，如元朝在中亚和欧洲地区建立的王朝，不能算作中国的疆域，因为，元朝西征的战争并非正义，那种占领也是历史上的暂时现象。但元朝和蒙占族的活动都应写入中国民族史中。
因此，我们认为，今天写中国民族史，应该既包括今天中国疆域内的民族，又包括虽然今天下在中国疆域内、但历史上却在中国疆域内的民族；同时也包括今天中国各民族的先民；但元朝西侵地区应该排除在中国疆域之外。
（四）民族竞争问题
从原始社会后期民族开始形成之日起，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中，民族是在竞争中发展、兴盛和消失的。这种竞争，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尤其在军事方面，用战争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来剥削、掠夺异民族，来统治和压迫异民族，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幕幕常见剧。但是军事实力又是以经济、政治实力为基础作后盾的。这种竞争是十分激烈的。竞争的胜利者，走向了发展和强盛、文明；竞争的失败者，走向了没落直至消失。像汉族就有非常强的竞争力，他虽经历过某些时期相对较弱的状态，但他总的变化过程却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兴旺、壮大；即使他在被兄弟民族统治的条件下，都能对统治民族发挥强大的同化作用。像蒙古族、壮族。口族等一些民族也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蒙古族能够在元朝亡后继续保存自己的民族特性并逐步地恢复和发展自己。壮族能够在汉族文化强大的影响下保存和发展自己，成为今天中国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第一大民族。尤其是回族在极其分散并不断遭受历代封建统治者大民族主义的迫害下，仍能顽强地保存和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像匈奴这类民族，历史上十分强大，叱咤风云，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但最后消失在历史之中。像吴、楚、巴、蜀等一些民族，历史上也曾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但最后主要被华夏/汉族所同化。这类历史现象很多，也很复杂。尽管每一个消失的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具体原因，但归根到底，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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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15:09:41|只看该作者 自己在竞争中落伍了，从而随历史的流逝而消失。 民族竞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先进者胜，落后者败。但这并非绝对因素。一些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游牧民族，曾经战胜井统治生产力比较先进的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就是明证。从总的来看，应该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汇聚而成的综合力的强弱，是竞争成败的关键所在；但这种综合力永远受着生产力的助长或制约。因此，研究中国民族史，必须把民族的发展、斗争、兴衰直至一些民族的消失，置于竞争的大环境中去考察、去分析、去认识。
（五）中华各民族的个性与共性问题
近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提出了中华各民族的个性与共性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对我们认识历史上汉族同兄弟民族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互助，吸收与融合，矛盾与斗争，共同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意义。它是贯穿于整个中国民族发展史中的一条轴线。
“中华民族”这个专称始见于清末，今天它的含义，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包括历史上的和现在的各民族在内。在中华各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地区最广、文化又比较发达，所以居于主体民族的地位。各兄弟民族对于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和文明的中国，都曾作出过自己重要的贡献。研究各民族的个性与共性的产生、发展和彼此关系，就要以汉族同各民族的个性与共性作为两个大单元来进行比较，同时，也要参照各民族之间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才成。
1.汉族的个性和特点
（1）活动的地域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要区域。华夏族/汉族原来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后来长江流域的楚国，统一于秦，楚及其原先合并的一些民族都随着楚人与华夏的融合而融合，演变成为华夏族。长江下游的吴国、楚国、巴、蜀等国，后来都统一于秦后，很多融合为华夏族。因此，华夏族的主要活动区域由黄河流域而发展到长江流域。汉朝以后，汉族就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为主要活动区域，并延伸到全国各地。一直到现在，仍保持着这个特点。
（2）以经营农业为主，构成了汉族经济的主要特征。这种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特点，直接影响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的内涵。
传说中的华夏族的祖先——黄帝，原以游牧为主，后来进入黄河流域，就演变为以农业为主了。夏族、商族、周族的农业不断进步。秦汉以后，汉族的农业就相当发达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
汉族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手工业、畜牧业只占有很小的份额。手工业依附于农业而存在，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而生产的手工业品。或系农业的副产品，或系农业劳动力兼营的产品。统治中原地区几千年的“男耕女织”，概括了农业社会的特点，农民们自己种田、种棉、养蚕，妇女在家纺纱、织布、缝纫，供给全家人吃穿。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所以中国农村几千年来都是缺吃少穿。由此，就没有或很少有多余的粮食和布匹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也没有多余的其它手工业品供给市场，所以，商品经济极不发达。整个农业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一些小量的交换，都是直接服从于农业和农民生活所需的。
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手工业、工业主要在大中城市，而广大农村仍然基本维持着“男耕女织”的故态。就整个汉族社会而言，农业仍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未改变。
汉族的畜牧业也是依附于农业而存在的。养鸡司晨，养牛耕田，养猪吃肉，饲料来源于种地，饲养牲畜服务于农业和生活需要。
（3）汉族的文化，在汉以前是多元文化状态，汉以后直至民国时期，儒家思想和文化占居统治地位。
夏、商、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的文化.在百家争鸣的状态中，各种学说、主张、思想，五采缤纷，竞争不已，尤以儒家、墨家、法家的影响为大。这期间，华夏文化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有一种思想学说，就是“大一统”①学说，虽然这一学说展现于战国时期，但一个重大思想学说的酝酿，必然经过长期的形成过程，当然早于战国时期。这个学说一经提出，受到各家的赞许并予以吸收，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的许多诸候列国，分裂割据各霸一方，互相征战，但都以大一统相号召，以大一统指导自己的行动，无论是军事争战还是政治征服，都是力图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建立以一统江山为目标。秦朝把这个学说用实践取得成功，终于统一了天下。叹朝以后，这个学说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理论。
到了汉代，由董仲舒提出而形成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得到贯彻执行；从此，儒家学说在汉族约2000多年的文化史中占居着统治地位。在儒家学说和思想的统治下，2000多年的各朝各代的统治阶层，均以此进行统治虽然有法律，但解释法律与执行法律都以儒家学说为本，法律处于从属地位，井常常被人为地加以取舍、歪曲为其所用。所以，人治成为汉族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特点。
（4）汉族有共同的民族心理特征。
汉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别于异民族的族体，奉黄帝为祖先，以“炎黄子孙”自诩。他们把自己与戍、狄、蛮、夷的界限划分得十分清楚，如同班固所说：“《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被发左袄……饮食不同，言语不通，群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①。汉朝侯应曾向汉元帝刘爽议论：“中国有礼仪之教，刑罚之诛”②。用来说明汉族与戎、狄、蛮、夷的区别。
民族心理特征，在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汉族古代衣服宽袍大袖，以米面杂粮为主食，住房以大屋顶、飞檐格窗的四合院为主。都以春节为最重要节日，包含着送旧迎新，祈愿未来美好的祝祷之情。很多地区还过端午节和中秋节。
汉族普遍信仰多神教，从汉代以后，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发展，成为汉族的两大宗教。尽管佛、道两教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矛盾很深，斗争很激烈，但都存在下来了，为不少人所信奉。到了近代，基督教传入后，也有许多人信仰。直至民国时期，老百姓中仍然普遍信鬼神，敬祖先，相信阴阳有界，善恶有报；把信奉如来、观世音佛教诸神与老子等道教诸神与城隍、土地等民间诸神以及“敬天法祖”都纳入自己的信仰之中。
2.少数民族的个性和特点
（1）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比较稳定的居住区域。
就全国而言，少数民族大部居住在汉族的四周和祖国的周边地区。即传说的远古时代中的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东、南、西、北四周之中，即华夏/汉族的“中国”。而每一个少数民族又部各有自己的比较媳定的聚居区。经过历史上长期的变化，到民国时期，少数民族居住区域形成了这样一些特点：
——大多数居住在边疆：从内蒙古、新疆到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和东北的部分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为主的聚居地区。
——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的大片牧业区，均系少数民族的聚居区。
——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在内地，但在小范围内仍有着自己的聚居区。居庄内地的少数民族除回族、满族外，又大多居住在山区。
（2）很多少数民族的经济结构以经营畜牧业为主。
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和吐蕃的一部分，契丹、女真的一部分，蒙古都以经营畜牧业为主，而主要经营方式都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很原始，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产牲畜的肉、皮、毛均以自食自用为主，稍有富余的用来以货易货、交换农业区的粮食和铁器等，所以商品经济下发达，处于自给自足的原始状态。
其余居住在农业区的少数民族，大都经营山地农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普遍刀耕火种。农业产品一般不能自给，所以，饥饿与寒冷常常伴随着他们的生活。很少人家有富余的粮食拿去进行交换。生活相对比较好的，也只是那些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上层。这些地区，手工业如织布、制造农具、生活用品等，都附属于农业而没有独立出来。
（3）少数民族的文化呈多元状态。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少数民族使用汉语，其中一小部分少数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
由于大多数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所以他们的历史、文学等，主要为一种口头相传的方式借以传播和流传下来。这些口头的历史故事和文学，内容丰富，包含从“盘古开天辟地”到近现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从军国大事到儿女情史，从部落间的战争到普通人的婚丧、户田诉讼，等等，都借助于民间诗人、歌手和宗族老言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口碑不绝。少数民族的艺术丰彩多姿，能歌善舞是许多少数民族的特长。
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宗教的影响很深，许多方面，如舞蹈、歌曲、口头传说、雕塑、绘画等等，都烙印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这是与汉族大有差异的。经过长期历史的发展，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等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等10多个民族，他们的历史、哲学、医学、文学、天文、地理、数学等许多方面，很多都记载于宗教的经文中，表现于寺庙的建筑、雕塑、壁画中和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中。而其表现形式，在各民族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
（4）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心理特征。
从古代到近代的少数民族，莫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自认为有别于汉族和其它民族。如古楚人白称“蛮夷”①，汉代的南越王尉佗自称“蛮夷大长”②，每一个民族的自称，含有一定的意义，许多自称都有别于外民族对他们的称谓。有的民族，虽然与汉族或其它民族互通婚姻，但往往要让外族人婚嫁后遵从他们的宗教和风俗习惯。有的民族则不许本族人与外族人通婚，借以保持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春本民族光辉历史的文献资料或口头传说，对本民族的历史充满了自豪感。有的民族甚至显露出某些优越感。很多民族对于代表本民族利益，曾同汉族或其它民族作过斗争，进行过起义或反叛的人物，赋予英雄的桂冠。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些英雄人物永远受到本民族的尊敬和爱戴；许多由人而神化成为“神”，而被后人崇敬并加以祭祀。
每一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都强烈地反映了他们的民族心理。他们的服装、饮食，房屋，既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气候等客观条件的产物，又是其文化心理状态的物化反映，表现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信仰的某些观念和情趣。
3.各民族共性的产生和发展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活动，自然地增加了各个民族的共性。共性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自然的产生过程。
（1）封建制是各民族在发展中产生的一大共性。
华夏/汉族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一说在西周）确立了封建制的社会制度。在从春秋战国及其以后的长时期中，很多古代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都由原始制、奴隶制转化成为封建制。
尽管到了民国时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社会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但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都已进入了封建制。当然，还有很多仍处于不很发达的封建制，与汉族相当发达的封建社会相比，仍有很多不同之处，但社会性质是基本相同的。
由于封建制这一共性，使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许多方面程度不同地产生了各民族的井性。
（2）很多少数民族接受了儒家思想和文化，使儒家思想和文化成为汉族与很多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
夏商周时期，“荆蛮”的楚人、东夷族的徐偃王，春秋战国时期的北狄族的中山国，都接受了儒家思想和文化，两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的北魏王朝、内迁的匈奴人很多接受了儒家思想和文化。后来女真族的金朝、党项族所建的西夏王朝、满族建立的清工朝都全面接受儒学，以孔子为师，以儒家思想和文化为立国处世的思想准则。
当然，直到民国时期，虽然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并未接受儒家思想和文化，但大多数已经接受，这就成为这些少数民族同汉族的一大共同点。
即使在以上两个方面的共性形成之时，许多少数民族自己的个性仍然存在，并呈现出鲜明特色。到了近代，汉族的活动区域早已超出黄河流域以及其它一些原来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域。他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主业。文化仍然以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他的汉文、汉语以及自己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仍然保存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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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15:15:56|只看该作者 己的特色。而各少数民族的个性，仍然呈多元状态，并十分丰富而个性鲜明。直到民国时期，少数民族仍然保持着他们的许多个性。他们中很多民族虽然进入了封建社会，但仍有不少民族还处于封建农奴制、奴隶制、原始氏族制的社会形态。藏、傣、哈已等族，处于封建农奴制，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布朗、鄂伦春、鄂温克等族和海南五指山的黎族以及台湾的部分土著民族仍保留着浓厚的原始社会残余。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区的牧业区的少数民族，仍然保持着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上的个性。南方许多少数民族仍然以山地农业为主。这与汉族地区尚有一定差别，就文化而言，民国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约有60种，21个民族有自己的独具特色的文字，有10几个少数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都包含着明显的特色。这些，都是他们的个性所在。 4.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共性形成的主要因素
华夏/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本民族形成之时，就具有本民族的个性。这种个性随着本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着，其标志也越来越鲜明，特色也越来越显著。每个民族的个性中，都包含着本民族经济、文化的优点和精华。比如某些少数民族以经营畜牧业为主，具有丰富的牧养牲畜的经验和技能，很多少数民族自己独特的歌舞都有着很强的艺术魅力，十分感人，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然，某些个性当中，也包含着一些缺陷和糟粕。比如，某些民族的节日礼仪中含有浓厚的迷信成分。
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井性，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彼此互相往来，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自然地、逐渐地形成的，然而，也有些共性是通过民族的战争而相互促进的。这种交流当中，几种起作用最大的方式，当属各民族间经济贸易、迁徙造成的杂居共处和互通婚熔。
当华夏族和各少数民族走出原始社会樊篱之后，他们便开始以少量的多余农牧产品和土特产品进行初级的交换，到封建社会生产比较发达以后，这种交流大量增加。从汉朝开始，自后历代王朝，汉族与许多少数民族的这种交换都在大量地进行着。早期，主要是通过“互市”与“赏赐”的方式。经济上贸易交换，不仅交流了物资，而且伴随着文化的接触。如在日常交际中互相交流了语言文字，在经济的相互往来中增加了生活上的交往，增加了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请多方面的彼此了解。比较先进的、优秀的文化自然对别的民族进行黛陶而逐渐为其它民族所吸收。
历史上各民族的迁徒是大量的。由迁徙而形成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共处，从而纳入了统一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之中，加速了互相间的影响，发生了自然同化，一些民族便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而一些民族则发展壮大了。
通婚是许多民族互相影响、自然同化的一个重要的行为方式。一些民族的风俗习惯只允许本民族内部通婚，但不少民族允许本族人与外族人通婚。
迁徙和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形成各民族在同一居住区域内杂居共处，导致各民族有血统上的互相渗入，以致生产、生活方式诸多方面互相交流、立相吸收、互相融合。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各民族的共性。许多迁入汉族地区与汉族杂处的少数民族，都逐渐放弃了原来的生产方式，接受了汉族的生产方式，加速了他们社会的封建化，而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也都吸收了别民族的很多新的东西，使之变成本民族的东西。如汉文汉语最后成为汉、满两族的通用语言文字。
到了现代，又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多年来的变化，各民族的共性越来越多，同时某些个性也有所发展。
（六）民族战争问题
历史上有过很多次民族战争，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些战争，是民族史要回答的另一个大问题。
这些年来，在对民族战争的评价上，一般认为，战争的性质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有的意见认为，统治阶级发动的征服别的民族、镇压别的民族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反抗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的战争，是正义的①。有的意见还认为，统一全国的战争和反对民族分裂与平息叛乱的战争，都是属于正义的性质。②
我们认为，古代的民族战争，一般地说，应该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但是有些战争也很难区分清楚。如像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与戎、狄、蛮、夷各族之间的许多次战争，就很难确认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过去史家关于“春秋无义战”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区分民族战争的性质，应按照列宁所说：“主要问题是要弄清楚这个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些阶级准备和进行的。”①“推翻异族压迫（这对1789—1871年的欧洲来说是特别典型的），那末，战争从被压迫国家或民族方面来说是进步的”②。如西汉前期匈奴与汉朝之间的战争，西汉方面是自卫性质的反掠夺战争，当属正义性质。唐朝对后突厥的战争，是维护国家等一、反抗掠夺的战争。宋朝同金朝的战争，是反民族压迫的战争，清朝先后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和大小和卓木的战争，是维护统一，平息叛乱的战争。这类战争，正义在王朝的一方。从另一方面来看，如东汉时期羌人与东汉王朝贯穿于100多年中的数十次战争，均属羌人反抗封建阶级民族压迫的战争，唐朝武则天到玄宗李隆基时期对契丹和奚族的多次战争，或因唐朝当权者为了“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③，或边将欺侮、掠夺奚、契丹而激发起来的反抗，唐玄宗时对南沼的战争，也是唐朝当权者欲以边功邀宠而侵侮南诏所引起，这类战争，非正义在王朝一方；而少数民族的反抗，均具有反抗民族压迫、掠夺的性质。
还有一类战争，就是统一全国的战争，诸如秦朝的统一，以后隋、唐、元、明、清等朝的统一，都进行过民族之间的许多战争。这种统一全国的战争，应属正义的性质。
我们对正义战争的肯定，是对其性质的肯定，并非对这些战争所造成、所带来的不公正和种种苦难也同样予以肯定，相反，对它应待批判态度。列宁曾论述过这类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④这些苦难的现象在任何战争中都是可以经常见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很难避免的。如清朝统一中国战争中出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一类暴行，那当然是应该彻底批判的。
（七）民族英雄问题
对于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凡是对本民族社会的发展、对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有重大贡献的就是民族英雄。
有人认为，凡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在反抗民族压迫和国外侵略的斗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和平，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统治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刻苦耐劳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
在民族英雄中，有没有各民族共同承认的民族英雄？抑或只能说是某一个民族的民族英雄？也有不同的看法：封建社会的民族英雄，一般都是在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战争中产生出来的。那种备民族人民共同承认的英雄，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出现。有人认为，民族英雄有两种：第一种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英雄。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民族民族英雄；第二种是本民族的英雄，即一个民族内部的英雄，这是在跟别的民族斗争中成长，或在本民族内部斗争中成长，或在本民族内部斗争中出现的民族英雄。
我们认为，“民族英雄”与“英雄人物”是两个既有相同部分，又有不同部分的概念。民族英雄都是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却并不都是民族英雄。民族英雄，首先是有民族的因素。只有在民族关系上，才能反映出民族因素来。单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内根本就不存在民族关系问题。反映在民族关系上，能成为“英雄”的，只能在民族之间的斗争中反映出来。例如，岳飞是在汉族同女真族的斗争中、文天祥是在汉族同蒙古族的斗争中、戚继光是在同倭寇的斗争中、郑成功是在同荷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所以他们在历史上才被称作民族英雄。至于英雄人物，既包含了民族英雄在内，又包含了民族英雄以外的英雄。比如，很多史学家、文学家称赞曹操是英雄，但没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因为曹操进行的斗争，主要不是民族之间的斗争。再如，史学著作、文学作品中都普遍称呼刘邦、项羽、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人为英雄人物，但一般没有人称他们为民族英雄。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但他们如果不是产生在民族斗争的条件下，就不应称作民族英雄，否则，就把民族英雄的含义无限地扩大了。
有一种观点把某些反对国内民族压迫的英雄称为某一民族的民族英雄，如称岳飞是汉族的民族英雄；把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如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等。①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凡是中国某一个民族的民族英雄，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因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是由汉族（华夏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上，每一个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历史贡献，都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某一个民族的民族英雄，就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根据这种认识，诸如匈奴族的冒顿单于，统一了匈奴各部，领导人民进行了反东胡民族压迫的斗争，奠定了巨大的功业；吐蕃族的松赞于布，统一了吐蕃各部，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与唐王朝保持了和好关系，促进了唐著的交往和友谊；突厥族的首领土门，领导突厥人民进行了反抗柔然统治阶级民族压迫的起义，使突厥人民从种族奴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建立起强大的突厥汗国；回纥族的骨力裴罗联合其它民族共同反抗后突厥的民族压迫的统治，建立起强大的回纥汗国；女真族阿骨打领导人民进行反辽（契丹）民族压迫的斗争，建立起金朝；壮族的依智高领导壮、苗、瑶等各族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反宋朝统治阶级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艰苦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却给了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把蒙古草原上许多长期各据一方、互相攻掠的各部统一起来，领导蒙古人民进行了反抗金朝民族压迫的斗争发展壮大了蒙古族，建立了蒙古汗国，力后来元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女真——满族的努尔哈齐统一了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女真各部，建立起后金国，进行了反对明朝统治阶级民族压迫的斗争，为清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这些人以及功业与他们类似的人，都应列入民族英雄的行列，既是本民族的英雄，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3册，第86页。
③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中，第53页。
①《中国史槁》编写组编，人民出版社。
②《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3页。
①《列宁全集》弟21卷，第279页。
②《自然辩证法》，第1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1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
①《诗经大雅民劳》。
②《吏记楚世家》卷四○，第1692页。
③《韩非子孤愤》。
①《公羊传隐公元年》。
①《汉书匈奴传下》卷九四下，第3834页。
②同上书，弟3804页。
①《史记楚世家》卷四○，第1692页。
②《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70页。
①参见赵华富：《为正确阐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而斗争》，载于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集，第28页。
②参见陈永龄：《戏曲也必须要正确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载于《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下集，第692页。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70页。
②《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纪》三一。
④《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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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15:16:42|只看该作者 页。 ①彭大雍：《关于我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评价问题》，载《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下集，第678页。
第一编中华民族的起源
1949年以前，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仅限于华夏/汉民族；本书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方面探讨其起源。
民族属于历史的范畴。从人类起源到旧石器时代结束，占据了人类历史99％以上的岁月，在那漫长的时代，当然没有民族的区分；新石器时代各部落与部落集团，也还不能与国家形成以后的民族区分相提并论。然而以现代科学成就说明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来源、社会进化与部落集团状况，是中国民族史应有之义。故本书首先以一编的篇幅，对中华民族的起源作一扼要的叙述。
迄今古人类学的发现与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中华大地上，人类起源的各个阶段没有缺环，可以建立比较完整的进化序列；在世界上，也仅仅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发现。更引人瞩目的是，其体质特征与蒙古人种（黄种）的起源、形成相联系，说明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应是这些繁衍生息于中华大地的远古居民。从而证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特点。
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及同一区系不同类型的区分，反映出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特点；当时社会进化及其多区域不平衡状况，又说明中华民族在起源时代已呈现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同时彼此影响，有着多层次的内在联系与统一性。远古神话传说，与地下发现所反映的上述历史特点，差可相互印证。
总之，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既不是来自中华大地以外的任何一方，也不是均起源于黄河中下游。中华民族是在中华大地上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与统一性。
第一章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特点与多元特点
第一节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诸说
人类起源于何方？是从一个中心起源，还是多中心？一个多世纪以来，曾有过多种说法，至今未能定论。不过，目前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已公认：在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直系祖先。自本世纪60年代在云南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后，1975年又在云南禄丰陆续发现，不仅化石的数量多，并且至今还是世界上唯一发现了腊玛古猿（雌性禄丰古猿）头骨的地点①。
1987年，又在元谋县小河村蝴蝶梁子发现了蝴蝶腊玛古猿。这些重要的发现，在地理上都距元谋直立人发现的地点相距甚近。近些年来，在湖北建始、巴东等处也发现了南方古猿化石，1990年5—6月，在湖北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更发现了一具人类头骨化石，经初步研究断定与1989年5月在同一地点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属同一类型，定名为郧县人②。在郧西也发现过直立人化石；距郧县、郧西县均不甚远的陕西蓝田县也发现了蓝田直立人。这些从猿到人相衔接各个环节的发现，加上其它多处直立人的发现，证实了我国应是人类起源的地区之一；中华民族决非来自中华大地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
那么，在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是从一个中心起源，还是多区域起源发展？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综括先秦史料，叙述共工、驩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而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甫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古代的正统观，影响非常深远，是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说。
自17世纪起，欧洲开始有人认为中国人种与文化来自埃及。这是欧洲人倡中华文明“西来说”最初的假说。到19世纪，法国的东方学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倡中国人种与文化来自巴比伦的巴克族。到本世纪20—30年代，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 G.Anderesson）主要依据我国仰韶文化彩陶艺术的某些图案与西方某些新石器文化中的彩陶风格有相似之处，断言仰韶文化是从西方传播而来，首先开化于中国的新疆，然后才东移发达于中原地区。此为关于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新西来说”。由于安氏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作过开拓性贡献，其假说曾流行一时；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安特生后来对其“西来说”已有所纠正①。此外，还有关于中国人种与中国文化起源干中亚、南亚等说，均可归入“西来说”；起源于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处，略可称之为“南来说”；起源于西伯利亚等处，可称之为“北来说”。凡此种种，以“西来说”最为流行，均可概括称之为关于中国人种与中国文化的“外来说”。
上述各种“外来说”的产生，一方面受着当时流行的学说与方法论的影响，有些也受着西欧中心史观的支配，同时也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与资料缺乏。这些假说提出之后，在中国与西方当时即已受到了驳难，终因考古资料的贫乏而未能消除其影响。至于各种“外来说”的内容及其驳难的详细内容，属学说史范畴，不拟在此详述，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有专节介绍，可资参鉴②。新中国建立以后，对“西来说”等进行了批判，可参考尹达的《中国新石器时代》③等论著。
在当代，关于世界文明起源的学说中，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在其《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认为，世界上有六大文明是独立起源的，即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包括奥尔密克文化和玛雅文化）和秘鲁④。值得注意的是，丹氏所举的六种文明，中华文明既不像两河流域与埃及那样地处五海三洲相接，四通八达之区⑤，因而希腊、罗马文明受其启发而臻于发达，与印度文明也有较密切的联系；也不像美洲印第安文明那样被两大洋隔绝，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不为世人所知⑥。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上述六种古老文明中，唯独中华文明从起源时发展到今天，其文化传统一脉相传，未被割断。中华民族这种独树一帜的特点，在起源时代已经萌芽。
第二节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特点
在中华大地上，埋藏着十分丰富的古人类化石。人类起源与进化，自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各个进化阶段没有缺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远古居民的体质，具有明显的承袭与发展特点，基本上是蒙古人种主干下发生和发展的。种种关于中国人的祖先外来的说法，没有可信的古人类学依据。
一、中华古人类各进化阶段的发现
详细论证中华远古人类各进化阶段的特点与序列，属古人类学的范畴，已有人类学家一系列论著。今简要谱列中华大地远古人类进化各阶段的发现：
直立人，又称猿人，是人类进化的最早阶段，其距今百万年以上者为直立人的早期阶段，数十万年者为中晚阶段。
元谋直立人，或称元谋猿人，简称元谋人（以下均用简称）。
1965年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那蚌村，距今170万年，为我国已得到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①。
蓝田人，1963年在陕西省蓝田县陈家窝发现了古人类的下颌骨，1964年在该县公王岭又发现了古人类的头骨，经研究均定为直立人，命名为蓝田人。其公王岭发现者年代早于陈家窝者，距今约百万年②。
郧县人，1975年在湖北省郧县梅铺龙骨洞已发现四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经鉴定为直立人遗骸，已命名为郧县人，属直立人早期③。前已叙述，1990年又在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经发掘出土一具古人类头骨，经专家研究与1989年在同一地点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属同一直立人类型，仍命名为郧县人。
北京人，1921年和1923年在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猿人洞（周口店第1地点）开始发掘发现古人类化石，1927年命名为北京猿人，现已改称北京直立人。1929年在裴文中教授独自主持下，于12月2日下午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时震动了世界的学术界。自此以后，尤其是发现了旧石器与用火的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了肯定。新中国建立后，又有许多重要发现，前后总计发现了属于40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和不下10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尤其是发现了丰富的用火的遗迹。北京人的文化堆积达40米，积年距今70万—20万年，可证当时已有较稳定的活动范围与较固定的居地。在全世界同一阶段人类遗址中，北京人的材料最为丰富。
和县人，1980年发现于曳徽省和县龙潭洞。年代与北京人相近而较北京人有若干进步性状④。
金牛山人。1984年经发掘发现于辽宁营口市永安乡金牛山。专家研究，认为其头骨形态较北京人进步，而与大荔人比较接近，然而伴生的古生物物种，未越出早更新世⑤。目前，有的著作将金牛山人谱列于直立人⑥，有的谱列于早期智人⑦。尽管属人类进化哪个阶段尚未论定，但这一发现在研究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的过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则无可置疑。在距此不远的辽宁省本溪市庙后山，1979年出土了古人类化石，其形态与金牛山入接近⑧，两者都是东北地区目前已发现的最古的人类。
此外，在安徽省巢县、山东省沂源县、河南省浙川县和南召县、贵州省桐梓县等处，都已发现了直立人化石，并已按人类学传统命名。经过初步研究，这些均属直立人中晚阶段。
早期智人，又称古人。从我国材料看，这一阶段人类生活在距今10万至4万年以前。已发现的有大荔人，发现于陕西省大荔县；丁村人，发现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许家窑人，发现于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长阳人，发现于湖北省长阳县；马坝人，发现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
晚期智人，又称新人。这是生活在距今4万至1万年以前的人类。在我国已发现的范围远较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为宽广，举其要者：山顶洞人，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山顶洞；峙峪人，发现于山西省朔县峙峪；河套人，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河一带；哈尔滨人，发现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阔家岗；安图人，发现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建平人，发现于辽宁省建平县；柳江人，发现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兴义人，发现于贵州省兴义县；丽江人，发现于云南省丽江县；东山人，发现于福建省东山县；左镇人，发现于台湾省台南市左镇。
以上直立人，除元谋人发现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元谋县，地处金沙江南岸，属长江上游；其余比较集中于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早期智人，目前所知比较集中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晚期智人，已知的分布范围，西南至云、贵，东南至闽台，东北至黑龙江，北方至内蒙古；若以与晚期智人相应的旧石器晚期文化分布而论，则已有较晚期智人遗骸化石的发现，范围更大。可见，到了晚智人阶段，也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大地已普遍有了人类的分布。
二、中华古人类与蒙古人种起源形成的联系
自本世纪20年代发现了北京人、河套人等古人类化石以来，古人类学界即已注意到中国古人类的体质不仅一般地表现了人类进化各阶段的特征，还越来越与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相联系，从中已初步追溯出蒙古人种起源与形成的过程。比如，美国人类学家海德路加（Ale■，Hrdli■ka）①曾首先指出铲形门齿是蒙古人种的性质。魏敦瑞（Franz，Weidenreich）曾指出北京猿人具有一系列与蒙古人种密切相关的性状。我国人类学家贾兰坡依据魏登瑞和海德路加的研究结果，统计现代蒙古人种和其他人种有铲形门齿者所占百分比，指出铲形的上门齿在蒙古人种中有最大的优势。在蒙古族人中，有铲形上门齿者，男女均占91.5％；汉人中男性占89.6％，女性占95.2％；居住在美洲的奥克斯印第安人，男女均占98.3％。而黑人男性中占9.O％，女性占7.8％②。据人类学家卡包奈尔（Carbonell）于1963年统计，中国人、日本人中显著具有内侧铲形门齿者占92.7％，上外侧铲形门齿者占91.3％；其他人种，或者完全没有，高者也不过5％③。
过去魏敦瑞曾经将北京人的铲形门齿这一特征，作为北京猿人是现代蒙古人种祖先的一个论据。现在的材料证明，这个特征，一直可以追溯到170万年以前的元谋人。元谋人的两枚上内侧门齿，即已呈现铲形结构④。在我国所发现的古人类遗骸中，凡发现了上门齿的，铲形性质都很明显①。
铲形门齿发育，在我国远古居民中都比较突出，只是表明其与
朝鲜族在中国民族当中，排几位？（文明，经济）
中国有哪些传统节日？（汉族或其它民族）
中国民族
只有一个中国。（民族）
中国民族管弦乐器有哪些？（越多越好，名称带图画）
中国第二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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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哪个民族纯朴，那个民族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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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举网无鱼，一气而归 （猜:民族五个）
中国除了书本上说的55个少数民族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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