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屏幕总是一闪一闪的:《中国民族史》（上）（王钟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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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羌族史》，第129页。
③《魏书宕昌羌传下》卷一○一，第2242页。
④同上。
⑤《周书宕昌传》卷四九，第892—893页。
⑥《资治通鉴》卷一一二，宋文帝元嘉九年。
⑦《魏书宕昌羌传》卷四九，第2242页。
⑧《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三，《四川八》。
①《宋书孝武帝纪》卷六，第125、127页。
②《南齐书宕昌传》卷五九，第1032页。
③同上。
④《南史梁本纪》卷六，第186页。
⑤《梁书西北戎传》卷五四，第815页；《南史夷貊传》卷七九下，第1978页。
⑥此据《周书宕昌羌传》卷四九，第893页。《周书》卷一六、《北史独狐信传》卷六一，为“赤水蕃王。”
⑦杜佑：《通典》卷一九○邓至条云：“今杯道郡之南，通北郡之北，交川、临翼、同昌郡之地。”
⑧据《通典》卷一九○，邓至条云，“自舒理（舒治）至十代孙舒彭附于后魏。”
⑨《魏书高祖纪》卷七下，第173页。
⑩《魏书世祖纪》卷八，第208页。
①《南史夷貊传下》卷七九，第1979页；同书《梁本纪》卷六，第186页。
②李文实：《白兰国址再考》载《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认为白兰羌是突厥语族的民族。
③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319—336页。
④《魏书世祖纪上》卷四上，第83页。
⑤《魏书卢渊传》卷四七，第1049页。
⑥《魏书刘藻传》卷七○，第1549页。
①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②《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75页。
③《汉书赵充国传》卷六九，第2986页。
①《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83页。
②《后汉书耒歙传》卷八七，第588页。
③《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卷二八，第778页。
④《华阳国志刘后主志》卷七，第593页。
⑤《隋书地理志上》卷二九，第829—830页。
⑥《汉书赵充国传》卷六九，第2977页。
⑦《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900页。
⑧《汉书赵充国传》卷六九，第2983页。
①《后汉书孔奋传》卷三一，第1098页。
②《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69页。
③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80页。
④《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98页。
⑤同上书，第2869页。
⑥袁宏：《后汉纪》卷九。
⑦参见陕西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⑧前秦建元三年所建《邓太尉碑》。参惠栋《后汉书补注》引文颖云：“羌胡名大帅为酋，如中国言魁。”
①应劭：《风俗通》。
②郭义恭“《广志》，《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记。
③《昭明文逊卷四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引韦昭注。
④《魏书阉官传》卷九四，第2023页。
⑤《周书韩褒传》卷三七，第661页。
⑥《后汉书集解》引惠楝记。
⑦《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卷八六，第2858页。
⑧《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86页。
①《南史夷貊传下》卷七九，第1978页。
②《后汉书集解》引惠楝记。
③《晋书五行志上》卷二七，第823页。
④《东观汉记》（辑本）卷一○。
第七章西南夷与百越
第一节西南夷
公元前3世纪以降，在中原逐步趋向于统一时，西南的各民族亦处在各地进行自身经济文化和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开创和发展之中，并纷纷走上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历史舞台，以各种族称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总称为“西南夷”，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和西南部，贵州、云南两省以及滇、黔、桂交界的地区。西南夷是对巴蜀以西以南地区各民族的总称，其中包括众多不同的氏族、部落和民族，他们或聚居或相互杂居在一起，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默默无闻地为开发祖国的西南地区做出贡献。西南夷各民族远在公元前4世纪就与祖国内地的蜀、楚有了联系和交往，到公元前3世纪以来交往更加密切起来，此时，中原民族在进行统一多民族国家活动时，西南夷各民族与内地的联系亦在不断加强，因而在中原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仰慕内地的西南夷各民族便纷纷接受了中原统一政权的管辖，将西南地区正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此后西南夷各民族就在统一国家之下，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开创了西南夷各民族历史的新的一页。
一、西南夷的分布和族属
“西南夷”一名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继而《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均有专篇，且内容更加丰富。从中看出，西南夷的分布地域广大，族系繁杂。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⑤。《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还提到了僰、句町、漏卧、且兰，哀牢、濮、滇越、摩沙夷等。上述名称有的即是民族名称，如嶲、昆明、摩沙、滇越等；有的则显其部落名称而实则隐其民族名称，如夜郎、滇、邛都等。他们的大体分布区域和方位是：
夜郎，主要地域在郁江上游北盘江流域，其南与南粤（越）相接，即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至云南省东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连接地带。
滇，当为楚顷襄王庄巴醯岬牡厍，“楚威王（应为顷襄王）⑥时，使将军庄敖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爸恋岢兀（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⑦。可见滇的中心地应在今云南省滇池周围，包括云南省曲靖市往南至红河北岸，往西至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
劳浸、靡莫，《史记西南夷列传》云：“其（夜郎）西靡莫之属以什数”，又云：“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劳浸、靡莫之地，当在滇之东北，即今之昆明市以北寻甸、东川、昭通、镇雄市县地。
邛都，在滇以北，“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①，又《汉纪》云，“靡漠（莫）之数以什数，自靡莫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②。邛都在滇以北，又在靡莫以北，《史记》又云以邛都为“越嶲郡”，邛都之地应在今四川省西昌市一带。
嶲、昆明，据《史记》载，“自同（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桐师即古之永昌，今之保山，叶榆即今之洱海地区，嶲、昆明应在今楚雄（古滇之西）、保山东北和大理洱海地区。
徙、笮都，《史记》载滇以北为邛都，邛都以北为笮都①。《史记集解》徐广云“徙在汉嘉”，索隐韦昭云“徙县属蜀”②，《括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徼外”③。据此，知徙、笮都均在邛都蜀郡以西的汉嘉郡，当在今之西昌市以北至雅安市以南的广大地区。
冉駹，在笮都东北，《史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国地也”④，汉时在冉駹地设汶山郡。冉駹地应在今四川省西北部的茂县、汶川、松潘等县地。
白马，在冉駹以北，“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⑤，“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⑥。可见白马种又称为武都羌，白马之称武都羌，皆因汉武帝刘彻时在白马地区设武都郡之故。汉时武都郡在今之四川省西北至甘肃省南部武都县一带地区，即是白马的分布区域。
句町、漏卧，初见于《汉书西南夷传》：“汉成帝（刘骜）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50000016_290_10⑦句町、漏卧与夜郎是近邻，故知句町分布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西林、隆林、田林与云南省接界的广南、富宁等县地；漏卧的分布在今贵州省兴义县往西至云南省的沪西、丘北、广南等县地。
且兰，首见于《汉书》：“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乃与其众反。”（11）且兰在唐蒙出兵南粤（越）所经之地，离牂牁江较近，，其分布地应在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都匀市以北至贵阳市附近。
僰，《史记》中曾经提到僰僮，《史记索隐》韦昭云“僰属犍为”，《正义》：“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⑨又“唐蒙略夜郎西僰”，“南夷之君，西僰之长”。⑩。刘琳《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今宜宾市）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可见僰人分布在夜郎以西的朱提郡，即今云南省昭通市之地。
哀牢、濮，《后汉书，哀牢传》云：“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哀牢山。”①《后汉书》及《华阳国志》有时又将哀牢夷称之为濮。哀牢夷的区域甚广，哀牢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②，当包括今之保山、德宏地区，西抵伊洛瓦底江流域上游，南至凤庆、临沧、西双版纳及其以南地带。
滇越，据《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求通身毒国道，其使“南方闭嶲、昆明……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③汉时的嶲、昆明族分布在今大理洱海地区，洱海以西千余里之地，应是今之德宏、腾冲等地，即滇越的居住地。
摩沙夷，《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今四川省盐源县）载：“渡沪水（今雅砻江）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④靡沙夷的居地在今四川省盐源县以西至云南省宁蒗、丽江等县。
由于西南夷分布区域极广，民族成份众多而又相互杂处，加上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故其族属和来源纷繁难辩。根据多学科研究的结果，西南夷大体可以分为：氐羌（藏缅语族）、百越（壮侗语族）、百濮（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3个族系。
属于氐羌族系的族部有：滇、靡莫、劳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马、摩沙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属于藏缅语族的彝、白、纳西、拉枯、哈尼、傈僳、基诺、羌、普米、景颇、阿昌、独龙、怒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越族系的族部有：夜郎、且兰、句町、漏卧、滇越，他们是今天壮侗语族的仡佬、布依、傣、壮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濮族系的族部有哀牢、濮，他们是今天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先民。
将西南夷分属3大族系，是基本符合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凡属同一族系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相近的经济生活，而且共同的特点越往上溯，相同之处越明显。
二、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
“西南夷”在公元前4世纪末以前和内地的联系甚少，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之中。到公元前4世纪末虽和内地的交往开始了，但仅限于民间的经济来往，政治上并无联系。西南夷各族与内地政治上的联系始于中国大一统形成的秦汉时期。中原的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各地进行了长期的开拓，终于使西南夷各民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
秦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较早，约在秦灭六国时即已开始。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嬴驷灭蜀后，就以蜀地为基地，开始经营“巴蜀徼外”的西南夷。《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九年（前329），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前324），丹、犁⑤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元年（前310），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⑥《史记正义》云：“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在蜀西南姚府内，本西南夷”⑦。知丹、犁二部接受秦的统治较早。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三十年），秦蜀郡太守张若又“取笮及江南地”，笮地在今川滇交界的盐源、盐边、华坪、永胜、宁蒗诸县地，“江南地”为金沙江以南的今丽江、大姚、
发表于 2011-9-25 20:33:30|只看该作者 姚安诸县一带。说明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秦国的势力已深入到金沙江以南的地区。
公元前246年，赢政为秦王，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拓西南夷。首先从修筑道路开始，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期间曾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这是兴修五尺道的开始。秦嬴政统一六国后，遣“常额略通五尺道”①。常额把李冰所修筑的僰道往前延伸，从今四川省宜宾市一直修到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此即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亦是通过西南夷地区与国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最古老的交通线之一，这条对外交通线首先被张骞发现，并称之为“蜀、身毒国道”（今人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秦朝参予蜀、身毒道的经营，进一步加强了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
秦王朝不仅在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还将其郡县制引入西南夷部分地区。“秦时常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②。“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③。诸此国的邛、笮、冉駹皆为西南夷族部，秦时分布在川滇交界地，秦统一六国后便在其地“置吏”，立郡县，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此为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正式统治的开端，这一史实长期湮没不彰。西南夷地区纳入祖国的地方行政区划之内非始于汉，而是开端于秦。
公元前3世纪末，因汉王朝初建，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曾一度采劝关蜀故徼”的措施。汉在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后，国力增强，经济雄厚，正式开拓西南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业已成熟。汉武帝刘彻时，汉朝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④。巴蜀地区更是“地沃土丰”，以致“汉家食货，以为称首。”汉武帝刘彻的北抗匈奴，南收南粤，西通西域的政策已取得初战的成功，为汉开拓西南夷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张骞西域归来又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龋而开发西南夷又是巴蜀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已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故巴蜀人民已采劝窃出商贾”的方式来抵制汉朝的封闭政策，开发西南夷已势在必行了。汉武帝从而决定采取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行动。
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发现从蜀经夜郎有水路通番禺（今广州市），建议招降夜郎，以击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⑤。武帝乃拜蒙为郎中将，率领军队并携带大量缯帛，货币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郡。蜀郡西部的邛、笮（西夷）部的君长亦请求归附，“如南夷（夜郎）例。”“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⑥。于是汉朝于公元前130年（汉元光五年）命司马相如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区设一都尉，10余县，均属蜀郡管辖。
汉朝为有效地控制西南夷地区，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南夷道”是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使其延伸至牂牁江流域和滇中地区（即石门道）；“西夷道”是自蜀（成都）经临邛以达邛、笮地区（即清溪道）。“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⑦。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夷诸部的反抗。时汉朝廷内持反对意见者乘机抵毁汉对西南夷的开发：“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①此为汉开拓西南夷的第一阶段。
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②。于是汉朝又恢复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③。受阻于嶲、昆明族。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进一步开发西南夷的决心，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活动。
前120年（元狩三年），汉朝积极准备重新开拓西南夷，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夷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汉朝军队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粤，南粤已破，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④。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请求置吏，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⑤。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此时西南夷中只剩下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了。汉朝曾以诛南夷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⑥。于是汉朝在滇国境内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至此，汉朝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完成了对西南夷地区开拓的第二阶段任务。
公元1世纪，东汉王朝继续推行开发西南夷的政策，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掸人地区发展。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哀牢部落的首领贤粟等率种人，“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刘秀）封贤粟等为君长”⑦。公元67年（东汉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69年（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⑧。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开发西南夷的第三阶段。至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建郡七，基本达到了开发西南夷的目标。
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置郡，建立政治上的联系仅仅是第一步，而如何在民族情况极为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西南夷地区巩固其统治更是一项艰巨的事。故此，汉王朝又根据西南夷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统治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条：
第一，一“以其故俗治”，即不改变西南夷原有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各民族统治者的地位，和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建立羁縻统治。由于西南夷各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风俗等方面均与中原有较大差别，且情况复杂，不能采取中原的统治方式，而实行“以其故俗治”的统治方式，“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⑨。所谓“以其故俗治”，即如原夜郎、滇、邛都等王仍受赐封王，“复长其民。”“旁小邑”的“君长”就更未变动，“虽有官吏，仍以其君长为王侯，使主其种类。”按规定王侯受郡县官吏的调度，而实际上是“守令治其人，酋长世其官，不相凌夺”①。这种汉族官吏和各族首领的羁縻统治，适应了当时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潮流，巩固了西南夷地区的统一局面。
第二，一对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厚赐增帛。”利用汉朝丰富多采的物质来吸引各民族首领，以争取他们内属，加入到统一国家之中。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拜（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帛，……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②。厚赐缯帛，吸引了夜郎侯及西南夷许多民族，因而与西南夷地区建立起政治上的联系。
第三，一免征赋税。由于西南夷各民族的社会形态不一，土地所有制复杂，不宜实行中原的租赋制，因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各民族中采取了“无赋税”③的政策，“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④；“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嫁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⑤；“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⑥。免赋薄敛的办法对安定西南夷地区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整个汉代，西南夷地区社会较安定，民族之间的关系较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一移民屯垦。汉初为了减轻西南夷各族人民的负担，各郡县官吏的费用粮食，一律从内地运往，“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⑦，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⑧。由于汉朝派到西南夷的官吏士卒所需物资越来越多，仅靠毗邻郡县供给已很困难，“悉巴蜀租赋不足更（偿）之”⑨。加以运输困难，实难满足需要，因此汉武帝刘彻采取了徒民屯垦的政策，屯垦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①。即招募内地的豪民一地主、大商人到西南夷地区屯田，所获谷物交当地官吏供吏卒使用，凭官吏所给凭证在内地府库领取银两；二是将内地贫困破产及犯“死罪”、“奔民”、“滴（谪）民”、“三辅罪人”等人移徙西南夷地区屯垦，“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②，“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③。也有的是破产农户“应募”而移徙西南地区屯垦的；三是郡县驻守的郡兵，即戍卒、屯田所获以给军食。移民屯种所生产的粮食保证了西南夷郡县官吏士卒的需要，减轻了当地和邻郡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使汉族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在西南夷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巩固了统一的局面。
第五，一选派廉洁官吏。为了取得西南夷各民族的信任，汉王朝重视选择比较廉洁的官吏到西南夷地区去，如益州太守文齐和夷、汉各族人民相处“甚得其和”④。因此当文齐死后，益州人为其立庙纪念。越嶲太守张翕与当地叟、昆明、摩沙等族关系较好，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⑤。据传翕为越嶲太守，布衣疏食，俭以化民，自乘二马之官，久之，一马死，一马病，翕即步行。夷、汉甚安其惠爱，翕“在郡十七年，卒于任上，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⑥。此外还有郑纯，景毅等人均能“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咏”⑦。由于官吏比较廉洁，治政又较稳重，并重视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因而联络了当地的各族首领，取得了西南各民族人民的信任，共同发展了社会生产，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有利于西南各民族社会的发展。
第六.一帮助西南夷各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是汉朝治理西南夷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是积极恢复和发展与西南夷地区的商业活动，将关中、巴蜀的“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11）。内地商人因此而致为大富，当然也促进了西南夷各民族经济的发展。郡县官吏也重视发展西南夷地区的生产和推广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如文齐在犍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后又在益州郡内“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⑨，使犍为，益州等地各民族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郡县官吏还注意在西南夷地区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改变后进习俗。公元84—86年（东汉元和年间），益州太守王追“政化尤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⑩。西南夷各族也善于接受汉族文化，东汉末，牂牁郡人“尹珍自以为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城始有学焉”（。据《孟孝琚碑》载，僰族孟孝琚12岁即入内地“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可见汉文化在西南夷中的传播情况，对后来西南夷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尽管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期内有以公孙弘为代表的“盛毁西南夷无所用”的诋毁，然而秦、汉王朝的统治者却坚持和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完成了统一西南夷的大业，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其功绩应该予以肯定：“西南徼外，庄八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浸、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笮称雄。乃置郡县，万代推功。”①“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嶲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駤戾冥顽，不可向迩者也”②。自秦汉开通西南夷以降，则“滇云之壤，理学义节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③。历史的发展证明，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有利西南地区政治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进步。
三、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状况
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西南夷社会发展状况，因史料发表于 2011-9-25 20:41:13|只看该作者 匮乏不得而详，只能从当时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已经开通来作为佐证。蜀身毒道的开通是经过西南地区的，是在这个地区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而且是这些地区的居民开发的。这是因为西南各部落要求与邻境进行生产品的交换，相互往返频繁，最终开辟了商业道路。交通线的开辟，说明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已发展到一定阶段④。西南夷社会状况较为具体可信的记载始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数十百个族部的社会发展极为复杂，极不平衡，情况各异，正如《后汉书》所云：“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的记载，西南夷中较大的族部有：夜郎（僚、濮）、滇（僰）、邛都、笮都（叟、摩沙）、嶲、昆明、哀牢（苞满、闽濮）、滇越、掸等。其中夜郎、滇僰），邛都是“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耕族部；嶲、昆明是“随畜迁徙”的游牧族部；笮都是“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农半牧族部。
夜郎社会：夜郎区域广大，境内的民族为僚、濮，各族部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发展较快的是夜郎王、句町侯，漏卧侯等部分。远在战国时楚经巴而夜郎至滇之间就有着商业上的交往，“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埃┐鱼渌伐夜郎……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⑤。庄凹囱楚贾人入滇之道而来。商业交往到汉初有了发展，前135年（汉建元六年）唐蒙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⑥可见夜郎与蜀和南越两地紧密的商业交往的情景。蜀地商贾亦久慕夜郎的“竹木之器”和内地所需人力一奴隶，乃以铁器交易夜郎，“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⑦。铁器的输入，对夜郎社会生产发展有突出的作用，因此汉初夜郎就是一个“耕田，有邑聚”的族部，当时耕作是“畲山为田”⑧的刀耕火种方式。
夜郎、句町、漏卧等地区的社会生产关系。约在公元前2世纪夜郎酋长已是世袭，“夜郎侯……使其子为令”①。夜郎“有精兵，可得十余万”②，“汉孰与我大”③的故事反映了夜郎酋长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兵力，可以对周围的小部落及其人民施加一定的权力。因此，西汉建牂牁郡以后封之为夜郎王，并作为大长，令联络周围族部建置行政组织。夜郎及其周围较强的且兰君、句町王、漏卧侯、同并侯等内部的奴隶生产也在发展，诸部之间不断发生掠夺人口、财物的兼并战争。且兰君“旁国虏其老弱”，“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④。频繁地进行劫掠战争表明族部均企图进一步发展其奴隶制，要求从邻近的其它族部中掠夺人口（奴隶）、财物，增加其奴隶生产，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力，但独立发展的奴隶制的企图受到了汉王朝的限制。汉王朝先是派官吏进行调解，兴等不从命，最后汉王朝出兵镇压了夜郎王兴等，遏制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在以上族部中的发展。
除上述夜郎等几个较强大的族部外，南夷中的其它诸部在公元4世纪以前均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外部势力尚未进入，他们是闭关自守、极力保注自己而与外界很少交往的原始氏族、部落。
滇（僰）社会：滇境内的主要民族是僰，因此又称为滇僰。僰族是西南夷中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最高又最受汉王朝器重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⑤。“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⑥。正因为滇的社会经济发展最快，才引起汉王朝的重视。滇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以从它的商业交换、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奴隶生产关系中得到充分反映。
滇僰处在蜀身毒道的通道上，约在公元前4世纪，滇就与内地发生了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庄叭氲峒囱商业交通线而来。公元前3世纪，“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⑦，是由僰道（今宜宾市）经郎州（今曲靖市）到滇池的商业通道。尽管在公元前3世纪末汉王朝曾关闭这一道路，但民间的贸易交往仍然不断，“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以所多易所鲜”⑧。今晋宁出土的贮贝器上饰有热闹的交易场面。使用的货币有“贝”和部分汉代铢钱。正是商业上的频频交往，促使滇僰的社会生产有了更快的发展。
滇僰是“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民族，农业是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滇中僰族普遍使用青铜农具，如锄、斧、镰刀等，解放后在晋宁、楚雄、昭通等地出土了许多此类工具。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证明了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滇池地区已处于青铜器高度发展并向铁器时代过渡的阶段，出土文物有生产工具700余件，其中大都是青铜器，铁器只有90余件。由于铜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开垦了大片的农田和修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可见滇僰的水田农业已经很发达。
滇僰的畜牧业也很发达，饲养的牲畜有牛、马、猪、羊等，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有许多奴隶放牧的图像，牲畜的数量很多。公元前109年（汉元封二年），汉王朝建益州郡时一次就获得“牛马羊属三十万”⑨。公元前86年（汉始元六年），在平定益州廉头等部落的反抗后，“获畜产十余万头，富埒中国”⑩，数以万计的“畜产”之富，足可与内地相比了。
手工业生产已有发展，分工很细，出现了金属、玉石、皮革、纺织等专门手工艺生产。青铜器的制造技术很高，可以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具和乐器。有的青铜器表面是经过镀锡、错金、鎏金处理，有的还以玉石镶嵌，堪称艺术品中的瑰宝①。滇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时，奴隶制生产关系已迅速发展起来，而发展最快的是在滇池一带。汉王朝在开发西南夷时对滇王加封滇王印，说明滇池地区的奴隶主集团的统治已经相当巩固。汉王朝在滇池地区置郡后，不仅没有消灭滇池地区的奴隶制，反而采取扶持利用的政策，使汉中期以降滇池地区滇僰的奴隶制的发展更为迅速。解放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均可证明。
滇僰奴隶制中的奴隶来源主要是战俘，在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中出土的贮贝器上，就铸有战争中捕捉俘虏的场面②。在另外出土的青铜矛头的两侧也铸造有两个双手反缚的俘虏的图像，有的贮贝器上还有战争的场面③。反映出滇僰奴隶主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俘虏为奴隶，奴隶被大量用于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中，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个贮贝器上，饰有许多人排成行，替奴隶主把收获的粮食倒入粮仓中④，同样在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刻画有身着奴隶服的人手执鞭子赶着牛羊的图像⑤。又一个贮贝器的盖子上饰有纺织手工工场中奴隶生产的场面：6个奴隶坐在地上低头织布，1个女奴隶主坐在中间监视，女奴隶主背后站着1个手拿长棍的人正听奴隶主的命令惩罚生产不力的奴隶，奴隶主的右边还站着3个人正在验收织好的布匹⑥，可见奴隶被普遍用于农业生产和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
从史料的记载和各地考古资料说明，滇僰的奴隶社会内部出现了3个阶级：奴隶主、平民和奴隶。在许多出土的汉代青铜器上奴隶主贵族的形象都十分突出，不参加生产劳动，只指挥掠夺战争或主持祭祀，并监督奴隶生产，生活“豪奢。”平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但必须向奴隶主贡纳，晋宁石寨山滇王墓中出土的贮贝器上就铸有贡纳的图像⑦。奴隶的地位极低，在奴隶主皮鞭下进行各种生产，和牛马一样可以随意虐待、买卖和屠杀。出土图画文字铜片上刻绘着奴隶身戴枷锁与牛马等并列在一起⑧，在石寨山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上有杀害奴隶来祭祀鬼神的场面①。
公元1世纪以后，滇僰的奴隶制由于受到中原汉族移民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更由于滇僰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特别是铁工具替代了青铜工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姣隶制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和奴隶、村社平民的矛盾尖锐了，奴隶不断起来反抗，公元118年（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②。滇僰族中的奴隶主势力便迅速衰落，到公元2世纪至4世纪时，滇僰中的奴隶主便被后起的“大姓”、“夷帅”封建领主所取代。
邛都，笮都社会：约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邛笮、笮都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邛、笮近蜀，道亦易通，因此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尽管秦所设的郡县已无考，但说明邛、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到公元前3世纪末，“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③，“邛都夷者。……其土地平原，有稻田”④。“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⑤。可见邛都是定居农耕部落，笮都是半农半牧的部落。邛、笮处于蜀身毒道的灵关道（清溪道）的重要位置，蜀商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已活跃于邛、笮，汉初受到禁止，但已蜀商人，不顾汉朝的禁令，仍潜至邛都、笮都地区，“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⑥。说明邛、笮各部与内地的经济交往是频繁的。邛、笮各部地区的铜、铁、盐矿很早就得以开采。《华阳国志蜀志》云：“台登县（今四川省冕宁、喜德两县间）……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续汉志》说台登县出铁，《元和郡县志》卷三二说：“铁石山在（台登）县东三十五里，山有砮石，火烧成铁，极刚利。”⑦铁石山即今沪沽东的矿头山，历来有铁厂，此铁矿在汉晋时已开采。《华阳国志蜀志》又云，“邛都县（今西昌市）……南山出铜。”南山即今西昌市南螺髻山，1976年曾在此山发现铜器窖藏，内有王莽货泉、钱范、铜锤、铜锭等（11），说明南山之铜在公元1世纪前即行开采。《华阳国志蜀志》还云，“定笮县（今盐源县）……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此为邛、笮各部最早的取卤煮盐之法，定笮之盐以后发展成四川的产盐区，以至将定笮更名为盐源。
邛都、笮都各部经济的发展，社会内部已经有不少剩余产品和奴隶人口，财物占有不均，开始分化出贵族。贵族为了获得更多的财物和奴隶人口，互相间发动了掠夺财物和人口的战争，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步确立。到公元前1世纪末，邛都、笮都各部落奴隶制有了发展，在政治上出现了拥有实权的大奴隶主一豪帅和夷帅。史载“邛之初有七部”⑨，即七个大奴隶主集团，豪帅“放纵，难得制御”⑩。每个豪帅均有“部曲”（奴隶主武装），《后汉书百官志一》载越嶲郡夷帅长贵曾任军侯；“其领军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长贵是邛都各族中最大的奴隶主。后来长贵为了发展其奴隶制，于公元24年（汉更始二年）曾“率种人”反抗王莽的统治，杀越嶲太守枚根，自立为“邛毂王”，领太守事，公元39年（东汉建武十四年）授长贵越嶲太守印缓，统治邛都地区达20余年，反映了邛都部落奴隶占有制的发展和奴隶主集团势力的强大。公元3世纪时，邛都的奴隶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奴隶主们为了掳掠和贩卖更多的奴隶，战争更加频繁。史载成都禽信在越嶲做县吏时“为夷所得，转卖历十一种”，禽信被掳为奴隶十年，辗转出卖到11个奴隶主家为奴隶，其子禽坚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将其父寻找赎回（。诸葛亮《南征表》云，亮在打败越嶲地方的统帅高定元（一作高定）后，高定元“乃更杀人为盟”，“欲求死战”①。杀人祭祀的风俗，更是奴隶制盛行的反映。
嶲、昆明社会：嶲、昆明部落由于分布“地方可数千里”②，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大部分发展缓慢，《史记》云，“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③，还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政治上没有形成对周围部落有约束力的大部落，因此《史记》载西南夷各民族唯独嶲、昆明无核心组织，可见嶲、昆明各部尚处于分散而互不统属，“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又互相补充”④的状态。但对外来势力却共同采取抗拒的行动，公元前2世纪末，曾阻止汉朝寻求蜀身毒道的使臣，“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力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因此，汉朝曾一时将嶲、昆明各部作为继续开发西南夷的进攻对象，并曾在首都长安作“昆明池”，“习水战”以对付昆明部，数年后汉用数万大军始将嶲、昆明各部征服而置于益州郡的统治之下。但是嶲、昆明各部中也有发展较快的，有一部分已经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了，这才使汉王朝能在嶲、昆明各部地区设郡县，派官吏驻守和移民屯田，而且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君长”，公元前2世纪邪龙县的昆明夷中就已分化出贵族，因此公元76年（东汉建初元年）哀发表于 2011-9-25 20:45:20|只看该作者 牢夷各部反抗东汉王朝统治时，东汉王朝征集各郡兵镇压哀牢夷的反抗，其中邪龙县昆明夷首领卤承应募，“肃宗（刘炟）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邵兵击（哀牢王）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⑤，卤承可对“种人”发号施令，并被东汉王朝封为“破虏傍邑侯。”说明西汉以降邪龙县的昆明夷中已有了君长，在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阶级分化，商业也有所发展，对外的商业交往也已开始，在秦汉开拓西南夷以前蜀商就已经过昆明夷地区，把蜀布、邛竹杖等商品运往身毒国，当然昆明夷也和蜀商进行交换。反映出昆明夷的先进部分已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了。
哀牢社会：哀牢地为古永昌郡⑥。哀牢之地极广，《华阳国志》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哀牢各部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均较高。《后汉书哀牢传》云：哀牢“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于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⑦。反映了哀牢各部的农业已是种五谷蚕桑。手工业尤为发达，能纺织帛叠、兰干细布、桐华布多种，且知染色、刺绣，已知开采冶炼金属和制造装饰品。商业上哀牢处于蜀身毒道的要道上，哀牢各部用多余的桐华布进行交换，蜀商还将哀牢所产的帛叠、桐华布贩运内地和身毒等国，并将身毒等国的琉璃、光珠、蚌珠等装饰品带回哀牢地区。哀牢的中心永昌以后成为“金银宝货之地”，哀牢各部经济之发展可见一斑了。
鉴于哀牢各部经济的发展，其生产关系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李贤注《哀牢传》云哀牢始祖“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传至贤栗共9代，贤栗于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内属，以此推知禁高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中叶，哀牢已出现世袭的“君长。”哀牢酋长已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过着豪奢的生活，“哀牢王出入射猎，骑马金银鞍勒”①。哀牢酋长还不断对外进行战争，贤栗在对汉王朝的鹿■部落的战争失败后说：“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说明哀牢经常对周围各部进行战争。即使在内属汉王朝以后，哀牢王类牢仍发动反抗汉王朝的战争。频繁的战争说明哀牢社会已在向阶级社会的门槛跨进了。
滇越、掸社会：有关滇越社会文献记载很少，只在《史记大宛列传》有一段保留迄今的唯一珍贵史料的记载，说在昆明之属旁边，“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清人认为滇越即腾越（今腾冲县），“腾越者，古滇越也，亦曰越赕，其来久矣，在西汉时为张骞所称之为滇越”②。当然滇越还包括了今德宏地区。但对其社会经济不得而知，不过从滇越名“乘象国”说明滇越已经驯象为人类服务了，与唐代傣族用象耕田，元明清以来用象作战等役象之举是一脉相承的。从“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义是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滇越各部肯定与蜀商甚至缅、印商人有商业交往。在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汉墓中，曾出土汉五铢钱千余枚③，这是蜀商到此的明证，近年来又在德宏地区发掘、出土了琉璃等舶来品，可作滇越与缅、印商业贸易往来的佐证。
公元1—2世纪时，掸人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方面均有较快的发展。掸人和滇越有着承继关系，是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不同称呼。掸人与四周的国内外各族部的联系很频繁，“掸国南通大秦”④，掸人经伊洛瓦底江与东罗马等国的交往，促进了掸人社会的发展，时掸人已建立起第一个政治组织一“掸国。”《后汉书》本纪曾记载了掸人在公元97年（东汉永元九年）、120年（东汉永宁元年）、131年（东汉永建六年）3次派遣使团到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朝贡，并奉献了珍宝和在宫廷演出了精湛的文艺节目。特别是第2次，“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刘祐）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缓、金银、綵缯各有差也”⑤。这是一个拥有乐队和罗马幻人的大使团，使团配备着多种语言的译员，行程万里，可见不是一个涣散的集团或原始部落所能做到的。雍由调做了30余年的“掸国王”，内部还有“小君长”、“大君长”之分，知掸人已经跨入了初期阶级社会。
上述是西南夷中发展较快、势力较强的几个部分，其它各部发展缓慢，或居住在“峭危峻险，百倍歧道”的闭塞山区，或处于“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食肉衣皮，不见盐谷”⑥的状态。
四、南中“大姓”、“夷帅”的兴起
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至4世纪，西南夷各民族有了较大变化，即在西南夷地区出现了两大地方政治势力一夷帅和大姓。两大势力在东汉末至两晋期间在西南夷各民族历史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各民族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夷帅和大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是越到后期联系就越密切，区别也就越不明显。夷帅又称为“叟帅”、“叟大帅”、“夷率”等。夷帅，顾名思义是各民族中的贵族，亦即大奴隶主集团的首领，由西南夷中数十百个君长、侯、王发展而来的，拥有一定的实力。如越嶲郡夷帅（又称叟帅）高定元据有越嶲郡，拥有大量部曲（私人武装），朱提郡武茶夷夷帅于陵承亦有很大势力。
西南文献中记载大姓事迹甚多，仅《华阳国志》所载即有数十百起。巴、蜀、南中均有众多的大姓，其中以南中大姓为最多。南中大姓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夜郎传》：“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南中大姓是在东汉末年至两晋时乘机而起的，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姓。大姓主要有建宁、云南、兴古、牂牁4郡的“大姓焦、雍、娄、爨、孟、量（董）、毛、李”等8姓①。爨、孟2姓在历史上最著名，势力最大。爨氏，最早的是爨习，在刘璋时为建伶令，又有爨肃仕魏为尚书仆射，河南尹②，可见汉末爨氏已有很大的势力。以后爨氏大姓中又有爨深、爨某、爨龙颜、爨云、爨翫、爨宏达等，至公元5世纪末爨氏势力控制了云南大部分地区。孟氏有朱提、建宁郡的孟琰、孟获、孟干、孟通等，孟氏大姓势力在南中仅次于爨氏。雍氏以雍闿为代表，蜀汉时在南中势力最大。毛氏有毛洗、毛灵等。李氏有李恢、李竣李松等，量氏疑即董氏，有董元、董霸、董敏等。焦、娄2大姓无考，除较大的8大姓外，南中各郡还有许多大姓。牂牁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③，其中朱褒势力最强，曾作过牂牁郡丞、朱提郡太守。朱提，建宁2郡的霍氏大姓有很大的势力。永昌郡有吕凯、王伉2大姓，还有“大姓陈、赵、谢、扬氏”④。南中大姓均是郡邑中的豪族，占有部曲作为私家武装，盘踞一地，形成为一地方的实权统治者。
大姓是自秦、汉以降不断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官吏、商人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大姓是汉族移民且为移民中的统治阶级，与当地各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西汉以降曾在西南夷中推行过移民屯垦的政策，不少民屯和军屯官吏及士兵在西南夷地区安家落户，经过不断与各民族的融合和阶级分化，逐渐形成为雄踞一方的豪族大姓。大姓首先在经济上因管理屯政，在经管的过程中利用权力侵占屯田，开垦私田，拥有大量土地。另外大姓还拥有经管盐、铁的权利，又乘机把持了盐、铁物质资源，这就为大姓发展政治势力提供了物质基矗其次，大姓还将大批要求“庇护”的流民或各民族人民沦为部曲，部曲是大姓的私家军事武装，也是直接生产者，平时为大姓服定期劳役，战时组成军队，为大姓之间扩大统治势力而进行频繁的争战。大姓就仰仗其物质基础和夷汉部曲称雄一方。
南中大姓曾在三国时利用中原分裂混战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大姓雍闿等人即是如此。《华阳国志南中志》雍闿条云：“愚（雍闿）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因而采取依靠孙吴来达到独霸南中的企图。永昌郡大姓吕凯、王伉则采取依靠蜀国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因而据永昌抗雍闿以取得蜀国的支持，“（吕）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⑤。正是因为南中大姓的抗蜀，引出了蜀丞相诸葛亮的“南征。”南征中大姓势力遭到了一定的打击，但由于诸葛亮实行“南抚夷越”的政策，不仅没有彻底打击南中大姓势力，反而利用和支持大姓，任命大姓实力强大的爨习、孟琰、孟获等为蜀汉的官吏，爨习官至领军，孟琰为“辅汉将军”，孟获为“御史中丞。”对一般大姓则“劝令大姓富豪出金帛，驱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弈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汉，成夷汉部曲。”“分其赢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董）、毛、李为部曲”①。增强了大姓的武装力量和劳动力，在此后30余年中大姓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两晋时期南中割剧纷争的地方势力。由于晋朝不顾南中大姓的实际情况，于公元271年（西晋泰始七年）撤销南中4郡，设宁州以代之，企图把大姓、夷帅都抛弃不用，但遭大姓、夷帅的抵制而失败，不得已又于公元282年（西晋太康三年）改设“南夷校尉府”，对南中夷、汉各族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对大姓、夷帅施加种种压力和限制，夺取大姓部曲，侵犯大姓和夷帅的利益，结果导致公元302年以后大姓、夷帅与晋朝校尉、郡守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年，建宁郡大姓李睿、毛铣，朱提郡大姓李猛各率部曲数万，逐晋两郡太守，响应李特的“流民起义”，但遭到南夷校尉李毅的镇压，毛铣、李猛、李睿等大姓均被杀。翌年，李睿的夷叟遑耶（亲家）于陵承便以为李睿报仇为借口起而反抗，得到许多大姓夷帅的响应，使晋朝在南中的统治一度垮台。公元310年（西晋永嘉四年），晋朝又派王逊为南中刺史，逊以各种借口大肆“诛豪右（大姓）不奉法度者数十家”②，许多大姓因不能忍受王逊的残暴统治，纷纷各据一方，自称太守，互相争夺，有的投奔蜀之李特以取得支持，致使南中处于大姓与大姓、大姓与晋王朝的争权夺势的纷乱中。公元347年（东晋永和三年）晋朝在南中的统治彻底失败，爨氏大姓称强，南中统治大权落到爨氏家族之手。
南中夷帅和大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或云南中大姓是夷化了的汉族移民，或云是汉化了的当地各民族中的统治者③，这种说法是十分正确的。如庄叭氲帷氨浞从其俗，以长之”，可见庄昂蟠不少已经与当地民族融合而成为当地大姓。大姓雍闿、吕凯等本是汉族豪民的后代，但雍闿亦称“耆帅”、“豪率”，和当地夷帅的称呼一致，可见已经融合于当地民族之中。南中还有一部分大姓自称为“方土大姓”④，即土生土长的大姓，如建宁令爨习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显然是汉化了的各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夷师与大姓之间还用“姻亲”方式，将二者的势力结合在一起，使夷帅和大姓更难以区别。夷帅与大姓互通婚姻者称为“遑耶”，有的因世代姻亲而成为“百世遑耶”，形成一种“与夷为姓曰‘遑耶’……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①的情同手足的关系。当然姻亲关系也是汉夷互相融合的过程，有利于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百越
一、秦征百越和中原人民向百越地区的迁徙
公元前2—前1世纪，百越仍广泛散处在华南各地。《汉书地理志》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②，表明自宁绍平原直到广西盆地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种姓各异的百越居住地。当时在从今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到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各省这广大的东南弧形地带中，分布于越、东瓯、闽越、东鞮、扬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各个越人集团。尽管名称各异，居地不同，其后的融合、分化、发展的经历也不一样，但是亦有一些诸如使用铜剑、铜鼓，擅长造船操舟，断发文身，奉龙蛇为图腾等大体相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这与其后演变为壮侗语族的各民族，在传统文化上有着一定的同一性，是密切相关的。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始皇赢政派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次年，天下初定，全国分建36郡。大约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③发表于 2011-9-25 20:50:21|只看该作者 秦始皇为了扩大统治地区，获得岭南越地闻名已久的特产犀角、象齿、翡翠和珠玑等物。派尉屠睢率兵50万，分成五军，进击岭南。面对秦大军压境，越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逼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形成了相持局面。
在南征越人的过程中，秦始皇为了解决劳师费日的粮饷补给问题，派监禄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城附近和大榕江镇之间开凿灵渠，支分湘水，连接漓水，建设起全长34公里，由铧嘴、大小天平、南北渠道、秦堤和陡门等部分组成的完整水道工程体系。铧嘴前锐后钝，形如犁铧，用以分流海阳江水量，使其三分入南渠，合于漓江；七分入北渠仍归于湘水。大小天平为铧嘴后的人字形大坝，左边一撇称大天平，右边一捺称小天平。大天平接近东岸一端，与北渠渠口相连，小天平接近西岸一端，与南渠渠口相接。大小天平坝既可拦水，借以提高海阳江水位、又可滚水过坝，使洪水期的江水可以泄入海阳江故道中江，避免水患。陡门是提高水位、用于过船的船闸，为唐代宝历年间及以后所逐步增修，便于船只的航行。灵渠这一人造河渠工程，沟通了越人地区的湘、漓二水，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得到连接。它远远超出秦始皇原来开凿灵渠的意图，为南方越人地区的开发，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相持阶段中，秦军曾杀越人西呕首领译吁宋，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取陆梁地。④于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但越人不降，散处原野树丛，坚持对抗。秦军旷日持久，粮食乏绝，士卒劳倦。加以夏日暑热，霍乱痢疾流行。越人采用夜间突袭的方法，杀秦将尉屠睢，使秦军伏尸流血，以大败告终。秦始皇为了稳定岭南越地局势，乃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领因罪被流放的犯人等50万之众，留守岭南。并答应岭南官兵的请求，从中原征调15000名未婚女子，“以为士卒衣补”，⑤使之与守戍将士成婚定居，繁衍后代，这是古代中原人口向岭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次迁徙。
从中原迁来岭南越地的壮年男女，男子披甲从事征战的军事生活，妇女担负繁重的后勤工作，“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⑥。同时，秦始皇还从中原地区强迫大量劳动人民迁来岭南，与越人杂居共处。从中原地区迁来的百姓，是最早的大批移民，构成了岭南最早的汉族居民。有的也融合于越人之中，成为越人的一部分。前来实边的中原人民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与先进生产技术，不仅与当地的越族一起，胼手胝足，开发了华南地区，而且还传布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
二、南越国的建立和两汉对百越各民族的施政措施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赢政去世，二世胡亥即位。陈胜、吴广等纷起反抗秦朝。在岭南统治越地的南海尉任嚣于病重临死前，召龙川令赵佗商议，认为中原变乱纷争，岭南僻居海疆，可立国以自保，并任赵佗代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诛杀秦官，“绝道聚兵自守”①。公元前207年，秦亡，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
汉高祖刘邦即位，因天下初定，未及过问赵佗称王建国之事。到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汉高祖见赵佗称雄于百越之地，认为如不加以笼络，将成为汉南方边患，因命陆贾携印玺至岭南，准备立赵佗为南越王，承认他在岭南地区的统治权。陆贾初抵南越，佗心怀猜疑，箕踞椎结，以越人之态见之。陆贾乃历数南越与中原交好的利害关系。佗与之相谈甚欢，终于接受南越王封号，向汉称臣。并划定南越的疆界，北与长沙王吴芮统治区相邻。将过去曾在名义上封给吴芮的象郡、桂林、南海三郡正式划为南越国领地。此后几十年，曾几次发生过长沙王与南越王之间关系紧张，兵戎相见的局面。
汉王朝根据当时的形势、实行“和辑百越”②的政策，以缓和矛盾，稳定南方局势，巩固自己的政权。与汉朝廷建立君臣关系的南越王赵佗每年向长安入贡方物，献鲛鱼、荔枝、石蜜、蜡烛等物，并在边关与汉互通贸易。汉高祖刘邦去世，惠帝刘盈即位，仍继续执行“和辑百越”政策，保持了汉与南越的关系。吕后雉专政以后，至公元前183年（高后五年）春，采取制约南越的策略，一改过去互通贸易的方针，下令禁止向南越输出铁制农具，在马、牛、羊的出售中，禁止将母畜卖与南越，以此遏制岭南越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赵佗遣使至长安谢过，要求恢复过去一贯的贸易，但使节却被扣留，不得返回。赵佗在中原的父母坟墓均被发掘，兄弟宗族也有被捕和被杀害者，南越与汉关系紧张。赵佗认为汉廷的这些作法，是长沙王进谗所致。因此，一方面断绝与汉朝的关系，自称南越武帝，仪制与汉同，以进行抗衡；另一方面，以财物结纳相邻的闽越、西瓯、骆越诸部，使之成为自己的属地，造成东西万余里均遵奉赵佗政令的局势。
赵佗为了报复长沙王吴芮，发兵攻长沙王边境，但未能取胜。在此情况下，吕后于公元前181年（高后七年）九月，削除过去汉封赵佗的“南越王”爵竈位，并遣隆虑侯周竈等人率军往讨。因南方炎热，汉军兵士中瘟疫蔓延，不能逾南岭而前，相持一年多。赵佗致信周竈，在汉军退兵和归还故乡兄弟的情况下，可与汉罢兵言和，时值吕后去世，汉文帝刘恒即位。文帝为了对南越进行怀柔，在接赵佗信后，决定罢兵岭南，给予赵佗兄弟以官职，并再次起用陆贾出使南越。陆贾因与赵佗有旧，在南越受到盛大欢迎。佗献白壁、翠鸟、犀角、紫贝、生翠、孔雀等珍物，愿长作汉之藩臣，而实际上仍称王如故。
吕后中断汉高、惠的“和辑百越”政策而执行遏制南越的措施，结果引起了南越王赵佗的对抗，触发了南方边区的动乱，它既无益于汉朝的统治，也不利于越地的发展和安定。从而证明，汉代长期奉行的“和辑百越”政策有利于民族地区与中原之间的统一、团结，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和发展。
公元前137年（汉建元四年），南越王赵佗去世，寿逾百岁，孙赵胡继立。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秋八月，闽越王邹郢为了广拓封土，发兵攻南越，赵胡遵守过去赵佗与汉所定的“藩国不得自相攻击”的约议，驻兵自守并派遣使上书汉武帝刘彻，要求汉朝干预。汉武帝嘉奖赵胡能守约定，下诏出兵征闽越。汉军至南岭附近，闽越王邹郢闻讯，发兵拒之。弟余善与宗人等商议，以短矛刺杀滋肇事端的闽越王郢，并以其首级献汉廷，得使汉罢兵。并以未参与侵攻南越策划的繇君丑（闽越王始祖无诸之孙）为越繇王，继承闽越的宗祀。后汉朝因余善杀鄙，威行于国内，希图称王，故又立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同处。汉朝对南越的统治，一贯执行其“和辑百越”的政策，用原越人首领，顺应其发展的要求，通过朝贡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逐渐渗透默化，为后来这一广大地区与中原文化的接近打下了基矗
解除闽越对南越进攻的威协后，南越王赵胡令太子婴齐随汉使严助赴长安，以示亲汉意。直至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因赵胡病重，婴齐才从朝廷返番禺，赵胡病卒，葬于今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③谥文王。婴齐继位才数年，于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亦卒，谥明王，以婴齐在长安时娶樛氏妻所生之子赵兴即位。因赵兴从小生于长安，与汉关系密切，汉武帝欲将赵兴召至长安，就近约束，因派一氏的旧情人安国少季来南越传旨。并命路博德率兵屯于桂阳，以为后援。南越三代老臣，丞相吕嘉原为越人首领，长期与赵氏王室密切合作，在国内有较高的威望。面对汉朝的招抚南越工作，他与樛氏、赵兴持不同意见。吕嘉主张保持南越的相对独立，以利于赵氏王室的长久统治，而樛氏依仗与少季的密切关系，欲利用权势强吕嘉以从己意。在酒宴间曾欲刺杀吕嘉，但在赵兴保护下，吕嘉才幸免于难。汉武帝派韩千秋率兵2000，抵越境，准备与樛氏相呼应，杀害吕嘉。吕嘉被迫与弟同带兵围王宫，攻杀樛氏、赵兴与汉使少季等人。随即立赵建德（明王婴齐在赴长安之前，娶南越女子为妻所生之子）继位。赵建德为赵兴的异母兄，因赵兴生于长安故继婴齐之位，而赵建德被封为高昌候；公元前113年（汉元鼎四年）汉武帝又徙封为术阳候。赵兴死后，赵建德被拥立继位。在吕嘉的计诱之下，韩千秋孤军深入，在离番禺40里外，被伏军全部歼灭。千秋亦战死。汉武帝乃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调动10万大军进攻南越。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冬，汉军攻入南越都城番禺，赵建德与吕嘉先后被捉获杀害。接着，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40余万口归汉。汉武帝在越地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诸郡，郡下均设属县若干，纳入直接统治之下。南越国传5主，历93年。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先主赵佗尽管出身真定（今河北省定州市），但长住岭南半个世纪以上，接受越人风俗习惯，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时，赵佗在致汉文帝的奏章中，公开宣称自己为“蛮夷大长”，④完全以土著越人的首领自居。赵佗还任用越人参加政权管理，除以越人首领吕嘉为丞相外，越人“宗族仕宦为长吏者七十余人”①。而且与越人互相通婚。仕宦的越人“其子尽尚王女，女皆嫁王子”①。促进了越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赵佗又时刻牢记必须与中原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曾自称尽管居住越地已约50年，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以不得事汉也”②，表露了他一心内向的意念。而西汉从高祖的“和辑百越”政策经历了吕后的遏制政策，以及汉武帝对吕嘉的征讨，最后在南方越地，建立了由汉朝进行直接统治的郡县制度。
三、乌浒、俚、僚、濮
乌浒、俚、僚均是百越民族中的一部分。乌浒之名，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传》：“灵帝建宁三年（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又载“光和元年（178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郁林郡即秦之桂林郡，汉武帝时更名郁林，其地与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部、西部相当。合浦郡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部与广东省的西南部一带。当时的这一大片地域是西瓯、骆越的分布地区，也是后来壮族聚居的地区，可见，被称为“乌浒蛮”的土著，亦西瓯、骆越的后人。
据载，当时的乌浒人居住在深山之中，巢居鼻饮，射翠取毛，③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在海边的乌浒人还以割蚌求珠为业，从事海洋捕捞。亲属观念比较淡薄，无亲戚、重宝货，每遇重大日期，则击铜鼓，歌舞饮酒为乐。《后汉书南蛮传》载，乌浒人所建的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④，尚存在着原始的“食人”习俗⑤。
俚，或作“里”，《后汉书南蛮传》载，公元36年（东汉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自后直至隋唐，俚人之名屡见于南方史籍，并与僚连用，称作“俚僚。”有人认为此乃同一个族属的不同异称①，但细究之，两者仍不能完全等同。汉代记载，俚人分布甚广。公元40年（东汉建武十六年）
“交趾女子征贰反”，②“九真、日南、合浦诸俚皆应之。”九真、日南在今越南清化县、广治县一带。合浦，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以及广东省西南部等地。《南史荀匠传》载，荀匠之兄荀裴于502年（南梁天监元年）为郁林太守时，因“征俚贼”死于阵。可见当时居住于郁林郡的亦均为俚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云：“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高梁（今广东省阳江县等地）五郡皆有之。”可见俚人的活动地区与乌浒人大致相合，前人指出，俚人即“乌浒蛮”，为“乌浒蛮”的另一名称，是有一定道理的。③
僚的名称，最早约见于西晋陈寿（233—297）所撰的《益都耆旧传》。《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松之注云：“（诸葛亮）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同时期的张华《博物志异俗篇》亦云，“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可见僚的名称在最早记载中大都指牂牁、兴古郡之民族。僚音“lao，似即古代骆越之骆的同音异写，后世的“佬”与“僚”同音，亦或是“僚”字的转写。汉初在夜郎设牂牁郡，据《汉书地理志》载、牂牁郡领县17，范围大约包括今贵州盛云南省曲靖地区东南部、文山自治州和红河自治州的一部分，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右江上游一带。蜀汉又分为益州、牂牁二郡，连接地设兴古郡，在今云南省文山州和红河州一带，当时均有僚人的踪迹。据《晋书武帝纪》载，公元283年（晋太康四年）六月，牂牁僚2000余落内属，与发表于 2011-9-25 20:57:06|只看该作者 内地的关系逐渐密切。此后，僚人分布甚广，自长江以南，直达东南亚一带均有所记载。今广东、广西、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均是僚人的分布地区。僚的名称还常与其居住地名或其他民族名称连用。如岭南僚、邕州僚、南平僚、乌浒（乌武）僚、西原僚、俚僚、侗僚、土僚、山僚、葛僚、夷僚、仡僚、守宫僚等等。由此可见，僚人名称曾一度使用较广，除了与居往地名连称邕州僚、南平僚以外，还与乌浒、俚、侗、土、夷等名称连用，故不应把僚与历史上出现的上述某一名称完全等同起来。
各地僚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僚族还处于巢居溪谷、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而在从汉中到邛、笮、川之间的僚人则散处山谷，居住在依树积木的干阑之上，推一长者为王，父死子继，各自为政。不能远相统摄。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子弟自行吹奏敲打。善于泅水，能在水底持刀刺鱼。武器只有矛与盾，还不会使用弓箭。能织细布，其色泽鲜净。能铸铜为器，大口宽腹，既薄且轻，易于煮熟食物，名曰铜爨。这反映出已具有较高的铸造水平。不仅买卖人口，“亲戚比邻，指授相卖”，“大狗一头，买一生口”，④而且俗畏鬼神、杀人祭祀。以所杀者多胡髭为上，剥其面皮，笼于竹上，干燥后称之为“鬼”，鼓舞祭祀，以求福利。表明僚人的社会很可能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公元4世纪30年代（北魏建国——公元338—376）中，僚人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东晋明帝司马绍婿桓温破蜀以后，力不能遏制僚人，加以蜀人东迁，人口骤减，僚人遂乘机迁入，与汉人杂居的则输缴租赋；而在深山的则不为编户，属于化外。后北魏以梁、益二州不易控制诸僚，乃于514年（北魏延昌三年）设巴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巴中县）加以统摄，并建隆城镇（今四川省阆中县），所统辖的僚人达20万户，称作北僚，岁输租布，并与外界交通贸易。而巴州的所谓“生僚”则不属官府所管，只在年节之际，由首领到州城谒见巴州刺史而已。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陵州（治所在今四川省仁寿县东）木笼僚起而反抗，西魏王朝派骠骑大将军陆腾讨之，俘斩15000人。
562年（北周保定二年）铁山僚又反，陆腾又进军讨之，兵至铁山，佯作退兵，乘僚人不备进攻，一日连下3城，僚人首领被杀，俘获3000人，招纳僚人降附者达3万户，⑤可见这一时期，僚人声势之大。
濮人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牧誓篇》，周武王伐纣时，参与会盟的8种人中即有濮人在内，当时分布在江汉之南，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元年）楚国的叔堪因争位失败而避难于濮人地区。公元前611年（周匡王二年），濮人曾与麇人伐楚。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⑥濮人当时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无统一的君长，部族繁多，和百越一样，亦有“百濮”之称，罗香林认为濮与越是同一系统民族的混称，僰夷既是越人的遗裔，也就是濮的后代。①而不少人仍认为，“百越与百濮不同，它们是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族群”②，也有人认为他们源流不同，在语言、姓氏的有无、文化来源、习俗及崇拜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他们之间是“异中有同”、“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某些相似之处”③，但从闽濮后来演变为文面濮、赤口濮、黑僰濮、以及“朴子蛮”、“濮曼”、“蒲满”（“蒲人”、“蒲蛮”）、“望蛮”即今讲南亚语系佤德语支语言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情况看，他们与由百越演变而来的讲壮侗语族语言的壮、傣、布依、侗、水等民族毕竟有着较大的差异，也说明百濮与百越在古代不可能是同一系统民族的异称。战国至汉时的夜郎国中，包括有濮人在内，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武帝刘彻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斩夜郎国王，置牂牁等郡，后“濮夷”阻城，为竹王（夜郎国王）求立后嗣。又汉牂牁郡领17县，在《华阳国志》中也载明谈槀县（今云南省陆良县）有“濮僚”，句町县（今云南通海县）“其置自濮”，兴古郡（郡治今贵州盘县）“多鸠濮僚”，汉永昌郡，为古哀牢国，其中族属众多，“有闽濮、鸠僚、僄越、躲濮、身毒民。”可见汉代从南盘江、哀牢山以西直到今大理市一带均有濮人的足迹。时哀牢山里的濮人等民族仍“散在溪谷，绝域荒外”，④据《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云，那里的一部分部落“犹知识母，不得别父。”人们“贷老相食”⑤，可见濮人还保留母系氏族社会的风俗，有着原始的食人陋习。
四、百越的共同特征
百越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是它们居住在一个广阔的共同地域内，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有的文化特征，作为传统文化还保留在现代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各民族之内。同时也表明他们与古代百越有着密切的关系。
越人有自己的语言。据罗香林先生的研究，认为越语的特点是：发音轻利急速，有的词与汉语不同，名词类的音缀有复辅音和连音成分；词序倒置，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或动词之后。在《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中都有一些越语词的纪录，而汉刘向《说苑善说篇》中所录著名的越人歌则是保存最为连贯完整的越语资料。它记载了楚康王，楚灵王的同母弟泛舟河上之际，听到越人拥楫而歌：“滥兮挷堇挠瑁坎觯ɑ福┰笥瑁坎葜荨觯ㄕ浚Ｖ菅珊跚伛泷恪ｇ嫌韬跽彦で赜馍伤婧雍雹蓿ㄒ胛模航裣蜗猓褐拗辛鳌＝袢蘸稳召猓糜胪踝油邸Ｃ尚弑缓觅猓祸ず蟪堋Ｐ募竿缍痪猓弥踝印Ｉ接心举饽居兄Γ脑镁饩恢８菀粼涎Ф院鹤稚瞎乓舻墓鼓猓选对饺烁琛分忻恳缓鹤值纳瞎乓艉椭泄乓簦胗泄氐淖秤锎室灰欢哉眨⑾炙胱秤锎嬖谧乓欢ǖ墓叵怠＂倬荻怨旁降氐南执河锓窖远员妊芯浚⑾制渲杏凶胖诙嗟拇视锸窍嗟币恢碌模虼舜又锌梢钥闯觯鲈健㈥痹健⒛显健⒙嬖接镌诠糯蟾趴梢曰ネǎ蛭旁接锏某煞种两窕故置飨浴＂诹只菹橄壬谷衔旁接锸且恢纸鹤庞铮幌窈河锬茄蛔忠灰簦呛隙嘁艚鹤哦伞＂郾砻鞴糯僭接锸且恢执凶约禾氐愕亩懒⒂镅浴发表于 2011-9-25 20:59:20|只看该作者 ，故名船棺。它是越人水上生活习俗的反映。在江西省贵溪县发现的悬棺多呈囷棺状，盖呈屋顶形，悬棺似是越人架木为巢的巢居生活的反映。越人的独特葬式亦反映了越人平日生活习俗的特点。
广西、福建等地发现的壁画，是越人遗留的宝贵财富。著名的广西宁明县花山崖壁画，位于明江右岸，距水面250米，长达135米，绘有人、兽、器物形象1300多个。最大的人像高有3米，最小的仅0.3米。其中有双手屈举的男子，长发舞蹈的妇女，有腰佩环首刀的武士，亦有铜鼓和狗的图像，关于壁画的来历有宗教祭祀，战斗场面，生活记录，劳动写照等不同的说法。对于其完成的绝对年代亦有不同的看法。古越人地区流传铜鼓，大小不一，是越人冶铸业中的精品，《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往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裴氏《广州记》云，俚僚铸铜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铸成后，贺者盈门。鼓面常铸有青蛙、蟾蜍动物形状，大都无文字，鼓腹铸有羽人、双身船以及云纹等纹样。每逢喜庆节日，击打铜鼓以为乐。铜鼓是越人传统文化的手工艺品，亦是重要的乐器。
古越人从语言文字、经济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绘画音乐各方面均创造了富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作出了贡献。
五、百越与秦汉的关系
从秦始皇赢政开始，全部百越之地陆续被置于秦汉王朝的统辖之内。其间经过战争，置郡县，封官职，迁徙散布，百越各民族有了一定的变化，终汉、魏之世，不再以越人的名称出现，有的已溶入当地居民，成为后来的汉族；有的代之以各种蛮、俚、僚的名称出现于史册。
楚灭越后，越王子孙四散，摇占东瓯地，称东海王，无诸为闽越王，占有闽中之地。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派大将王剪灭楚，次年，降越君、置会稽郡。秦始皇统一天下，无诸与摇被废为君长，以其地属闽中郡，郡治设于东冶（今福州市）。平定五岭以南，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的西瓯地置桂林郡。于今广西西南部及越南东北部的骆越和海南岛的儋耳置象郡，于今广东省东北及中部一带的杨越地置南海郡。在秦末农民起义中，曾被秦始皇废为君长的闽越无诸和东海王摇纷纷率越人跟随鄱阳令吴芮参加亡秦的斗争。其后，又辅佐汉朝击溃项羽（籍）。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汉高祖刘邦立无诸为闽越王，统辖原闽中郡故地，建都东冶，至公元前192年（汉惠帝三年），追叙高祖时越人所立功劳，认为闽君摇的功多，因立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今浙江省温州市），又称东瓯王。至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初附濞，后又受汉指使杀濞于丹徒。濞子子驹逃亡入闽越，唆使闽越王出击瓯，公元前138年（汉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粮绝，求救于汉，汉武帝刘彻令庄助发兵援东瓯，兵未至闽越即退兵而去。东瓯王恐闽越再来攻，与广武侯望同请汉朝，迁其众4万多于江淮之间，住庐江郡（今安徽省西部、长江以北），⑥故地为闽越王所占。
公元前135年（汉建元6年〕，闽越王乘南越武帝赵佗新死，发兵攻南越，汉武帝遣王恢出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韩安国出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两路进军，闽越王之弟余善伙同亲族，杀闽越王郢，驰报汉天子。请息攻。无诸孙繇君丑以此被封为越繇王，后余善亦被封为东越王。但余善“狼戾不仁”，所行多不义，几次举兵侵凌附近百越，兼并邻国。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南越相吕嘉反汉，余善又与之暗中勾结，而当汉武帝出兵南征时，余善又上书自请出兵8000以助，复私告南越。汉攻破番禺灭南越后，得悉余善阴谋，遂屯兵豫章梅岭。次年秋，东越王余善在汉兵压境的情况下，起兵反汉，封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攻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并自制“武帝”印玺于闽越称帝一方，骄横甚。汉武帝乃派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仆、中尉王温舒、弋船下濑将军越侯等四路包围，于公元前110年（汉元封元年）攻入东越。并以越衍侯吴阳作为汉使往喻余善。余善拒不听，退守泉山（今福建省浦城县），尚有甲兵数十万。越衍侯吴阳率700人反东越，从内部攻越军于汉阳（今福建省浦城县境）。东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合谋，计杀余善，降于横海将军韩说。因而，繇王居股被封为东成侯。建成侯敖被封为开陵侯，越衍侯吴阳被封为北石侯，东越将军多被封为无锡侯等。闽越自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无诸始封为闽越王起，传位长子，旋长子被弟甲、甲又被弟郢、郢被弟余善相继诛杀，最后丑继位而亡。共传3代6王，历92年。
汉武帝以闽越地险阻，多反复，易为患，故徒其民于江淮间，东瓯之地遂虚。⑦迁至安徽寿春，合肥一带的越人，有的居于山区，其后以山越或山民的名称出现，尤其在三国初期，成为孙吴政权的一大威胁。最早见于《后汉书灵帝纪》云：公元169年（建宁二年）丹阳山越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山越名称较繁，除山越外，亦有称之为百越、杨越、夷越、东瓯、闽越或南越，以及山民、山夷、“山贼”、“山寇”的。山越基本上是依阻山险而居的越人，⑧分布于三国吴属的丹阳、会稽、新都、建安、豫章、鄱阳、庐陵诸郡及魏属的庐江郡等地，居住范围广阔，其中又杂居大量汉人，形成为大分散、大杂居的局面。“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逋亡宿恶，咸共逃窜”。①四处蜂起的山越之人中，不能排除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山区与越人有紧密关系的汉人在内。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时逢乱世，平民依阻山谷，与越人杂处。所居者虽越地而其人多华夏，所以三国时的山越，“名为越而实非越”也。①当时大部分山越已使用钢铁器，从事山区农业，产量不高；有手工纺织业，交换不发达，有的老人甚至有一生从未进入集市贸易的。他们的社会组织称“宗伍”或“宗部”，首领称“宗帅、渠帅”，与当时的一些大姓部伍无很大的区别。在宗帅统领下，往往以几千人为单位进行战斗。战则蜂起，败则四散，带有较浓厚的原始性质。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败，民不聊生，深居山区的越汉人民亦受其害，史载“江淮间空颈达到“人民相食”②的地步。至三国孙吴统治时，亦是严刑峻法，刻剥无度，因此各地山越人民不断揭竿而起，前后大小斗争有40余次之多。③而孙吴政权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领域和兵源队伍，以及增加赋役，故频繁竭力镇抚山越。公元238年（东吴赤乌元年）山越大致被平定，江东六郡勇悍善战的山越被收为吴国的士卒。并有不少的山越人被同化于汉族之中。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四夷部》引。
⑥《周礼》郑玄注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诅。”
⑦《后汉书邓训传》卷一六，第610、611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②关于庄叭氲岬氖奔洌《史记》、《汉书》记为楚威王时，《后汉书》记为楚顷襄王时。杜佑《通典》将威改为顷襄王，今从之。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2991页。
②同上书，第2991页。
③荀悦：《汉纪》卷一一“西南夷。”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2992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
⑨《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76页。
⑩《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3，3841页。
（11）同上。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页。
②《史记司马相如传》卷一一七，第3044页。
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285页。
④《后汉书》卷八六，第2848页。
⑤《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卷四，第428页。
⑥《史记大宛列传》卷一二三，第3166页。
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蜀志”卷三，第320页。
①据张守节《史记正义》：“丹、犁……本西南夷。”知丹、犁是西南夷中最古老的两个部落，初附于蜀，后为秦所统治。其地在川滇边境，唐初属姚州都督府。
②《史记秦本纪》卷五，第207、209页。
③同上。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页。
⑤同上。
⑥《史记司马相如传》卷一一七，第3046页。
⑦《汉书西域传下》卷九六，第3928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②同上。
③《史记平准书》卷三○，第1420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5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1页。
⑧同上。
⑨《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8页。
②《续汉志》：“六县谓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也。”《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9页。
③汉初在南方和西南夷地区建立的17个郡史称初郡，晋灼云：“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贞、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传》所置犍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见《汉书》卷二四，第1174页。
④李元阳：《云南通志》。
⑤《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⑥《汉书食货志》卷二四，第1174页。
⑦《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六，第2831、2841页。
⑧同上。
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①《汉书》颜师古注：“地比，谓其次地，自近及远也。”
②《汉书食货志》卷二四，第1174页。
③《史记平准书》卷三○，第1421页。
④同上。
⑤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93页。
⑥《三国志蜀书吕凯传》卷四三，第1047页引孙盛《蜀世谱》。
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6、2853页。
⑨同上。
⑩《蜀鉴西南夷本末》，第469页。（11）《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11）《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6页。
②同上书，第2847页。
③同上书，第2845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8页。
⑤《读通鉴论》卷三，上册，第71页。
⑥同上。
⑦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7页。
⑧《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卷八六，第2845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②《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78页。
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79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⑤同上书，第2996页。
⑥同上。
⑦《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3页。
⑧《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⑨《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1页。
⑩《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①《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393页。
③同上书，第345页。
④汪宁生：《云南考古》，第47—60页。
⑤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页。
⑥同上。
⑦同上书，第37页，图8、9。
⑧同上。
①云南省博物馆：《晋宁石寨山出土有关奴发表于 2011-9-25 21:04:32|只看该作者 隶社会的文物》，《文物》1959年第5期。
②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6页。
③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41页图11，第42页图12。
④同上。
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3页。
⑥《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2页。
⑨同上书，第2993页。
⑩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315页。
（11）同上书，第312页注。
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311页。
②《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2页。
③《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引诸葛亮《南征表》。
④同上。
⑤《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⑥同上。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424页。
③《后汉书哀牢传》卷八六，第2849页。
④《太平御览》卷三五八引“永昌邵传。”
⑤乾露腾越州志建置志沿革考》。
⑥《永昌府文征》记载卷一。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②同上。
③同上书，第2848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57页。
⑤同上书，注②，第406页。
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414页。
②同上书，第435页。
③《三国志蜀书吕凯传》卷四三，第104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第357页。
①《晋书王逊传》卷八一，第2110页。
②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405页。
③《三国志蜀书李恢传》卷四三，第1045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总叙”卷四，第364页。
⑤《汉书地理志八》卷二八，第1669页。
⑥关于秦始皇发兵征百越年代有不同说法，可参阅余天炽：《秦统一百越战争始的诸说考订》，载《百越民族史论丛》，第303—311页。
①张守节：《史记正义》：“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陆梁，故曰陆梁。”陆梁指岭南地区土著，即南越、西瓯与骆越等人。但“陆梁”亦可看作是“骆郎”、“骆俍（狼）”的同音异写，即指“骆越地区的郎（狼）人”（参见1991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第25页：“陆梁”小考》）。
②《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卷一一八，第3086页。
③《汉书严安传》卷六四下，第2812页。
④《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67页。
①《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67页。
①南越文王赵胡墓已于1983年8月发掘，出土“文帝行玺”及青铜、玉器及陶、铁、金、银、象牙器共1000余件。现建有博物馆。
②《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70页。
③梁廷栅：《南越五主传四主传》卷三，第2页。
④同上。
⑤梁廷栅：《南越五主传先主传》，卷一，第11页。
①《三国》《异物志》。
②《后汉书灵帝纪》卷八，第2834页。
③《后汉书》卷八，第332页，注引《广州记》：《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六，第2834页，注引万震：《南州异物志》。
④黄现璠等：《壮族通史》，第41页。
⑤《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下，第66页。
⑥《太平寰宇记》：“贵州连山数百里，皆俚人，即乌浒蛮。”
①《北史僚传》卷九五，第3155页。
②《周书陆腾传》卷二八，第471页。
③《左传》昭公十九年。
④罗香林：《僰夷种属考》，载《百越源流与文化》，1978年（台北）《中华丛书》。
⑤见蒋炳剑等：《百越民族文化》，第9页。又：蒋炳剑：《“濮”和“越”是我国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民族》，载《百越民族史论丛》。
⑥朱俊明：《濮越异同论》，载《百越民族史论丛》。
①《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卷八六，第2848页。
②《太平御览》卷七九一。
③越人歌原无标点，此处采用韦庆稳研究的标点断句。
④参阅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载《百越民族史论集》。
⑤赵日和：《闽语辨踪》，载《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⑥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载《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⑦文物编辑委员会：《江西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⑨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载《文物》1975年第5期。
⑩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11）林蔚文：《福建华安摩崖石刻及其与越的关系试探》、载《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①《说苑奉使篇》。
②《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
③《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郊。
④吴玉贤：《河姆渡的原始艺术》，载《文物》1982年第7期。
⑤《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
⑥《史记越世家》，《周祀》等。
⑦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载《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12）《汉书地理志》。
（13）《后汉书东夷传》注引《临海水上志》。
（14）刘诗忠等：《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族属及文化侍征》，载《文物》1980年第11期。
①《魏书》卷一○一；《南史》卷七九。
②林蔚文：《古代东南越人建筑述略》，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③《艺文类聚》卷七一引《周书》。
④蒋炳剑等：《百越民族文化》，第10章，第347页；吴绵吉：《百越文化三题》，载《百越史研究》。
⑤蒙文通：《越史丛考》。
⑥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载《民族研究集刊》第1期；何廷瑞：《台湾士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载《考古人类学刊》第15、16期合刊。
⑦《新唐书南平僚传》。
⑧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
①《史记东越列传》卷一一四，第2980页。
①《史记东越列传》卷一一四，第2984页。
②《资治通鉴》汉灵帝建宁二年，胡三省注。
③《三国志诸葛恪传》卷六四，第1431页。
④吕思勉：《读史札记》山越条。
第四编中华民族的兴盛和祖国统一的加强
我国经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长期分裂以后，终于在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之上，由隋朝统一全国。隋文帝杨坚本是北周鲜卑皇室旧臣，对少数民族偏见较少，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隋代最大的民族问题是与北方强大的突厥之间的关系问题，双方经过反复较量，最后趋向和好。隋朝后期，炀帝杨广三征高丽，不仅破坏了民族关系，并且导致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加速了隋王朝的覆灭。
短暂的隋朝结束以后，出现了统一强盛的唐朝。唐皇室的先辈长期在鲜卑王朝为臣，世代与鲜卑联姻。在这一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形成了唐太宗李世民视华夷如一家的民族观。他制定了一系列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国内民族关系较过去历代有所改善，各少数民族或多或少有所发展。当后突厥灭亡以后，回纥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少数民族。回纥两次助唐平安史之乱，与唐朝关系长期友好。唐与吐蕃和亲，开创了汉、藏两族友好关系的先河。唐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羁魔府州，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自身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而各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改善，又成为贞观、开元盛世的重要支柱。终唐之世，少数民族在唐代历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章突厥
第一节突厥的兴起与分裂
一、突厥起源及其与铁勒的渊源关系
突厥一名，广义包括所有属于铁勒和突厥的操突厥语诸部，狭义仅指突厥族和突厥汗国。
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一词作为部落的名称，大概始于公元5世纪中叶。当时，后来成为突厥王族的阿史那氏，居住在金山（今新疆北部一带阿尔泰山）的南面。金山的形状好像“兜鍪”（móu，武士的头盔），这个部落称兜鍪为“突厥”，于是就把突厥一词作为自己部落的名称⑤。后来突厥部落发展壮大成为民族，并且建立了庞大的国家，“突厥”也就成为这个民族和汗国的名称了。
关于“突厥”这个词的含义还有另外的说法，据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辞典》说，则为“最旺盛时期”。5世纪中叶“突厥”作为部落名称开始出现时是否根据这个含义而定名，现在已难以考订了。
突厥族的先世可以追溯到纪元以前的丁零。《晋书北狄传》称丁零为“赤勒”⑥，同书《慕容儁载记》作“敕勒”⑦和“涉勒”①。《魏书高车传》作“勑（chi，同敕）勒”，并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勑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②《隋书北狄传》作“铁勒”③。丁零、狄历、敕勒和铁勒等，都是同一突厥语名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汉文译名。
732年（开元二十年），突厥苾伽可汗在建立于蒙古草原鄂尔浑河畔的《阙特勤碑》突厥文铭文中说：“九姓回纥者，吾之同族也”④。在回纥兴起以前，九姓回纥原为九姓铁勒。苾伽可汗确认九姓回纥是突厥的同族，即实际上承认突厥原为铁勒之一支，突厥源出于铁勒。
在《周书突厥传》开头部分记载着两个关于突厥起源的传说。其中一个是铁勒几个部落同出一源的传说，其大意是：在一个以狼为图腾的古代部落中，有一个名叫伊质泥师都的人，能呼风唤雨，其妻一胎生四男。一子“变为白鸿”，可推测这是以白雁为图腾的部落之祖。另一子“国于阿辅水（今西伯利亚之阿巴坎河）、剑水（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之间，号为契骨”。契骨即汉魏时期的坚昆，现在柯尔克孜族的祖先。又一子“国于处折水”，没有说明部落名称。长子钠都六被原来的部落推举为首领，“号为突厥”。呐都六有十个妻子，她们所生的儿子都“以母族为姓”。讷都六死后，他的小妻所生之子阿史那继任首领⑤。这一传说表明，突厥与铁勒中的契骨等部有共同的祖先。
另一个是关于突厥王族阿史那氏起源的传说：古代有一以狼为图腾的部落，被邻国所破。一位丈夫被杀的妇女逃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以北的山中。这里四面都是山，中间是茂盛的草原。这女子生下十个男孩。他们长大以后娶妻生子，各有姓氏，其中一支就是后来的突厥王族阿史那氏。子孙繁衍，渐渐达到数百家。经过几代人，才走出山来，臣服于柔然⑥。这一传说指出，突厥阿史那氏的祖先出生在高昌北面的东部天山山脉博格多山中。据《魏书》记载，当时此山以北即为铁勒分布地区⑦。
公元5世纪中叶，我国北方的柔然进入西域高昌一带，阿史那氏的部落从高昌北山移居金山南麓，成为柔然的“铁工”①，并开始以突厥为名。大概他们是在高昌附近时学会了冶炼技术。因为当时天山一带的炼铁业已具一定规模。早在东晋时期（公元317—420），《释氏西域记》就说：屈茨（今新疆库车）北面200里的天山中，晚上有火光，白天则冒烟，人们开采这山中的岩炭（煤），冶炼此山的铁，经常供应西域三十六国使用②。
二、突厥的立国
发表于 2011-9-25 21:10:52|只看该作者 突厥在金山之阳受柔然控制和役使多年。至公元487年（北魏太和十一年），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与其从弟穷奇率部10余万落（户），脱离柔然，从漠北西迁至高昌西北，自立为王③。高车即铁勒，突厥与副伏罗部本为同族，居地又相邻近，想必有所联系，甚至可能得到该部的帮助。在这以后30多年间，柔然曾一再西征高车副伏罗部，双方互有胜负，实力都大为削弱。柔然不得不逐渐放松对突厥的控制。公元508年（北魏永平元年），柔然佗汗可汗伏图西征高车，被副伏罗部王弥俄突杀于蒲类海（今新疆东部巴里坤湖）北④。直至520年（北魏正光元年），柔然可汗阿那瑰归降北魏王朝⑤，突厥终于摆脱柔然的束缚，从此迅速壮大起来，并且大步向东发展。
公元542年（西魏大统八年）以前，突厥已东至河套以北的蒙古高原。每年冬季黄河冰冻以后，突厥即涉冰过河进行掠夺。这年，西魏调派骠骑大将军宇文测镇守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宇文测在要道上堆积柴草数百处。农历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宇文测命各处点火。突厥以为西魏大军前来，慌忙撤退，自相践踏，丢下了大量牲畜和辎重。从此以后，突厥不敢再到绥州抢劫⑥。当时突厥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这次事件使突厥之名第一次见于汉文史籍的记载。
这时，突厥的首领名叫阿史那土门，他是讷都六的后代，大叶护（官名）吐务的长子⑦。由于部落已经比较兴盛，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扩大商品交换，于是开始到西魏的边塞上购买丝织品和粗丝棉，并表示愿意与中原通商往来。公元545年（大统十一年），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遣酒泉的胡人安诺槃陁出使突厥。突厥人非常高兴，互相庆贺说：大国的使臣前来，预示我国即将兴旺发达。第二年，土门遣使向西魏贡献方物。
其时，铁勒将进攻柔然，土门出其不意率部邀击铁勒，收服铁勒5万余落（户），突厥的力量因此大为增强。
土门自恃强盛，向柔然求婚。当时已在漠北复兴的柔然可汗阿那瑰，派使者辱骂土门说：你是我的“锻奴”，怎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土门听了非常生气，杀死柔然的来使，转向西魏求婚。公元551年（大统十七年）夏六月，西魏将长乐公主嫁给土门为妻。早在这年春三月，西魏文帝去世时，土门已遣使吊唁，并献马200匹为奠仪。当时，突厥和西魏王朝的关系很亲密。
公元552年（西魏废帝元年）正月，阿史那土门发大军破柔然于怀荒北。柔然头兵可汗阿那瑰兵败自杀。其太子庵罗辰是东魏兰陵郡长公主夫婿，并与北齐皇室有姻亲关系，因而率众投奔北齐。柔然残余部众另立阿那瑰侄铁伐为主⑧。突厥进据原先由柔然分布的蒙古高原绝大部分地区。
突厥既继柔然成为漠北的主人，其首领阿史那土门即自称伊利可汗，建立起突厥汗国。伊利可汗在《阙特勤碑》突厥文铭文中称布民可汗。但是，这位突厥汗国的创立者在位仅一年。公元553年（西魏废帝二年）春二月，伊利可汗逝世。其子科罗继位，号乙息记可汗①。
乙息记可汗击破柔然别部所立可汗邓叔子军于沃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东北乌梁素海之北）北木赖山②。
553年三月，突厥乙息记可汗遣使臣献马5万匹给西魏。推测西魏也回赐大量丝织品等物给突厥。这时突厥对于西魏不仅关系密切，甚至有所依仗。柔然及其残部则先后依靠东魏和北齐。
乙息记可汗在位时间很短，即于553年逝世。他临终前不让其子摄图继位，而立其弟俟斤为突厥之主。俟斤名燕都，号木杆可汗（553—572年在位）。
三、突厥的兴起
突厥木杆可汗性情刚暴，勇而多智，东征西讨，广为开拓疆域，奠定了突厥汗国辽阔的版图。
公元555年，木杆可汗出兵进攻柔然残部邓叔子，彻底灭亡了柔然。在这以后，突厥又向北面扩展，合并了分布于叶尼塞河上游的契骨。
突厥既灭柔然，统一漠北，又东进至辽河上游西岸，逼契丹东移，契丹有万余家逃往高丽寄居。据《北史》记载，其时在公元553年（北齐天保四年）以后的某一年③。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秋九月，木杆可汗和西魏凉州刺史史宁联军西击吐谷浑。木杆可汗进攻吐谷浑可汗夸吕所在的贺真城，城破，俘获夸吕妻子及大量珍宝。史宁攻破吐谷浑旧都树敦城（位于今青海共和县东南），俘虏了吐谷浑的征南王。两军至青海湖畔会合。木杆可汗因这一战役由史宁决策而大获全胜，十分佩服他的智谋和勇敢，将自己所乘的良马、100名奴婢、500匹马和1万只羊赠送给史宁④。
突厥最后大举向西方进发，囊括中亚，这一任务是由土门可汗之弟室点密（公元？一576）完成的。其先，高车副伏罗部分布于今新疆北起吐鲁番西北，南至焉耆一带，其西南为嚈哒的势力范围⑤。据《北史》记载，东魏兴和（539—542）年间，当时以比适为首领的副伏罗部又被柔然攻破①。10年以后，突厥灭柔然，这一地区和当地的高车（铁勒）诸部落，归突厥统辖，于是突厥的西南面邻近嚈哒。
嚈哒王室与柔然有姻亲关系，柔然弥偶可社句可汗波罗门的三个姐妹嫁给嚈哒王为妻。②自北魏太安。
（455—459）以后，嚈哒曾多次向北魏、西魏通使献方物，最后一次是在558年（明帝二年）向北周遣使“朝献”③。
嚈哒的西面是波斯。波斯萨珊王朝的君主霍斯罗夫（或译库萨和）一世（531—579年在位），为报其祖佩罗兹（459—484年在位）被嚈哒所杀之仇④，娶室点密之女为妻，与新兴的突厥汗国结盟，双方联合起来东西夹击嚈哒。
公元561年或562年，室点密曾与嚈哒大战。在563至567年之间，突厥终于在波斯配合之下，灭嚈哒国。于是突厥进占中亚河中地区⑤，以阿姆河与波斯分界。后来，突厥又乘波斯萨珊王朝衰落之机，南渡阿姆河，占领吐火罗斯坦⑥，而尽据嚈哒旧壤⑦。
至此，突厥汗国的版图“东自辽海（今辽河上游）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万里”，“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11），西南包括中亚阿姆河以南的吐火罗斯坦，形成了一个领土广袤的庞大汗国。
突厥汗国的中心设在漠北。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⑨。这个突厥建牙的汗庭所在地区，又作郁督军山、乌德健山等，即今蒙古杭爱山脉。突厥牙帐位于此山东北麓鄂尔浑河上游西岸，今哈尔和林（喀喇和林）西北⑩。
突厥可汗之妻的称号为可贺敦。突厥的官员最初分为十等（，后来大小共分二十八等①。高级官员实行世袭制，“父兄死则子弟承袭”②。其中叶护的地位最高，由可汗的子弟担任，西突厥中常有此官号，任此职者往往成为可汗的继承人。可汗的子弟一般称为特勤。“别部领兵者皆谓之设”③。“设”是掌握兵权的大官。其次的大官有屈律啜、阿波、颉利发、吐屯、俟斤等④。其中吐屯为突厥可汗派驻属国的代表，负监督之职。
突厥是游牧民族。畜牧业是突厥社会的经济基矗“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⑤。突厥木杆可汗灭柔然以后，拥有“控弦数十万”⑥。突厥的控弦之士都是骑兵，可见当时突厥所有的马匹总数在数十万以上，羊的数目当比马更多。公元588年（开皇八年），突厥各部落首领向隋朝“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只，驼、牛各五百头”⑦。这样大量的牲畜“贡品”，也反映出突厥诸部拥有众多的畜群。
四、突厥的分裂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突厥游牧经济，存在着严重的分散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很容易导致国家的内讧和分裂，使版图辽阔的突厥汗国难以长期维持统一的局面。
突厥分裂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室点密西征。室点密或作瑟帝米，是大叶护吐务的次子，伊利可汗土门之弟（11）。据《阙特勤碑》突厥文铭文东面第一行记载：“……我祖先布民可汗（伊利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他们即位后，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12）他被说成是突厥汗国两大创建者之一。突厥立国（552）以后，伊利可汗及其子乙息记可汗在两年之内先后去世。室点密开始西征的时间，当在木杆可汗在位期间（553—572），突厥完全统一漠北以后，公元561或562年室点密与嚈哒大战之前。
据《旧唐书》记载，当初室点密“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13）。室点密征服西域诸胡国后，其子孙世袭领有其地。但他在世时突厥汗国仍保持名义上的统一，据《隋书》与《旧唐书》记载，突厥在沙钵略可汗（581—587年在位）时，分为东西两国。（《新唐书突厥传》则说：“瑟帝米（室点密）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达头可汗公元576—603年在位。
公元572年，木杆可汗在位20年而卒。其弟伦钵可汗继位。10年后（581）伦钵病死。其子侄争位。最后，乙息记可汗之子摄图得立为沙钵略可汗，居于都斤山可汗牙帐。伦钵可汗子庵罗称第二可汗，迁居独洛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附近土拉河）。木杆可汗子大逻便为阿波可汗（，所部在于都斤山西北。最西面的是达头可汗玷厥，位于今伊犁河流域一带的“乌孙故地”。最东面的是摄图之弟处罗侯，起先的官号是突利设，后称突利可汗，辽河以西的奚、霫、契丹等族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当时“……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①。对于突厥这种五可汗并立的局面，隋文帝杨坚也说：“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②这时突厥内部实际上已经分裂。
公元582年（开皇二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因新建立的隋朝“待之甚北而产生怨恨。其妻原北周千金公主为了报隋夺周朝社稷和杀父之仇，也不断煽动他反对隋朝。于是沙钵略在这年十二月发兵40万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今甘肃、陕西一带的诸郡“六畜咸颈③。第二年夏四月，隋军分八路出塞。卫王杨爽等在白道（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为从河套东北通往阴山以北的要道）大破沙钵略军。沙钵略本人弃所服金甲，潜入草原中逃遁。
隋文帝采纳长孙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谋略，同西面的达头可汗连和，并说服阿波可汗遣使朝隋。沙钵略可汗本来就忌惮阿波骁勇强悍，当他听说阿波依附隋朝以后，立即袭击阿波的牙帐，杀死阿波可汗的母亲。当阿波从高越原（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东部和甘肃省民勤县西部一带）作战前线回来时已家破人亡，只得投奔达头可汗。达头听说后大怒，即派阿波东征。阿波率领十万骑兵，几次打败沙钵略可汗，收复了自己的领地，兵力更加强大。此外，突厥西面的贪汗可汗（大概驻守在贪汗山，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格多山脉一带）一向同阿波可汗友好，沙钵略可汗为此夺了他的部众，并撤销其职位。贪汗可汗也投奔达头可汗。还有沙钵略的堂弟地勤察，因与沙钵略有严重的矛盾，在这时率领部落归附阿波可汗。④于是，以达头可汗为首的四支力量联合起来，公开反对沙钵略可汗，形成了独立的西突厥。从此，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据《资治通鉴》记载，这事发生在陈朝至德元年（583）夏五月⑤。
第二节东突厥
一、东突厥的辖区与属部
突厥汗国分裂以后，东突厥大体上以金山（今阿尔泰山脉）为界，与西突厥划分汗国原来的疆域。但是，随着两国势力的消长，所辖范围也时有伸缩。
在东突厥汗国内，突厥分布在南部，铁勒诸部则在北方。据《隋书铁勒传》记载：独洛河（今蒙古国上拉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统（即回纥）、拔也古、覆罗等铁勒的大部落，其首领都有“俟斤”称号；另外还有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铁勒“诸姓”部落⑥。契骨位于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在汗国的西北部。东突厥的势力范围大体上“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⑦。至东突厥汗国后期，所辖地区和属部的范围仍和原先相差不多。颉利可汗在公元620年（唐武德三年）继位以后，即任命次弟为延陀设，主管延陀（薛延陀）部，步利设主管霫部（在突厥的东南方），统特勤主管胡部（来自中亚的西域胡人），斛特勤主管斛薛部（在今蒙古国色楞格河东），突利可汗主管契丹、靺鞨、奚等部（都在突厥的东面）⑧。其中，薛延陀和斛薛发表于 2011-9-25 21:12:17|只看该作者 是铁勒的部落，在突厥族分布地区的北面。突利可汗是颉利可汗之侄，驻守汗国东部，“管奚、霫等数十部”①。直到东突厥汗国末年，许多铁勒部落起来反抗，东方的奚、霫等族纷纷归属唐朝，②东突厥的属部日益减少，辖区也就不断缩小了。
二、东突厥与隋唐关系
突厥汗国分裂以后，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内经本民族五可汗分立的严重削弱，外受被隋军击破以后的巨大军事压力，“又多灾疫，死者极众”③，迫于形势，于是他让妻子原北周千金公主字文氏给隋文帝上书，请求改姓杨，认她为女儿。隋朝趁此机会派遣徐平和出使东突厥，改封千金公主为隋朝大义公主。公元584年（隋开皇四年）秋九月十日，沙钵略可汗致书隋文帝说：“皇帝，妇父，乃是翁比。此为女夫，乃是儿例。”④他自认是隋文帝的女婿，同隋皇室攀上了亲戚。隋朝又派右仆射虞庆则前往，说服沙钵略向隋称臣。
公元585年（开皇五年）秋七月。沙钵略可汗被西突厥达头可汗所困，又东畏契丹，因此向隋告急，请求将所辖部落迁至漠南，寄居白道川（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阴山南谷口北）。隋文帝接受了这一请求，派晋王杨广出兵救援沙钵略，并供给衣食，赐予车服、鼓吹。沙钵略依靠隋朝的支援，击败西突厥的阿波可汗。隋军又从阿拔国救出沙钵略的妻子儿女。沙钵略非常感激，与隋立约，以碛为界，并上表给隋文帝说：愿“永为藩附”，此后“岁时贡献不绝”⑤。
587年（开皇七年）春二月，沙钵略可汗病死。隋文帝为他停朝三日，并派太常吊祭，赠奠仪5000段。
沙钵略因为儿子雍虞闾懦弱，遗命立弟叶护处罗侯，是为叶护可汗，隋朝册封他为莫何可汗。⑥处罗侯即五可汗分立时东面的突利可汗。他以隋朝所赐旗鼓西征阿波可汗，敌军以为他有隋兵相助，纷纷降附，因而得以生擒阿波。叶护可汗向隋朝请示如何处理阿波。隋文帝采纳长孙晟和左仆射高熲的建议，保全阿波的性命⑦。588年（开皇八年）冬十二月，叶护可汗西征时中流箭身亡。
东突厥国人拥立雍虞闾为主，称都蓝可汗。起初，都蓝每年都遣使向隋朝贡献。后来，都蓝可汗上表隋文帝请求通婚。车骑将军长孙晟认为都蓝可汗“反复无信”，如果得娶公主，他凭借隋朝的威望，可以号令、征发其他各部。等到他强大以后起来反叛隋朝时，就难以制服他了。而驻守突厥北方的处罗侯之子突利可汗染干，父子两代同隋朝友好，他也请求通婚。不如允婚染干，他“兵少力弱，易可抚驯”，招他率部南迁，对付都蓝可汗，可以作为隋朝的一支边防力量①。这是长孙晟一贯的“离强而合弱”策略。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597年（开皇十七年），以宗室女为安义公主，嫁给突利可汗，并且赏赐优厚。长孙晟又劝突利可汗率部南迁，居度斤旧镇。都蓝因此大怒，不再朝贡，并多次侵扰隋朝边境。
599年（开皇十九年）春，隋朝派遣六名总管分道出塞讨伐都蓝可汗。都蓝与西突厥达头可汗联盟，合兵掩袭突利可汗，双方大战于长城下。突利战败，兄弟子侄被杀，部落溃散。突利可汗等五人骑马南逃，由长孙晟陪同，朝见隋文帝②。于是隋左仆射高熲、右仆射杨素分东西两路出击突厥。杨素不用过去对付突厥骑兵冲锋的阵法——以兵车载鹿角（用削尖的带枝树木制成的防御工事）为外围的防御性方阵，改立骑兵阵。达头可汗听说后非常高兴，认为车阵本来是隋军擅长的战法，在骑兵方面却是突厥优于隋朝，现在杨素弃其所长，用其所短，正是天赐突厥取胜良机。他马上率领10多万骑兵前来迎战。隋军却不等达头的军队布好阵，立即派出精锐的骑兵进行突击，继之以大军掩杀。西突厥军措手不及，达头可汗身受重伤败逃③。
599年农历十月甲午日，隋朝封突厥突利可汗染干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这一封号的含义是“意智奖④。当时已有1万多名突厥人归附启民可汗。隋文帝命长孙晟率领5万人，在朔州（治今山西省朔县）筑大利城给启民等居祝因安义公主已死，隋皇室又将宗女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为妻。归降启民的突厥人越来越多。但是，都蓝可汗不断侵扰启民，使他不得安宁。为此，隋朝让启民可汗率部南渡黄河，在夏州（治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北白城子）和胜州（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之间放牧畜群。并在河套地区黄河南面400里处，自东至西挖掘一道长堑（壕沟），两头与黄河连接，以河与堑作为防御工事，保护启民的部落。
599年农历十二月乙未日，都蓝可汗被部下杀死。达头可汗自立为步迦可汗，力图兼并东突厥汗国。东突厥形势混乱。隋朝命启民可汗派部下分几路招抚东突厥各部，来归降的人很多⑤。
600年（开皇二十年）四月，达头可汗侵犯隋边境。隋朝派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和杨素西出灵武（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陶乐县南）道，汉王杨谅和史万岁东出马邑（治今山西省朔县）道。西路军用长孙晟之计，在河水上游投毒，突厥军以为天降“恶水”，受惊撤退。东路军史万岁至大斤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黄河东北大青山），遇达头可汗军。达头听说来将是当年（583年）在高越原（今年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东部和甘肃省民勤县西部一带）驰斩突厥勇士的“敦煌戍卒”（被流放的上大将军）史万岁，惧敌而退，被史万岁追击数百里，损失惨重⑥。达头又派其侄进攻启民可汗，隋朝派兵帮助启民防守，突厥军撤退。启民可汗染干上表感谢隋文帝说：突厥诸姓部落，“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⑦。隋朝为启民添筑金河（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定襄（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郊）二城，601年（隋仁寿元年）农历五月，突厥9万人降隋①。
602年（仁寿二年）春，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渡黄河，掠夺启民可汗部下男女6干人，牲畜20多万头。隋云州道行军元帅杨素率诸军追击，大破阿勿思力俟斤军，夺回全部被俘人口及被掠畜群，交还启民可汗②。当时有许多突厥人投降。长孙晟又建议启民可汗派遣若干使者，分道前往北方招抚铁勒诸部等。
603年（仁寿三年），铁勒的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10多部，背叛达头可汗，归附启民可汗。奚、霫等5部也内迁。东突厥大乱，达头部众溃散。达头可汗西奔吐谷浑，从此在历史上消失。启民可汗把达头的部众收归自己统率。长孙晟送启民可汗北迁碛口（今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西）使他更便于管理整个东突厥汗国③。
启民可汗每年向隋朝贡。
607年（大业三年）春正月元旦，启民至隋都朝觐炀帝。炀帝为了夸耀隋朝的富裕和欢乐景象，事先召集原先周、齐、梁、陈4国的乐家子弟，排练了许多音乐、歌舞、杂技和魔术等节目。为了给众多的演员缝制服装，甚至用完了东西两京的彩色绸缎。启民可汗见到隋朝丰富多采的文化以后，请求解开发辫，穿戴汉族的冠带衣服。隋炀帝没有同意他的要求，而是赐给他大量丝织品④。
是年四月，隋炀帝北巡。六月，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等，至榆林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行宫朝觐。启民上表说：“先帝（隋文帝）怜臣且死，养而生之，以臣为大可汗，还抚突厥之民”。感激之余，他又提出：“愿率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炀帝仍不同意。七月，隋朝赠给启民“路车乘马，鼓吹幡旗”。他可以“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⑤。隋朝重臣，曾当朝执政将近20年的高熲认为炀帝对启民的礼遇过厚。光禄大夫贺若粥私下议论：炀帝为接见启民而建造的可坐数千人的大帐，以及宴席、乐舞等过于奢侈。隋炀帝知道以后，即以此作为他们“谤仙朝政”的罪状，加上其它诽谤罪，下诏处死⑥。当时，启民可汗依靠隋朝的保护和支持，得以生存下来，并进而统治东突厥汗国，他对隋朝是非常感恩戴德的。另一方面，隋炀帝也很信任和厚待启民可汗。但是炀帝为了夸耀自己而大肆挥霍民脂民膏，甚至以“诽谤罪”诛杀功臣来压制不同意见，则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统治面貌和腐朽生活方式，并逐步走向亡国之路。
607年八月，隋炀帝从榆林出发，经云中，溯金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而上，亲临启民可汗的牙帐，皇后进义成公主帐。炀帝赐给启民和公主每人一个金瓮，以及许多衣服被褥锦彩等⑦。
609年（大业五年）十一月，启民可汗病死①。隋炀帝为此“废朝三日”，以示哀悼。立其子咄吉世（又作咄吉），为始毕可汗。
几年以后，始毕可汗的力量逐渐强大。隋朝右光禄大夫裴矩建议削弱他的势力，办法是将宗室女嫁给始毕之弟叱吉设，并封他为南面可汗。但是，叱吉不敢接受。始毕可汗知道这件事以后，对隋朝很不满。裴矩又认为突厥人本来很单纯，容易离间他们，只是由于突厥汗国中有许多狡猾的西域胡人给他们出谋划策，所以不好对付。特别是其中的史蜀胡悉最为诡计多端，备受始毕可汗信任，必须除掉此人。经隋炀帝同意后，裴矩派人将史蜀胡悉诱骗到马邑“互市”，加以杀害。始毕可汗得知事实真相以后，不再向隋遣使朝贡②。
615年（大业十一年）八月，隋炀帝巡狩北塞。始毕可汗率领数十万骑兵南下，准备袭击炀帝。义成公主事先派人暗中通知隋朝。炀帝避入雁门郡城（今山西省代县）。齐王杨暕率后军守崞县（治今山西省原平县北崞阳镇）。突厥大军攻克雁门郡41座城池中的39座，仅雁门、崞两城未被攻破。隋军拆民房的材料增修防御工事。雁门城中15万军民只剩下20天的口粮。突厥人的箭射到了隋炀帝御驾之前，昏庸的炀帝吓得眼睛都哭肿了。
在危急的情况下，隋朝采取了几项应急措施：其一，当时隋军将士苦于一再远征高丽，军心不安，于是隋炀帝下诏书明确表示停止辽东之役，以安军心；其二，许诺给立功者以重赏，并慰劳守城将士，因此全军日夜抗战。虽然死伤了许多人，但是终于保住了城池，争取到了等待救援部队前来的时间③；其三，把皇帝的诏书缚在木块上，投入汾水，流出包围圈，“募兵赴援”。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士兵，扩大军队，并命各地驻军立即前来救驾，当时才16岁的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也应募参军。他向屯卫将军云定兴建议：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必须白天“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以疑兵迷惑敌人，使他们误认为隋朝有大批军队前来救援。九月份，隋东都和许多郡的救兵纷纷汇聚忻口（今山西省忻县北忻口镇）。隋大军云集，这是迫使始毕可汗撤军的主要原因。其四，秘密遣使向义成公主求救。公主派人告诉始毕可汗说“北边有急”。始毕既见隋朝大批援军已经前来，又闻自己后方出了问题，于是解围北撤。这时隋炀帝才得以南归东都洛阳④。
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后，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乘机崛起。当时，隋朝因内乱、分裂而严重削弱，而突厥则因内部统一而转向强大。东起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都降附于它。突厥控弦之士多达百余万。中原的许多汉人也因避乱而迁入突厥分布地区。因此，北方的割据者们，为争取外援而纷纷同突厥联系，甚至俯首称臣。如617年（隋义宁元年），突厥始毕可汗立割据雁门的刘武周为定杨可汗（一作天子）。始毕赠割据朔方的梁师都狼头纛，封为大度毗伽可汗，后又称之为解事天子。梁师都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治今陕西省定边县）。占榆林的郭子和北附突厥，始毕可汗封之为平杨天子，固辞不受，改为屋利设⑤。其余如薛举、窦建德、李轨、高开道、王世充等人也先后称臣于突厥⑥。
李渊起兵时，从刘文静之议，卑辞厚礼，亲自写信与突厥始毕可汗联系。突厥先遣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与李渊互市。李渊买了半数，又代其部下赊了另一半。后来突厥又派兵500人驱马2千匹来助。①解决了李军缺乏战马的困难，并助张其声势。当时在楼烦（治今山西省静乐县）的西突厥特勤阿史那大柰（史大奈），本是隋朝金紫光禄大夫，也主动率部投奔李渊，成为唐朝开国功臣，后来任右武卫大将军。
619年（唐武德二年），始毕可汗率部渡过黄河，至夏州（治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北白城子），和梁师都会合。他另以五百骑支援刘武周进入句注山（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准备进攻太原。这时，始毕因病死亡，突厥撤军。唐高祖在长乐门为始毕可汗发哀，命群臣至突厥使臣的馆舍吊唁，并遣使者送段物三万作为给丧家的礼物②。
始毕可汗之子什钵苾年幼，未能嗣位。其弟俟利弗设立，是为处罗可汗。处罗复以隋义成公主为妻。
620年（武
③《魏书宕昌羌传下》卷一○一，第2242页。
④同上。
⑤《周书宕昌传》卷四九，第892—893页。
⑥《资治通鉴》卷一一二，宋文帝元嘉九年。
⑦《魏书宕昌羌传》卷四九，第2242页。
⑧《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三，《四川八》。
①《宋书孝武帝纪》卷六，第125、127页。
②《南齐书宕昌传》卷五九，第1032页。
③同上。
④《南史梁本纪》卷六，第186页。
⑤《梁书西北戎传》卷五四，第815页；《南史夷貊传》卷七九下，第1978页。
⑥此据《周书宕昌羌传》卷四九，第893页。《周书》卷一六、《北史独狐信传》卷六一，为“赤水蕃王。”
⑦杜佑：《通典》卷一九○邓至条云：“今杯道郡之南，通北郡之北，交川、临翼、同昌郡之地。”
⑧据《通典》卷一九○，邓至条云，“自舒理（舒治）至十代孙舒彭附于后魏。”
⑨《魏书高祖纪》卷七下，第173页。
⑩《魏书世祖纪》卷八，第208页。
①《南史夷貊传下》卷七九，第1979页；同书《梁本纪》卷六，第186页。
②李文实：《白兰国址再考》载《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认为白兰羌是突厥语族的民族。
③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319—336页。
④《魏书世祖纪上》卷四上，第83页。
⑤《魏书卢渊传》卷四七，第1049页。
⑥《魏书刘藻传》卷七○，第1549页。
①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②《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75页。
③《汉书赵充国传》卷六九，第2986页。
①《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83页。
②《后汉书耒歙传》卷八七，第588页。
③《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卷二八，第778页。
④《华阳国志刘后主志》卷七，第593页。
⑤《隋书地理志上》卷二九，第829—830页。
⑥《汉书赵充国传》卷六九，第2977页。
⑦《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900页。
⑧《汉书赵充国传》卷六九，第2983页。
①《后汉书孔奋传》卷三一，第1098页。
②《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69页。
③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80页。
④《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98页。
⑤同上书，第2869页。
⑥袁宏：《后汉纪》卷九。
⑦参见陕西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⑧前秦建元三年所建《邓太尉碑》。参惠栋《后汉书补注》引文颖云：“羌胡名大帅为酋，如中国言魁。”
①应劭：《风俗通》。
②郭义恭“《广志》，《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记。
③《昭明文逊卷四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引韦昭注。
④《魏书阉官传》卷九四，第2023页。
⑤《周书韩褒传》卷三七，第661页。
⑥《后汉书集解》引惠楝记。
⑦《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卷八六，第2858页。
⑧《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86页。
①《南史夷貊传下》卷七九，第1978页。
②《后汉书集解》引惠楝记。
③《晋书五行志上》卷二七，第823页。
④《东观汉记》（辑本）卷一○。
第七章西南夷与百越
第一节西南夷
公元前3世纪以降，在中原逐步趋向于统一时，西南的各民族亦处在各地进行自身经济文化和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开创和发展之中，并纷纷走上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历史舞台，以各种族称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总称为“西南夷”，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和西南部，贵州、云南两省以及滇、黔、桂交界的地区。西南夷是对巴蜀以西以南地区各民族的总称，其中包括众多不同的氏族、部落和民族，他们或聚居或相互杂居在一起，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默默无闻地为开发祖国的西南地区做出贡献。西南夷各民族远在公元前4世纪就与祖国内地的蜀、楚有了联系和交往，到公元前3世纪以来交往更加密切起来，此时，中原民族在进行统一多民族国家活动时，西南夷各民族与内地的联系亦在不断加强，因而在中原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仰慕内地的西南夷各民族便纷纷接受了中原统一政权的管辖，将西南地区正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此后西南夷各民族就在统一国家之下，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开创了西南夷各民族历史的新的一页。
一、西南夷的分布和族属
“西南夷”一名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继而《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均有专篇，且内容更加丰富。从中看出，西南夷的分布地域广大，族系繁杂。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⑤。《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还提到了僰、句町、漏卧、且兰，哀牢、濮、滇越、摩沙夷等。上述名称有的即是民族名称，如嶲、昆明、摩沙、滇越等；有的则显其部落名称而实则隐其民族名称，如夜郎、滇、邛都等。他们的大体分布区域和方位是：
夜郎，主要地域在郁江上游北盘江流域，其南与南粤（越）相接，即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至云南省东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连接地带。
滇，当为楚顷襄王庄巴醯岬牡厍，“楚威王（应为顷襄王）⑥时，使将军庄敖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爸恋岢兀（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⑦。可见滇的中心地应在今云南省滇池周围，包括云南省曲靖市往南至红河北岸，往西至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
劳浸、靡莫，《史记西南夷列传》云：“其（夜郎）西靡莫之属以什数”，又云：“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劳浸、靡莫之地，当在滇之东北，即今之昆明市以北寻甸、东川、昭通、镇雄市县地。
邛都，在滇以北，“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①，又《汉纪》云，“靡漠（莫）之数以什数，自靡莫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②。邛都在滇以北，又在靡莫以北，《史记》又云以邛都为“越嶲郡”，邛都之地应在今四川省西昌市一带。
嶲、昆明，据《史记》载，“自同（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桐师即古之永昌，今之保山，叶榆即今之洱海地区，嶲、昆明应在今楚雄（古滇之西）、保山东北和大理洱海地区。
徙、笮都，《史记》载滇以北为邛都，邛都以北为笮都①。《史记集解》徐广云“徙在汉嘉”，索隐韦昭云“徙县属蜀”②，《括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徼外”③。据此，知徙、笮都均在邛都蜀郡以西的汉嘉郡，当在今之西昌市以北至雅安市以南的广大地区。
冉駹，在笮都东北，《史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国地也”④，汉时在冉駹地设汶山郡。冉駹地应在今四川省西北部的茂县、汶川、松潘等县地。
白马，在冉駹以北，“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⑤，“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⑥。可见白马种又称为武都羌，白马之称武都羌，皆因汉武帝刘彻时在白马地区设武都郡之故。汉时武都郡在今之四川省西北至甘肃省南部武都县一带地区，即是白马的分布区域。
句町、漏卧，初见于《汉书西南夷传》：“汉成帝（刘骜）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50000016_290_10⑦句町、漏卧与夜郎是近邻，故知句町分布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西林、隆林、田林与云南省接界的广南、富宁等县地；漏卧的分布在今贵州省兴义县往西至云南省的沪西、丘北、广南等县地。
且兰，首见于《汉书》：“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乃与其众反。”（11）且兰在唐蒙出兵南粤（越）所经之地，离牂牁江较近，，其分布地应在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都匀市以北至贵阳市附近。
僰，《史记》中曾经提到僰僮，《史记索隐》韦昭云“僰属犍为”，《正义》：“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⑨又“唐蒙略夜郎西僰”，“南夷之君，西僰之长”。⑩。刘琳《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今宜宾市）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可见僰人分布在夜郎以西的朱提郡，即今云南省昭通市之地。
哀牢、濮，《后汉书，哀牢传》云：“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哀牢山。”①《后汉书》及《华阳国志》有时又将哀牢夷称之为濮。哀牢夷的区域甚广，哀牢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②，当包括今之保山、德宏地区，西抵伊洛瓦底江流域上游，南至凤庆、临沧、西双版纳及其以南地带。
滇越，据《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求通身毒国道，其使“南方闭嶲、昆明……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③汉时的嶲、昆明族分布在今大理洱海地区，洱海以西千余里之地，应是今之德宏、腾冲等地，即滇越的居住地。
摩沙夷，《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今四川省盐源县）载：“渡沪水（今雅砻江）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④靡沙夷的居地在今四川省盐源县以西至云南省宁蒗、丽江等县。
由于西南夷分布区域极广，民族成份众多而又相互杂处，加上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故其族属和来源纷繁难辩。根据多学科研究的结果，西南夷大体可以分为：氐羌（藏缅语族）、百越（壮侗语族）、百濮（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3个族系。
属于氐羌族系的族部有：滇、靡莫、劳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马、摩沙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属于藏缅语族的彝、白、纳西、拉枯、哈尼、傈僳、基诺、羌、普米、景颇、阿昌、独龙、怒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越族系的族部有：夜郎、且兰、句町、漏卧、滇越，他们是今天壮侗语族的仡佬、布依、傣、壮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濮族系的族部有哀牢、濮，他们是今天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先民。
将西南夷分属3大族系，是基本符合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凡属同一族系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相近的经济生活，而且共同的特点越往上溯，相同之处越明显。
二、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
“西南夷”在公元前4世纪末以前和内地的联系甚少，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之中。到公元前4世纪末虽和内地的交往开始了，但仅限于民间的经济来往，政治上并无联系。西南夷各族与内地政治上的联系始于中国大一统形成的秦汉时期。中原的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各地进行了长期的开拓，终于使西南夷各民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
秦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较早，约在秦灭六国时即已开始。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嬴驷灭蜀后，就以蜀地为基地，开始经营“巴蜀徼外”的西南夷。《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九年（前329），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前324），丹、犁⑤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元年（前310），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⑥《史记正义》云：“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在蜀西南姚府内，本西南夷”⑦。知丹、犁二部接受秦的统治较早。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三十年），秦蜀郡太守张若又“取笮及江南地”，笮地在今川滇交界的盐源、盐边、华坪、永胜、宁蒗诸县地，“江南地”为金沙江以南的今丽江、大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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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0:33:30|只看该作者 姚安诸县一带。说明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秦国的势力已深入到金沙江以南的地区。 公元前246年，赢政为秦王，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拓西南夷。首先从修筑道路开始，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期间曾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这是兴修五尺道的开始。秦嬴政统一六国后，遣“常额略通五尺道”①。常额把李冰所修筑的僰道往前延伸，从今四川省宜宾市一直修到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此即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亦是通过西南夷地区与国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最古老的交通线之一，这条对外交通线首先被张骞发现，并称之为“蜀、身毒国道”（今人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秦朝参予蜀、身毒道的经营，进一步加强了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
秦王朝不仅在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还将其郡县制引入西南夷部分地区。“秦时常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②。“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③。诸此国的邛、笮、冉駹皆为西南夷族部，秦时分布在川滇交界地，秦统一六国后便在其地“置吏”，立郡县，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此为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正式统治的开端，这一史实长期湮没不彰。西南夷地区纳入祖国的地方行政区划之内非始于汉，而是开端于秦。
公元前3世纪末，因汉王朝初建，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曾一度采劝关蜀故徼”的措施。汉在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后，国力增强，经济雄厚，正式开拓西南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业已成熟。汉武帝刘彻时，汉朝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④。巴蜀地区更是“地沃土丰”，以致“汉家食货，以为称首。”汉武帝刘彻的北抗匈奴，南收南粤，西通西域的政策已取得初战的成功，为汉开拓西南夷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张骞西域归来又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龋而开发西南夷又是巴蜀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已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故巴蜀人民已采劝窃出商贾”的方式来抵制汉朝的封闭政策，开发西南夷已势在必行了。汉武帝从而决定采取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行动。
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发现从蜀经夜郎有水路通番禺（今广州市），建议招降夜郎，以击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⑤。武帝乃拜蒙为郎中将，率领军队并携带大量缯帛，货币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郡。蜀郡西部的邛、笮（西夷）部的君长亦请求归附，“如南夷（夜郎）例。”“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⑥。于是汉朝于公元前130年（汉元光五年）命司马相如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区设一都尉，10余县，均属蜀郡管辖。
汉朝为有效地控制西南夷地区，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南夷道”是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使其延伸至牂牁江流域和滇中地区（即石门道）；“西夷道”是自蜀（成都）经临邛以达邛、笮地区（即清溪道）。“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⑦。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夷诸部的反抗。时汉朝廷内持反对意见者乘机抵毁汉对西南夷的开发：“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①此为汉开拓西南夷的第一阶段。
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②。于是汉朝又恢复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③。受阻于嶲、昆明族。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进一步开发西南夷的决心，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活动。
前120年（元狩三年），汉朝积极准备重新开拓西南夷，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夷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汉朝军队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粤，南粤已破，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④。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请求置吏，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⑤。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此时西南夷中只剩下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了。汉朝曾以诛南夷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⑥。于是汉朝在滇国境内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至此，汉朝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完成了对西南夷地区开拓的第二阶段任务。
公元1世纪，东汉王朝继续推行开发西南夷的政策，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掸人地区发展。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哀牢部落的首领贤粟等率种人，“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刘秀）封贤粟等为君长”⑦。公元67年（东汉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69年（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⑧。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开发西南夷的第三阶段。至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建郡七，基本达到了开发西南夷的目标。
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置郡，建立政治上的联系仅仅是第一步，而如何在民族情况极为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西南夷地区巩固其统治更是一项艰巨的事。故此，汉王朝又根据西南夷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统治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条：
第一，一“以其故俗治”，即不改变西南夷原有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各民族统治者的地位，和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建立羁縻统治。由于西南夷各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风俗等方面均与中原有较大差别，且情况复杂，不能采取中原的统治方式，而实行“以其故俗治”的统治方式，“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⑨。所谓“以其故俗治”，即如原夜郎、滇、邛都等王仍受赐封王，“复长其民。”“旁小邑”的“君长”就更未变动，“虽有官吏，仍以其君长为王侯，使主其种类。”按规定王侯受郡县官吏的调度，而实际上是“守令治其人，酋长世其官，不相凌夺”①。这种汉族官吏和各族首领的羁縻统治，适应了当时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潮流，巩固了西南夷地区的统一局面。
第二，一对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厚赐增帛。”利用汉朝丰富多采的物质来吸引各民族首领，以争取他们内属，加入到统一国家之中。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拜（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帛，……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②。厚赐缯帛，吸引了夜郎侯及西南夷许多民族，因而与西南夷地区建立起政治上的联系。
第三，一免征赋税。由于西南夷各民族的社会形态不一，土地所有制复杂，不宜实行中原的租赋制，因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各民族中采取了“无赋税”③的政策，“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④；“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嫁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⑤；“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⑥。免赋薄敛的办法对安定西南夷地区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整个汉代，西南夷地区社会较安定，民族之间的关系较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一移民屯垦。汉初为了减轻西南夷各族人民的负担，各郡县官吏的费用粮食，一律从内地运往，“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⑦，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⑧。由于汉朝派到西南夷的官吏士卒所需物资越来越多，仅靠毗邻郡县供给已很困难，“悉巴蜀租赋不足更（偿）之”⑨。加以运输困难，实难满足需要，因此汉武帝刘彻采取了徒民屯垦的政策，屯垦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①。即招募内地的豪民一地主、大商人到西南夷地区屯田，所获谷物交当地官吏供吏卒使用，凭官吏所给凭证在内地府库领取银两；二是将内地贫困破产及犯“死罪”、“奔民”、“滴（谪）民”、“三辅罪人”等人移徙西南夷地区屯垦，“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②，“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③。也有的是破产农户“应募”而移徙西南地区屯垦的；三是郡县驻守的郡兵，即戍卒、屯田所获以给军食。移民屯种所生产的粮食保证了西南夷郡县官吏士卒的需要，减轻了当地和邻郡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使汉族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在西南夷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巩固了统一的局面。
第五，一选派廉洁官吏。为了取得西南夷各民族的信任，汉王朝重视选择比较廉洁的官吏到西南夷地区去，如益州太守文齐和夷、汉各族人民相处“甚得其和”④。因此当文齐死后，益州人为其立庙纪念。越嶲太守张翕与当地叟、昆明、摩沙等族关系较好，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⑤。据传翕为越嶲太守，布衣疏食，俭以化民，自乘二马之官，久之，一马死，一马病，翕即步行。夷、汉甚安其惠爱，翕“在郡十七年，卒于任上，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⑥。此外还有郑纯，景毅等人均能“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咏”⑦。由于官吏比较廉洁，治政又较稳重，并重视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因而联络了当地的各族首领，取得了西南各民族人民的信任，共同发展了社会生产，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有利于西南各民族社会的发展。
第六.一帮助西南夷各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是汉朝治理西南夷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是积极恢复和发展与西南夷地区的商业活动，将关中、巴蜀的“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11）。内地商人因此而致为大富，当然也促进了西南夷各民族经济的发展。郡县官吏也重视发展西南夷地区的生产和推广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如文齐在犍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后又在益州郡内“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⑨，使犍为，益州等地各民族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郡县官吏还注意在西南夷地区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改变后进习俗。公元84—86年（东汉元和年间），益州太守王追“政化尤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⑩。西南夷各族也善于接受汉族文化，东汉末，牂牁郡人“尹珍自以为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城始有学焉”（。据《孟孝琚碑》载，僰族孟孝琚12岁即入内地“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可见汉文化在西南夷中的传播情况，对后来西南夷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尽管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期内有以公孙弘为代表的“盛毁西南夷无所用”的诋毁，然而秦、汉王朝的统治者却坚持和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完成了统一西南夷的大业，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其功绩应该予以肯定：“西南徼外，庄八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浸、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笮称雄。乃置郡县，万代推功。”①“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嶲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駤戾冥顽，不可向迩者也”②。自秦汉开通西南夷以降，则“滇云之壤，理学义节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③。历史的发展证明，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有利西南地区政治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进步。
三、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状况
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西南夷社会发展状况，因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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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0:41:13|只看该作者 匮乏不得而详，只能从当时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已经开通来作为佐证。蜀身毒道的开通是经过西南地区的，是在这个地区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而且是这些地区的居民开发的。这是因为西南各部落要求与邻境进行生产品的交换，相互往返频繁，最终开辟了商业道路。交通线的开辟，说明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已发展到一定阶段④。西南夷社会状况较为具体可信的记载始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数十百个族部的社会发展极为复杂，极不平衡，情况各异，正如《后汉书》所云：“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的记载，西南夷中较大的族部有：夜郎（僚、濮）、滇（僰）、邛都、笮都（叟、摩沙）、嶲、昆明、哀牢（苞满、闽濮）、滇越、掸等。其中夜郎、滇僰），邛都是“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耕族部；嶲、昆明是“随畜迁徙”的游牧族部；笮都是“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农半牧族部。
夜郎社会：夜郎区域广大，境内的民族为僚、濮，各族部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发展较快的是夜郎王、句町侯，漏卧侯等部分。远在战国时楚经巴而夜郎至滇之间就有着商业上的交往，“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埃┐鱼渌伐夜郎……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⑤。庄凹囱楚贾人入滇之道而来。商业交往到汉初有了发展，前135年（汉建元六年）唐蒙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⑥可见夜郎与蜀和南越两地紧密的商业交往的情景。蜀地商贾亦久慕夜郎的“竹木之器”和内地所需人力一奴隶，乃以铁器交易夜郎，“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⑦。铁器的输入，对夜郎社会生产发展有突出的作用，因此汉初夜郎就是一个“耕田，有邑聚”的族部，当时耕作是“畲山为田”⑧的刀耕火种方式。
夜郎、句町、漏卧等地区的社会生产关系。约在公元前2世纪夜郎酋长已是世袭，“夜郎侯……使其子为令”①。夜郎“有精兵，可得十余万”②，“汉孰与我大”③的故事反映了夜郎酋长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兵力，可以对周围的小部落及其人民施加一定的权力。因此，西汉建牂牁郡以后封之为夜郎王，并作为大长，令联络周围族部建置行政组织。夜郎及其周围较强的且兰君、句町王、漏卧侯、同并侯等内部的奴隶生产也在发展，诸部之间不断发生掠夺人口、财物的兼并战争。且兰君“旁国虏其老弱”，“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④。频繁地进行劫掠战争表明族部均企图进一步发展其奴隶制，要求从邻近的其它族部中掠夺人口（奴隶）、财物，增加其奴隶生产，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力，但独立发展的奴隶制的企图受到了汉王朝的限制。汉王朝先是派官吏进行调解，兴等不从命，最后汉王朝出兵镇压了夜郎王兴等，遏制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在以上族部中的发展。
除上述夜郎等几个较强大的族部外，南夷中的其它诸部在公元4世纪以前均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外部势力尚未进入，他们是闭关自守、极力保注自己而与外界很少交往的原始氏族、部落。
滇（僰）社会：滇境内的主要民族是僰，因此又称为滇僰。僰族是西南夷中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最高又最受汉王朝器重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⑤。“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⑥。正因为滇的社会经济发展最快，才引起汉王朝的重视。滇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以从它的商业交换、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奴隶生产关系中得到充分反映。
滇僰处在蜀身毒道的通道上，约在公元前4世纪，滇就与内地发生了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庄叭氲峒囱商业交通线而来。公元前3世纪，“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⑦，是由僰道（今宜宾市）经郎州（今曲靖市）到滇池的商业通道。尽管在公元前3世纪末汉王朝曾关闭这一道路，但民间的贸易交往仍然不断，“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以所多易所鲜”⑧。今晋宁出土的贮贝器上饰有热闹的交易场面。使用的货币有“贝”和部分汉代铢钱。正是商业上的频频交往，促使滇僰的社会生产有了更快的发展。
滇僰是“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民族，农业是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滇中僰族普遍使用青铜农具，如锄、斧、镰刀等，解放后在晋宁、楚雄、昭通等地出土了许多此类工具。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证明了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滇池地区已处于青铜器高度发展并向铁器时代过渡的阶段，出土文物有生产工具700余件，其中大都是青铜器，铁器只有90余件。由于铜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开垦了大片的农田和修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可见滇僰的水田农业已经很发达。
滇僰的畜牧业也很发达，饲养的牲畜有牛、马、猪、羊等，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有许多奴隶放牧的图像，牲畜的数量很多。公元前109年（汉元封二年），汉王朝建益州郡时一次就获得“牛马羊属三十万”⑨。公元前86年（汉始元六年），在平定益州廉头等部落的反抗后，“获畜产十余万头，富埒中国”⑩，数以万计的“畜产”之富，足可与内地相比了。
手工业生产已有发展，分工很细，出现了金属、玉石、皮革、纺织等专门手工艺生产。青铜器的制造技术很高，可以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具和乐器。有的青铜器表面是经过镀锡、错金、鎏金处理，有的还以玉石镶嵌，堪称艺术品中的瑰宝①。滇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时，奴隶制生产关系已迅速发展起来，而发展最快的是在滇池一带。汉王朝在开发西南夷时对滇王加封滇王印，说明滇池地区的奴隶主集团的统治已经相当巩固。汉王朝在滇池地区置郡后，不仅没有消灭滇池地区的奴隶制，反而采取扶持利用的政策，使汉中期以降滇池地区滇僰的奴隶制的发展更为迅速。解放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均可证明。
滇僰奴隶制中的奴隶来源主要是战俘，在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中出土的贮贝器上，就铸有战争中捕捉俘虏的场面②。在另外出土的青铜矛头的两侧也铸造有两个双手反缚的俘虏的图像，有的贮贝器上还有战争的场面③。反映出滇僰奴隶主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俘虏为奴隶，奴隶被大量用于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中，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个贮贝器上，饰有许多人排成行，替奴隶主把收获的粮食倒入粮仓中④，同样在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刻画有身着奴隶服的人手执鞭子赶着牛羊的图像⑤。又一个贮贝器的盖子上饰有纺织手工工场中奴隶生产的场面：6个奴隶坐在地上低头织布，1个女奴隶主坐在中间监视，女奴隶主背后站着1个手拿长棍的人正听奴隶主的命令惩罚生产不力的奴隶，奴隶主的右边还站着3个人正在验收织好的布匹⑥，可见奴隶被普遍用于农业生产和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
从史料的记载和各地考古资料说明，滇僰的奴隶社会内部出现了3个阶级：奴隶主、平民和奴隶。在许多出土的汉代青铜器上奴隶主贵族的形象都十分突出，不参加生产劳动，只指挥掠夺战争或主持祭祀，并监督奴隶生产，生活“豪奢。”平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但必须向奴隶主贡纳，晋宁石寨山滇王墓中出土的贮贝器上就铸有贡纳的图像⑦。奴隶的地位极低，在奴隶主皮鞭下进行各种生产，和牛马一样可以随意虐待、买卖和屠杀。出土图画文字铜片上刻绘着奴隶身戴枷锁与牛马等并列在一起⑧，在石寨山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上有杀害奴隶来祭祀鬼神的场面①。
公元1世纪以后，滇僰的奴隶制由于受到中原汉族移民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更由于滇僰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特别是铁工具替代了青铜工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姣隶制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和奴隶、村社平民的矛盾尖锐了，奴隶不断起来反抗，公元118年（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②。滇僰族中的奴隶主势力便迅速衰落，到公元2世纪至4世纪时，滇僰中的奴隶主便被后起的“大姓”、“夷帅”封建领主所取代。
邛都，笮都社会：约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邛笮、笮都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邛、笮近蜀，道亦易通，因此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尽管秦所设的郡县已无考，但说明邛、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到公元前3世纪末，“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③，“邛都夷者。……其土地平原，有稻田”④。“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⑤。可见邛都是定居农耕部落，笮都是半农半牧的部落。邛、笮处于蜀身毒道的灵关道（清溪道）的重要位置，蜀商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已活跃于邛、笮，汉初受到禁止，但已蜀商人，不顾汉朝的禁令，仍潜至邛都、笮都地区，“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⑥。说明邛、笮各部与内地的经济交往是频繁的。邛、笮各部地区的铜、铁、盐矿很早就得以开采。《华阳国志蜀志》云：“台登县（今四川省冕宁、喜德两县间）……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续汉志》说台登县出铁，《元和郡县志》卷三二说：“铁石山在（台登）县东三十五里，山有砮石，火烧成铁，极刚利。”⑦铁石山即今沪沽东的矿头山，历来有铁厂，此铁矿在汉晋时已开采。《华阳国志蜀志》又云，“邛都县（今西昌市）……南山出铜。”南山即今西昌市南螺髻山，1976年曾在此山发现铜器窖藏，内有王莽货泉、钱范、铜锤、铜锭等（11），说明南山之铜在公元1世纪前即行开采。《华阳国志蜀志》还云，“定笮县（今盐源县）……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此为邛、笮各部最早的取卤煮盐之法，定笮之盐以后发展成四川的产盐区，以至将定笮更名为盐源。
邛都、笮都各部经济的发展，社会内部已经有不少剩余产品和奴隶人口，财物占有不均，开始分化出贵族。贵族为了获得更多的财物和奴隶人口，互相间发动了掠夺财物和人口的战争，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步确立。到公元前1世纪末，邛都、笮都各部落奴隶制有了发展，在政治上出现了拥有实权的大奴隶主一豪帅和夷帅。史载“邛之初有七部”⑨，即七个大奴隶主集团，豪帅“放纵，难得制御”⑩。每个豪帅均有“部曲”（奴隶主武装），《后汉书百官志一》载越嶲郡夷帅长贵曾任军侯；“其领军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长贵是邛都各族中最大的奴隶主。后来长贵为了发展其奴隶制，于公元24年（汉更始二年）曾“率种人”反抗王莽的统治，杀越嶲太守枚根，自立为“邛毂王”，领太守事，公元39年（东汉建武十四年）授长贵越嶲太守印缓，统治邛都地区达20余年，反映了邛都部落奴隶占有制的发展和奴隶主集团势力的强大。公元3世纪时，邛都的奴隶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奴隶主们为了掳掠和贩卖更多的奴隶，战争更加频繁。史载成都禽信在越嶲做县吏时“为夷所得，转卖历十一种”，禽信被掳为奴隶十年，辗转出卖到11个奴隶主家为奴隶，其子禽坚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将其父寻找赎回（。诸葛亮《南征表》云，亮在打败越嶲地方的统帅高定元（一作高定）后，高定元“乃更杀人为盟”，“欲求死战”①。杀人祭祀的风俗，更是奴隶制盛行的反映。
嶲、昆明社会：嶲、昆明部落由于分布“地方可数千里”②，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大部分发展缓慢，《史记》云，“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③，还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政治上没有形成对周围部落有约束力的大部落，因此《史记》载西南夷各民族唯独嶲、昆明无核心组织，可见嶲、昆明各部尚处于分散而互不统属，“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又互相补充”④的状态。但对外来势力却共同采取抗拒的行动，公元前2世纪末，曾阻止汉朝寻求蜀身毒道的使臣，“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力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因此，汉朝曾一时将嶲、昆明各部作为继续开发西南夷的进攻对象，并曾在首都长安作“昆明池”，“习水战”以对付昆明部，数年后汉用数万大军始将嶲、昆明各部征服而置于益州郡的统治之下。但是嶲、昆明各部中也有发展较快的，有一部分已经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了，这才使汉王朝能在嶲、昆明各部地区设郡县，派官吏驻守和移民屯田，而且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君长”，公元前2世纪邪龙县的昆明夷中就已分化出贵族，因此公元76年（东汉建初元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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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0:45:20|只看该作者 牢夷各部反抗东汉王朝统治时，东汉王朝征集各郡兵镇压哀牢夷的反抗，其中邪龙县昆明夷首领卤承应募，“肃宗（刘炟）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邵兵击（哀牢王）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⑤，卤承可对“种人”发号施令，并被东汉王朝封为“破虏傍邑侯。”说明西汉以降邪龙县的昆明夷中已有了君长，在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阶级分化，商业也有所发展，对外的商业交往也已开始，在秦汉开拓西南夷以前蜀商就已经过昆明夷地区，把蜀布、邛竹杖等商品运往身毒国，当然昆明夷也和蜀商进行交换。反映出昆明夷的先进部分已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了。 哀牢社会：哀牢地为古永昌郡⑥。哀牢之地极广，《华阳国志》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哀牢各部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均较高。《后汉书哀牢传》云：哀牢“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于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⑦。反映了哀牢各部的农业已是种五谷蚕桑。手工业尤为发达，能纺织帛叠、兰干细布、桐华布多种，且知染色、刺绣，已知开采冶炼金属和制造装饰品。商业上哀牢处于蜀身毒道的要道上，哀牢各部用多余的桐华布进行交换，蜀商还将哀牢所产的帛叠、桐华布贩运内地和身毒等国，并将身毒等国的琉璃、光珠、蚌珠等装饰品带回哀牢地区。哀牢的中心永昌以后成为“金银宝货之地”，哀牢各部经济之发展可见一斑了。
鉴于哀牢各部经济的发展，其生产关系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李贤注《哀牢传》云哀牢始祖“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传至贤栗共9代，贤栗于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内属，以此推知禁高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中叶，哀牢已出现世袭的“君长。”哀牢酋长已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过着豪奢的生活，“哀牢王出入射猎，骑马金银鞍勒”①。哀牢酋长还不断对外进行战争，贤栗在对汉王朝的鹿■部落的战争失败后说：“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说明哀牢经常对周围各部进行战争。即使在内属汉王朝以后，哀牢王类牢仍发动反抗汉王朝的战争。频繁的战争说明哀牢社会已在向阶级社会的门槛跨进了。
滇越、掸社会：有关滇越社会文献记载很少，只在《史记大宛列传》有一段保留迄今的唯一珍贵史料的记载，说在昆明之属旁边，“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清人认为滇越即腾越（今腾冲县），“腾越者，古滇越也，亦曰越赕，其来久矣，在西汉时为张骞所称之为滇越”②。当然滇越还包括了今德宏地区。但对其社会经济不得而知，不过从滇越名“乘象国”说明滇越已经驯象为人类服务了，与唐代傣族用象耕田，元明清以来用象作战等役象之举是一脉相承的。从“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义是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滇越各部肯定与蜀商甚至缅、印商人有商业交往。在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汉墓中，曾出土汉五铢钱千余枚③，这是蜀商到此的明证，近年来又在德宏地区发掘、出土了琉璃等舶来品，可作滇越与缅、印商业贸易往来的佐证。
公元1—2世纪时，掸人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方面均有较快的发展。掸人和滇越有着承继关系，是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不同称呼。掸人与四周的国内外各族部的联系很频繁，“掸国南通大秦”④，掸人经伊洛瓦底江与东罗马等国的交往，促进了掸人社会的发展，时掸人已建立起第一个政治组织一“掸国。”《后汉书》本纪曾记载了掸人在公元97年（东汉永元九年）、120年（东汉永宁元年）、131年（东汉永建六年）3次派遣使团到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朝贡，并奉献了珍宝和在宫廷演出了精湛的文艺节目。特别是第2次，“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刘祐）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缓、金银、綵缯各有差也”⑤。这是一个拥有乐队和罗马幻人的大使团，使团配备着多种语言的译员，行程万里，可见不是一个涣散的集团或原始部落所能做到的。雍由调做了30余年的“掸国王”，内部还有“小君长”、“大君长”之分，知掸人已经跨入了初期阶级社会。
上述是西南夷中发展较快、势力较强的几个部分，其它各部发展缓慢，或居住在“峭危峻险，百倍歧道”的闭塞山区，或处于“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食肉衣皮，不见盐谷”⑥的状态。
四、南中“大姓”、“夷帅”的兴起
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至4世纪，西南夷各民族有了较大变化，即在西南夷地区出现了两大地方政治势力一夷帅和大姓。两大势力在东汉末至两晋期间在西南夷各民族历史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各民族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夷帅和大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是越到后期联系就越密切，区别也就越不明显。夷帅又称为“叟帅”、“叟大帅”、“夷率”等。夷帅，顾名思义是各民族中的贵族，亦即大奴隶主集团的首领，由西南夷中数十百个君长、侯、王发展而来的，拥有一定的实力。如越嶲郡夷帅（又称叟帅）高定元据有越嶲郡，拥有大量部曲（私人武装），朱提郡武茶夷夷帅于陵承亦有很大势力。
西南文献中记载大姓事迹甚多，仅《华阳国志》所载即有数十百起。巴、蜀、南中均有众多的大姓，其中以南中大姓为最多。南中大姓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夜郎传》：“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南中大姓是在东汉末年至两晋时乘机而起的，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姓。大姓主要有建宁、云南、兴古、牂牁4郡的“大姓焦、雍、娄、爨、孟、量（董）、毛、李”等8姓①。爨、孟2姓在历史上最著名，势力最大。爨氏，最早的是爨习，在刘璋时为建伶令，又有爨肃仕魏为尚书仆射，河南尹②，可见汉末爨氏已有很大的势力。以后爨氏大姓中又有爨深、爨某、爨龙颜、爨云、爨翫、爨宏达等，至公元5世纪末爨氏势力控制了云南大部分地区。孟氏有朱提、建宁郡的孟琰、孟获、孟干、孟通等，孟氏大姓势力在南中仅次于爨氏。雍氏以雍闿为代表，蜀汉时在南中势力最大。毛氏有毛洗、毛灵等。李氏有李恢、李竣李松等，量氏疑即董氏，有董元、董霸、董敏等。焦、娄2大姓无考，除较大的8大姓外，南中各郡还有许多大姓。牂牁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③，其中朱褒势力最强，曾作过牂牁郡丞、朱提郡太守。朱提，建宁2郡的霍氏大姓有很大的势力。永昌郡有吕凯、王伉2大姓，还有“大姓陈、赵、谢、扬氏”④。南中大姓均是郡邑中的豪族，占有部曲作为私家武装，盘踞一地，形成为一地方的实权统治者。
大姓是自秦、汉以降不断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官吏、商人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大姓是汉族移民且为移民中的统治阶级，与当地各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西汉以降曾在西南夷中推行过移民屯垦的政策，不少民屯和军屯官吏及士兵在西南夷地区安家落户，经过不断与各民族的融合和阶级分化，逐渐形成为雄踞一方的豪族大姓。大姓首先在经济上因管理屯政，在经管的过程中利用权力侵占屯田，开垦私田，拥有大量土地。另外大姓还拥有经管盐、铁的权利，又乘机把持了盐、铁物质资源，这就为大姓发展政治势力提供了物质基矗其次，大姓还将大批要求“庇护”的流民或各民族人民沦为部曲，部曲是大姓的私家军事武装，也是直接生产者，平时为大姓服定期劳役，战时组成军队，为大姓之间扩大统治势力而进行频繁的争战。大姓就仰仗其物质基础和夷汉部曲称雄一方。
南中大姓曾在三国时利用中原分裂混战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大姓雍闿等人即是如此。《华阳国志南中志》雍闿条云：“愚（雍闿）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因而采取依靠孙吴来达到独霸南中的企图。永昌郡大姓吕凯、王伉则采取依靠蜀国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因而据永昌抗雍闿以取得蜀国的支持，“（吕）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⑤。正是因为南中大姓的抗蜀，引出了蜀丞相诸葛亮的“南征。”南征中大姓势力遭到了一定的打击，但由于诸葛亮实行“南抚夷越”的政策，不仅没有彻底打击南中大姓势力，反而利用和支持大姓，任命大姓实力强大的爨习、孟琰、孟获等为蜀汉的官吏，爨习官至领军，孟琰为“辅汉将军”，孟获为“御史中丞。”对一般大姓则“劝令大姓富豪出金帛，驱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弈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汉，成夷汉部曲。”“分其赢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董）、毛、李为部曲”①。增强了大姓的武装力量和劳动力，在此后30余年中大姓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两晋时期南中割剧纷争的地方势力。由于晋朝不顾南中大姓的实际情况，于公元271年（西晋泰始七年）撤销南中4郡，设宁州以代之，企图把大姓、夷帅都抛弃不用，但遭大姓、夷帅的抵制而失败，不得已又于公元282年（西晋太康三年）改设“南夷校尉府”，对南中夷、汉各族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对大姓、夷帅施加种种压力和限制，夺取大姓部曲，侵犯大姓和夷帅的利益，结果导致公元302年以后大姓、夷帅与晋朝校尉、郡守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年，建宁郡大姓李睿、毛铣，朱提郡大姓李猛各率部曲数万，逐晋两郡太守，响应李特的“流民起义”，但遭到南夷校尉李毅的镇压，毛铣、李猛、李睿等大姓均被杀。翌年，李睿的夷叟遑耶（亲家）于陵承便以为李睿报仇为借口起而反抗，得到许多大姓夷帅的响应，使晋朝在南中的统治一度垮台。公元310年（西晋永嘉四年），晋朝又派王逊为南中刺史，逊以各种借口大肆“诛豪右（大姓）不奉法度者数十家”②，许多大姓因不能忍受王逊的残暴统治，纷纷各据一方，自称太守，互相争夺，有的投奔蜀之李特以取得支持，致使南中处于大姓与大姓、大姓与晋王朝的争权夺势的纷乱中。公元347年（东晋永和三年）晋朝在南中的统治彻底失败，爨氏大姓称强，南中统治大权落到爨氏家族之手。
南中夷帅和大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或云南中大姓是夷化了的汉族移民，或云是汉化了的当地各民族中的统治者③，这种说法是十分正确的。如庄叭氲帷氨浞从其俗，以长之”，可见庄昂蟠不少已经与当地民族融合而成为当地大姓。大姓雍闿、吕凯等本是汉族豪民的后代，但雍闿亦称“耆帅”、“豪率”，和当地夷帅的称呼一致，可见已经融合于当地民族之中。南中还有一部分大姓自称为“方土大姓”④，即土生土长的大姓，如建宁令爨习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显然是汉化了的各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夷师与大姓之间还用“姻亲”方式，将二者的势力结合在一起，使夷帅和大姓更难以区别。夷帅与大姓互通婚姻者称为“遑耶”，有的因世代姻亲而成为“百世遑耶”，形成一种“与夷为姓曰‘遑耶’……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①的情同手足的关系。当然姻亲关系也是汉夷互相融合的过程，有利于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百越
一、秦征百越和中原人民向百越地区的迁徙
公元前2—前1世纪，百越仍广泛散处在华南各地。《汉书地理志》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②，表明自宁绍平原直到广西盆地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种姓各异的百越居住地。当时在从今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到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各省这广大的东南弧形地带中，分布于越、东瓯、闽越、东鞮、扬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各个越人集团。尽管名称各异，居地不同，其后的融合、分化、发展的经历也不一样，但是亦有一些诸如使用铜剑、铜鼓，擅长造船操舟，断发文身，奉龙蛇为图腾等大体相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这与其后演变为壮侗语族的各民族，在传统文化上有着一定的同一性，是密切相关的。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始皇赢政派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次年，天下初定，全国分建36郡。大约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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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0:50:21|只看该作者 秦始皇为了扩大统治地区，获得岭南越地闻名已久的特产犀角、象齿、翡翠和珠玑等物。派尉屠睢率兵50万，分成五军，进击岭南。面对秦大军压境，越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逼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形成了相持局面。 在南征越人的过程中，秦始皇为了解决劳师费日的粮饷补给问题，派监禄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城附近和大榕江镇之间开凿灵渠，支分湘水，连接漓水，建设起全长34公里，由铧嘴、大小天平、南北渠道、秦堤和陡门等部分组成的完整水道工程体系。铧嘴前锐后钝，形如犁铧，用以分流海阳江水量，使其三分入南渠，合于漓江；七分入北渠仍归于湘水。大小天平为铧嘴后的人字形大坝，左边一撇称大天平，右边一捺称小天平。大天平接近东岸一端，与北渠渠口相连，小天平接近西岸一端，与南渠渠口相接。大小天平坝既可拦水，借以提高海阳江水位、又可滚水过坝，使洪水期的江水可以泄入海阳江故道中江，避免水患。陡门是提高水位、用于过船的船闸，为唐代宝历年间及以后所逐步增修，便于船只的航行。灵渠这一人造河渠工程，沟通了越人地区的湘、漓二水，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得到连接。它远远超出秦始皇原来开凿灵渠的意图，为南方越人地区的开发，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相持阶段中，秦军曾杀越人西呕首领译吁宋，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取陆梁地。④于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但越人不降，散处原野树丛，坚持对抗。秦军旷日持久，粮食乏绝，士卒劳倦。加以夏日暑热，霍乱痢疾流行。越人采用夜间突袭的方法，杀秦将尉屠睢，使秦军伏尸流血，以大败告终。秦始皇为了稳定岭南越地局势，乃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领因罪被流放的犯人等50万之众，留守岭南。并答应岭南官兵的请求，从中原征调15000名未婚女子，“以为士卒衣补”，⑤使之与守戍将士成婚定居，繁衍后代，这是古代中原人口向岭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次迁徙。
从中原迁来岭南越地的壮年男女，男子披甲从事征战的军事生活，妇女担负繁重的后勤工作，“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⑥。同时，秦始皇还从中原地区强迫大量劳动人民迁来岭南，与越人杂居共处。从中原地区迁来的百姓，是最早的大批移民，构成了岭南最早的汉族居民。有的也融合于越人之中，成为越人的一部分。前来实边的中原人民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与先进生产技术，不仅与当地的越族一起，胼手胝足，开发了华南地区，而且还传布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
二、南越国的建立和两汉对百越各民族的施政措施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赢政去世，二世胡亥即位。陈胜、吴广等纷起反抗秦朝。在岭南统治越地的南海尉任嚣于病重临死前，召龙川令赵佗商议，认为中原变乱纷争，岭南僻居海疆，可立国以自保，并任赵佗代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诛杀秦官，“绝道聚兵自守”①。公元前207年，秦亡，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
汉高祖刘邦即位，因天下初定，未及过问赵佗称王建国之事。到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汉高祖见赵佗称雄于百越之地，认为如不加以笼络，将成为汉南方边患，因命陆贾携印玺至岭南，准备立赵佗为南越王，承认他在岭南地区的统治权。陆贾初抵南越，佗心怀猜疑，箕踞椎结，以越人之态见之。陆贾乃历数南越与中原交好的利害关系。佗与之相谈甚欢，终于接受南越王封号，向汉称臣。并划定南越的疆界，北与长沙王吴芮统治区相邻。将过去曾在名义上封给吴芮的象郡、桂林、南海三郡正式划为南越国领地。此后几十年，曾几次发生过长沙王与南越王之间关系紧张，兵戎相见的局面。
汉王朝根据当时的形势、实行“和辑百越”②的政策，以缓和矛盾，稳定南方局势，巩固自己的政权。与汉朝廷建立君臣关系的南越王赵佗每年向长安入贡方物，献鲛鱼、荔枝、石蜜、蜡烛等物，并在边关与汉互通贸易。汉高祖刘邦去世，惠帝刘盈即位，仍继续执行“和辑百越”政策，保持了汉与南越的关系。吕后雉专政以后，至公元前183年（高后五年）春，采取制约南越的策略，一改过去互通贸易的方针，下令禁止向南越输出铁制农具，在马、牛、羊的出售中，禁止将母畜卖与南越，以此遏制岭南越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赵佗遣使至长安谢过，要求恢复过去一贯的贸易，但使节却被扣留，不得返回。赵佗在中原的父母坟墓均被发掘，兄弟宗族也有被捕和被杀害者，南越与汉关系紧张。赵佗认为汉廷的这些作法，是长沙王进谗所致。因此，一方面断绝与汉朝的关系，自称南越武帝，仪制与汉同，以进行抗衡；另一方面，以财物结纳相邻的闽越、西瓯、骆越诸部，使之成为自己的属地，造成东西万余里均遵奉赵佗政令的局势。
赵佗为了报复长沙王吴芮，发兵攻长沙王边境，但未能取胜。在此情况下，吕后于公元前181年（高后七年）九月，削除过去汉封赵佗的“南越王”爵竈位，并遣隆虑侯周竈等人率军往讨。因南方炎热，汉军兵士中瘟疫蔓延，不能逾南岭而前，相持一年多。赵佗致信周竈，在汉军退兵和归还故乡兄弟的情况下，可与汉罢兵言和，时值吕后去世，汉文帝刘恒即位。文帝为了对南越进行怀柔，在接赵佗信后，决定罢兵岭南，给予赵佗兄弟以官职，并再次起用陆贾出使南越。陆贾因与赵佗有旧，在南越受到盛大欢迎。佗献白壁、翠鸟、犀角、紫贝、生翠、孔雀等珍物，愿长作汉之藩臣，而实际上仍称王如故。
吕后中断汉高、惠的“和辑百越”政策而执行遏制南越的措施，结果引起了南越王赵佗的对抗，触发了南方边区的动乱，它既无益于汉朝的统治，也不利于越地的发展和安定。从而证明，汉代长期奉行的“和辑百越”政策有利于民族地区与中原之间的统一、团结，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和发展。
公元前137年（汉建元四年），南越王赵佗去世，寿逾百岁，孙赵胡继立。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秋八月，闽越王邹郢为了广拓封土，发兵攻南越，赵胡遵守过去赵佗与汉所定的“藩国不得自相攻击”的约议，驻兵自守并派遣使上书汉武帝刘彻，要求汉朝干预。汉武帝嘉奖赵胡能守约定，下诏出兵征闽越。汉军至南岭附近，闽越王邹郢闻讯，发兵拒之。弟余善与宗人等商议，以短矛刺杀滋肇事端的闽越王郢，并以其首级献汉廷，得使汉罢兵。并以未参与侵攻南越策划的繇君丑（闽越王始祖无诸之孙）为越繇王，继承闽越的宗祀。后汉朝因余善杀鄙，威行于国内，希图称王，故又立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同处。汉朝对南越的统治，一贯执行其“和辑百越”的政策，用原越人首领，顺应其发展的要求，通过朝贡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逐渐渗透默化，为后来这一广大地区与中原文化的接近打下了基矗
解除闽越对南越进攻的威协后，南越王赵胡令太子婴齐随汉使严助赴长安，以示亲汉意。直至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因赵胡病重，婴齐才从朝廷返番禺，赵胡病卒，葬于今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③谥文王。婴齐继位才数年，于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亦卒，谥明王，以婴齐在长安时娶樛氏妻所生之子赵兴即位。因赵兴从小生于长安，与汉关系密切，汉武帝欲将赵兴召至长安，就近约束，因派一氏的旧情人安国少季来南越传旨。并命路博德率兵屯于桂阳，以为后援。南越三代老臣，丞相吕嘉原为越人首领，长期与赵氏王室密切合作，在国内有较高的威望。面对汉朝的招抚南越工作，他与樛氏、赵兴持不同意见。吕嘉主张保持南越的相对独立，以利于赵氏王室的长久统治，而樛氏依仗与少季的密切关系，欲利用权势强吕嘉以从己意。在酒宴间曾欲刺杀吕嘉，但在赵兴保护下，吕嘉才幸免于难。汉武帝派韩千秋率兵2000，抵越境，准备与樛氏相呼应，杀害吕嘉。吕嘉被迫与弟同带兵围王宫，攻杀樛氏、赵兴与汉使少季等人。随即立赵建德（明王婴齐在赴长安之前，娶南越女子为妻所生之子）继位。赵建德为赵兴的异母兄，因赵兴生于长安故继婴齐之位，而赵建德被封为高昌候；公元前113年（汉元鼎四年）汉武帝又徙封为术阳候。赵兴死后，赵建德被拥立继位。在吕嘉的计诱之下，韩千秋孤军深入，在离番禺40里外，被伏军全部歼灭。千秋亦战死。汉武帝乃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调动10万大军进攻南越。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冬，汉军攻入南越都城番禺，赵建德与吕嘉先后被捉获杀害。接着，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40余万口归汉。汉武帝在越地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诸郡，郡下均设属县若干，纳入直接统治之下。南越国传5主，历93年。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先主赵佗尽管出身真定（今河北省定州市），但长住岭南半个世纪以上，接受越人风俗习惯，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时，赵佗在致汉文帝的奏章中，公开宣称自己为“蛮夷大长”，④完全以土著越人的首领自居。赵佗还任用越人参加政权管理，除以越人首领吕嘉为丞相外，越人“宗族仕宦为长吏者七十余人”①。而且与越人互相通婚。仕宦的越人“其子尽尚王女，女皆嫁王子”①。促进了越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赵佗又时刻牢记必须与中原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曾自称尽管居住越地已约50年，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以不得事汉也”②，表露了他一心内向的意念。而西汉从高祖的“和辑百越”政策经历了吕后的遏制政策，以及汉武帝对吕嘉的征讨，最后在南方越地，建立了由汉朝进行直接统治的郡县制度。
三、乌浒、俚、僚、濮
乌浒、俚、僚均是百越民族中的一部分。乌浒之名，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传》：“灵帝建宁三年（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又载“光和元年（178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郁林郡即秦之桂林郡，汉武帝时更名郁林，其地与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部、西部相当。合浦郡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部与广东省的西南部一带。当时的这一大片地域是西瓯、骆越的分布地区，也是后来壮族聚居的地区，可见，被称为“乌浒蛮”的土著，亦西瓯、骆越的后人。
据载，当时的乌浒人居住在深山之中，巢居鼻饮，射翠取毛，③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在海边的乌浒人还以割蚌求珠为业，从事海洋捕捞。亲属观念比较淡薄，无亲戚、重宝货，每遇重大日期，则击铜鼓，歌舞饮酒为乐。《后汉书南蛮传》载，乌浒人所建的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④，尚存在着原始的“食人”习俗⑤。
俚，或作“里”，《后汉书南蛮传》载，公元36年（东汉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自后直至隋唐，俚人之名屡见于南方史籍，并与僚连用，称作“俚僚。”有人认为此乃同一个族属的不同异称①，但细究之，两者仍不能完全等同。汉代记载，俚人分布甚广。公元40年（东汉建武十六年）
“交趾女子征贰反”，②“九真、日南、合浦诸俚皆应之。”九真、日南在今越南清化县、广治县一带。合浦，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以及广东省西南部等地。《南史荀匠传》载，荀匠之兄荀裴于502年（南梁天监元年）为郁林太守时，因“征俚贼”死于阵。可见当时居住于郁林郡的亦均为俚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云：“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高梁（今广东省阳江县等地）五郡皆有之。”可见俚人的活动地区与乌浒人大致相合，前人指出，俚人即“乌浒蛮”，为“乌浒蛮”的另一名称，是有一定道理的。③
僚的名称，最早约见于西晋陈寿（233—297）所撰的《益都耆旧传》。《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松之注云：“（诸葛亮）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同时期的张华《博物志异俗篇》亦云，“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可见僚的名称在最早记载中大都指牂牁、兴古郡之民族。僚音“lao，似即古代骆越之骆的同音异写，后世的“佬”与“僚”同音，亦或是“僚”字的转写。汉初在夜郎设牂牁郡，据《汉书地理志》载、牂牁郡领县17，范围大约包括今贵州盛云南省曲靖地区东南部、文山自治州和红河自治州的一部分，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右江上游一带。蜀汉又分为益州、牂牁二郡，连接地设兴古郡，在今云南省文山州和红河州一带，当时均有僚人的踪迹。据《晋书武帝纪》载，公元283年（晋太康四年）六月，牂牁僚2000余落内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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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0:57:06|只看该作者 内地的关系逐渐密切。此后，僚人分布甚广，自长江以南，直达东南亚一带均有所记载。今广东、广西、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均是僚人的分布地区。僚的名称还常与其居住地名或其他民族名称连用。如岭南僚、邕州僚、南平僚、乌浒（乌武）僚、西原僚、俚僚、侗僚、土僚、山僚、葛僚、夷僚、仡僚、守宫僚等等。由此可见，僚人名称曾一度使用较广，除了与居往地名连称邕州僚、南平僚以外，还与乌浒、俚、侗、土、夷等名称连用，故不应把僚与历史上出现的上述某一名称完全等同起来。 各地僚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僚族还处于巢居溪谷、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而在从汉中到邛、笮、川之间的僚人则散处山谷，居住在依树积木的干阑之上，推一长者为王，父死子继，各自为政。不能远相统摄。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子弟自行吹奏敲打。善于泅水，能在水底持刀刺鱼。武器只有矛与盾，还不会使用弓箭。能织细布，其色泽鲜净。能铸铜为器，大口宽腹，既薄且轻，易于煮熟食物，名曰铜爨。这反映出已具有较高的铸造水平。不仅买卖人口，“亲戚比邻，指授相卖”，“大狗一头，买一生口”，④而且俗畏鬼神、杀人祭祀。以所杀者多胡髭为上，剥其面皮，笼于竹上，干燥后称之为“鬼”，鼓舞祭祀，以求福利。表明僚人的社会很可能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公元4世纪30年代（北魏建国——公元338—376）中，僚人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东晋明帝司马绍婿桓温破蜀以后，力不能遏制僚人，加以蜀人东迁，人口骤减，僚人遂乘机迁入，与汉人杂居的则输缴租赋；而在深山的则不为编户，属于化外。后北魏以梁、益二州不易控制诸僚，乃于514年（北魏延昌三年）设巴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巴中县）加以统摄，并建隆城镇（今四川省阆中县），所统辖的僚人达20万户，称作北僚，岁输租布，并与外界交通贸易。而巴州的所谓“生僚”则不属官府所管，只在年节之际，由首领到州城谒见巴州刺史而已。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陵州（治所在今四川省仁寿县东）木笼僚起而反抗，西魏王朝派骠骑大将军陆腾讨之，俘斩15000人。
562年（北周保定二年）铁山僚又反，陆腾又进军讨之，兵至铁山，佯作退兵，乘僚人不备进攻，一日连下3城，僚人首领被杀，俘获3000人，招纳僚人降附者达3万户，⑤可见这一时期，僚人声势之大。
濮人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牧誓篇》，周武王伐纣时，参与会盟的8种人中即有濮人在内，当时分布在江汉之南，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元年）楚国的叔堪因争位失败而避难于濮人地区。公元前611年（周匡王二年），濮人曾与麇人伐楚。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⑥濮人当时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无统一的君长，部族繁多，和百越一样，亦有“百濮”之称，罗香林认为濮与越是同一系统民族的混称，僰夷既是越人的遗裔，也就是濮的后代。①而不少人仍认为，“百越与百濮不同，它们是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族群”②，也有人认为他们源流不同，在语言、姓氏的有无、文化来源、习俗及崇拜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他们之间是“异中有同”、“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某些相似之处”③，但从闽濮后来演变为文面濮、赤口濮、黑僰濮、以及“朴子蛮”、“濮曼”、“蒲满”（“蒲人”、“蒲蛮”）、“望蛮”即今讲南亚语系佤德语支语言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情况看，他们与由百越演变而来的讲壮侗语族语言的壮、傣、布依、侗、水等民族毕竟有着较大的差异，也说明百濮与百越在古代不可能是同一系统民族的异称。战国至汉时的夜郎国中，包括有濮人在内，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武帝刘彻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斩夜郎国王，置牂牁等郡，后“濮夷”阻城，为竹王（夜郎国王）求立后嗣。又汉牂牁郡领17县，在《华阳国志》中也载明谈槀县（今云南省陆良县）有“濮僚”，句町县（今云南通海县）“其置自濮”，兴古郡（郡治今贵州盘县）“多鸠濮僚”，汉永昌郡，为古哀牢国，其中族属众多，“有闽濮、鸠僚、僄越、躲濮、身毒民。”可见汉代从南盘江、哀牢山以西直到今大理市一带均有濮人的足迹。时哀牢山里的濮人等民族仍“散在溪谷，绝域荒外”，④据《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云，那里的一部分部落“犹知识母，不得别父。”人们“贷老相食”⑤，可见濮人还保留母系氏族社会的风俗，有着原始的食人陋习。
四、百越的共同特征
百越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是它们居住在一个广阔的共同地域内，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有的文化特征，作为传统文化还保留在现代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各民族之内。同时也表明他们与古代百越有着密切的关系。
越人有自己的语言。据罗香林先生的研究，认为越语的特点是：发音轻利急速，有的词与汉语不同，名词类的音缀有复辅音和连音成分；词序倒置，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或动词之后。在《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中都有一些越语词的纪录，而汉刘向《说苑善说篇》中所录著名的越人歌则是保存最为连贯完整的越语资料。它记载了楚康王，楚灵王的同母弟泛舟河上之际，听到越人拥楫而歌：“滥兮挷堇挠瑁坎觯ɑ福┰笥瑁坎葜荨觯ㄕ浚Ｖ菅珊跚伛泷恪ｇ嫌韬跽彦で赜馍伤婧雍雹蓿ㄒ胛模航裣蜗猓褐拗辛鳌＝袢蘸稳召猓糜胪踝油邸Ｃ尚弑缓觅猓祸ず蟪堋Ｐ募竿缍痪猓弥踝印Ｉ接心举饽居兄Γ脑镁饩恢８菀粼涎Ф院鹤稚瞎乓舻墓鼓猓选对饺烁琛分忻恳缓鹤值纳瞎乓艉椭泄乓簦胗泄氐淖秤锎室灰欢哉眨⑾炙胱秤锎嬖谧乓欢ǖ墓叵怠＂倬荻怨旁降氐南执河锓窖远员妊芯浚⑾制渲杏凶胖诙嗟拇视锸窍嗟币恢碌模虼舜又锌梢钥闯觯鲈健㈥痹健⒛显健⒙嬖接镌诠糯蟾趴梢曰ネǎ蛭旁接锏某煞种两窕故置飨浴＂诹只菹橄壬谷衔旁接锸且恢纸鹤庞铮幌窈河锬茄蛔忠灰簦呛隙嘁艚鹤哦伞＂郾砻鞴糯僭接锸且恢执凶约禾氐愕亩懒⒂镅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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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0:59:20|只看该作者 ，故名船棺。它是越人水上生活习俗的反映。在江西省贵溪县发现的悬棺多呈囷棺状，盖呈屋顶形，悬棺似是越人架木为巢的巢居生活的反映。越人的独特葬式亦反映了越人平日生活习俗的特点。 广西、福建等地发现的壁画，是越人遗留的宝贵财富。著名的广西宁明县花山崖壁画，位于明江右岸，距水面250米，长达135米，绘有人、兽、器物形象1300多个。最大的人像高有3米，最小的仅0.3米。其中有双手屈举的男子，长发舞蹈的妇女，有腰佩环首刀的武士，亦有铜鼓和狗的图像，关于壁画的来历有宗教祭祀，战斗场面，生活记录，劳动写照等不同的说法。对于其完成的绝对年代亦有不同的看法。古越人地区流传铜鼓，大小不一，是越人冶铸业中的精品，《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往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裴氏《广州记》云，俚僚铸铜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铸成后，贺者盈门。鼓面常铸有青蛙、蟾蜍动物形状，大都无文字，鼓腹铸有羽人、双身船以及云纹等纹样。每逢喜庆节日，击打铜鼓以为乐。铜鼓是越人传统文化的手工艺品，亦是重要的乐器。
古越人从语言文字、经济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绘画音乐各方面均创造了富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作出了贡献。
五、百越与秦汉的关系
从秦始皇赢政开始，全部百越之地陆续被置于秦汉王朝的统辖之内。其间经过战争，置郡县，封官职，迁徙散布，百越各民族有了一定的变化，终汉、魏之世，不再以越人的名称出现，有的已溶入当地居民，成为后来的汉族；有的代之以各种蛮、俚、僚的名称出现于史册。
楚灭越后，越王子孙四散，摇占东瓯地，称东海王，无诸为闽越王，占有闽中之地。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派大将王剪灭楚，次年，降越君、置会稽郡。秦始皇统一天下，无诸与摇被废为君长，以其地属闽中郡，郡治设于东冶（今福州市）。平定五岭以南，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的西瓯地置桂林郡。于今广西西南部及越南东北部的骆越和海南岛的儋耳置象郡，于今广东省东北及中部一带的杨越地置南海郡。在秦末农民起义中，曾被秦始皇废为君长的闽越无诸和东海王摇纷纷率越人跟随鄱阳令吴芮参加亡秦的斗争。其后，又辅佐汉朝击溃项羽（籍）。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汉高祖刘邦立无诸为闽越王，统辖原闽中郡故地，建都东冶，至公元前192年（汉惠帝三年），追叙高祖时越人所立功劳，认为闽君摇的功多，因立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今浙江省温州市），又称东瓯王。至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初附濞，后又受汉指使杀濞于丹徒。濞子子驹逃亡入闽越，唆使闽越王出击瓯，公元前138年（汉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粮绝，求救于汉，汉武帝刘彻令庄助发兵援东瓯，兵未至闽越即退兵而去。东瓯王恐闽越再来攻，与广武侯望同请汉朝，迁其众4万多于江淮之间，住庐江郡（今安徽省西部、长江以北），⑥故地为闽越王所占。
公元前135年（汉建元6年〕，闽越王乘南越武帝赵佗新死，发兵攻南越，汉武帝遣王恢出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韩安国出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两路进军，闽越王之弟余善伙同亲族，杀闽越王郢，驰报汉天子。请息攻。无诸孙繇君丑以此被封为越繇王，后余善亦被封为东越王。但余善“狼戾不仁”，所行多不义，几次举兵侵凌附近百越，兼并邻国。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南越相吕嘉反汉，余善又与之暗中勾结，而当汉武帝出兵南征时，余善又上书自请出兵8000以助，复私告南越。汉攻破番禺灭南越后，得悉余善阴谋，遂屯兵豫章梅岭。次年秋，东越王余善在汉兵压境的情况下，起兵反汉，封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攻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并自制“武帝”印玺于闽越称帝一方，骄横甚。汉武帝乃派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仆、中尉王温舒、弋船下濑将军越侯等四路包围，于公元前110年（汉元封元年）攻入东越。并以越衍侯吴阳作为汉使往喻余善。余善拒不听，退守泉山（今福建省浦城县），尚有甲兵数十万。越衍侯吴阳率700人反东越，从内部攻越军于汉阳（今福建省浦城县境）。东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合谋，计杀余善，降于横海将军韩说。因而，繇王居股被封为东成侯。建成侯敖被封为开陵侯，越衍侯吴阳被封为北石侯，东越将军多被封为无锡侯等。闽越自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无诸始封为闽越王起，传位长子，旋长子被弟甲、甲又被弟郢、郢被弟余善相继诛杀，最后丑继位而亡。共传3代6王，历92年。
汉武帝以闽越地险阻，多反复，易为患，故徒其民于江淮间，东瓯之地遂虚。⑦迁至安徽寿春，合肥一带的越人，有的居于山区，其后以山越或山民的名称出现，尤其在三国初期，成为孙吴政权的一大威胁。最早见于《后汉书灵帝纪》云：公元169年（建宁二年）丹阳山越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山越名称较繁，除山越外，亦有称之为百越、杨越、夷越、东瓯、闽越或南越，以及山民、山夷、“山贼”、“山寇”的。山越基本上是依阻山险而居的越人，⑧分布于三国吴属的丹阳、会稽、新都、建安、豫章、鄱阳、庐陵诸郡及魏属的庐江郡等地，居住范围广阔，其中又杂居大量汉人，形成为大分散、大杂居的局面。“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逋亡宿恶，咸共逃窜”。①四处蜂起的山越之人中，不能排除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山区与越人有紧密关系的汉人在内。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时逢乱世，平民依阻山谷，与越人杂处。所居者虽越地而其人多华夏，所以三国时的山越，“名为越而实非越”也。①当时大部分山越已使用钢铁器，从事山区农业，产量不高；有手工纺织业，交换不发达，有的老人甚至有一生从未进入集市贸易的。他们的社会组织称“宗伍”或“宗部”，首领称“宗帅、渠帅”，与当时的一些大姓部伍无很大的区别。在宗帅统领下，往往以几千人为单位进行战斗。战则蜂起，败则四散，带有较浓厚的原始性质。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败，民不聊生，深居山区的越汉人民亦受其害，史载“江淮间空颈达到“人民相食”②的地步。至三国孙吴统治时，亦是严刑峻法，刻剥无度，因此各地山越人民不断揭竿而起，前后大小斗争有40余次之多。③而孙吴政权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领域和兵源队伍，以及增加赋役，故频繁竭力镇抚山越。公元238年（东吴赤乌元年）山越大致被平定，江东六郡勇悍善战的山越被收为吴国的士卒。并有不少的山越人被同化于汉族之中。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四夷部》引。
⑥《周礼》郑玄注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诅。”
⑦《后汉书邓训传》卷一六，第610、611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②关于庄叭氲岬氖奔洌《史记》、《汉书》记为楚威王时，《后汉书》记为楚顷襄王时。杜佑《通典》将威改为顷襄王，今从之。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2991页。
②同上书，第2991页。
③荀悦：《汉纪》卷一一“西南夷。”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2992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
⑨《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76页。
⑩《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3，3841页。
（11）同上。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页。
②《史记司马相如传》卷一一七，第3044页。
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285页。
④《后汉书》卷八六，第2848页。
⑤《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卷四，第428页。
⑥《史记大宛列传》卷一二三，第3166页。
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蜀志”卷三，第320页。
①据张守节《史记正义》：“丹、犁……本西南夷。”知丹、犁是西南夷中最古老的两个部落，初附于蜀，后为秦所统治。其地在川滇边境，唐初属姚州都督府。
②《史记秦本纪》卷五，第207、209页。
③同上。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页。
⑤同上。
⑥《史记司马相如传》卷一一七，第3046页。
⑦《汉书西域传下》卷九六，第3928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②同上。
③《史记平准书》卷三○，第1420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5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1页。
⑧同上。
⑨《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8页。
②《续汉志》：“六县谓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也。”《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9页。
③汉初在南方和西南夷地区建立的17个郡史称初郡，晋灼云：“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贞、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传》所置犍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见《汉书》卷二四，第1174页。
④李元阳：《云南通志》。
⑤《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⑥《汉书食货志》卷二四，第1174页。
⑦《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六，第2831、2841页。
⑧同上。
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①《汉书》颜师古注：“地比，谓其次地，自近及远也。”
②《汉书食货志》卷二四，第1174页。
③《史记平准书》卷三○，第1421页。
④同上。
⑤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93页。
⑥《三国志蜀书吕凯传》卷四三，第1047页引孙盛《蜀世谱》。
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6、2853页。
⑨同上。
⑩《蜀鉴西南夷本末》，第469页。（11）《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11）《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6页。
②同上书，第2847页。
③同上书，第2845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8页。
⑤《读通鉴论》卷三，上册，第71页。
⑥同上。
⑦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7页。
⑧《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卷八六，第2845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②《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78页。
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79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⑤同上书，第2996页。
⑥同上。
⑦《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3页。
⑧《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⑨《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1页。
⑩《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①《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393页。
③同上书，第345页。
④汪宁生：《云南考古》，第47—60页。
⑤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页。
⑥同上。
⑦同上书，第37页，图8、9。
⑧同上。
①云南省博物馆：《晋宁石寨山出土有关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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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1:04:32|只看该作者 隶社会的文物》，《文物》1959年第5期。 ②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6页。
③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41页图11，第42页图12。
④同上。
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3页。
⑥《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2页。
⑨同上书，第2993页。
⑩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315页。
（11）同上书，第312页注。
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311页。
②《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2页。
③《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引诸葛亮《南征表》。
④同上。
⑤《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⑥同上。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424页。
③《后汉书哀牢传》卷八六，第2849页。
④《太平御览》卷三五八引“永昌邵传。”
⑤乾露腾越州志建置志沿革考》。
⑥《永昌府文征》记载卷一。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②同上。
③同上书，第2848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57页。
⑤同上书，注②，第406页。
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414页。
②同上书，第435页。
③《三国志蜀书吕凯传》卷四三，第104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第357页。
①《晋书王逊传》卷八一，第2110页。
②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405页。
③《三国志蜀书李恢传》卷四三，第1045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总叙”卷四，第364页。
⑤《汉书地理志八》卷二八，第1669页。
⑥关于秦始皇发兵征百越年代有不同说法，可参阅余天炽：《秦统一百越战争始的诸说考订》，载《百越民族史论丛》，第303—311页。
①张守节：《史记正义》：“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陆梁，故曰陆梁。”陆梁指岭南地区土著，即南越、西瓯与骆越等人。但“陆梁”亦可看作是“骆郎”、“骆俍（狼）”的同音异写，即指“骆越地区的郎（狼）人”（参见1991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第25页：“陆梁”小考》）。
②《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卷一一八，第3086页。
③《汉书严安传》卷六四下，第2812页。
④《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67页。
①《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67页。
①南越文王赵胡墓已于1983年8月发掘，出土“文帝行玺”及青铜、玉器及陶、铁、金、银、象牙器共1000余件。现建有博物馆。
②《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70页。
③梁廷栅：《南越五主传四主传》卷三，第2页。
④同上。
⑤梁廷栅：《南越五主传先主传》，卷一，第11页。
①《三国》《异物志》。
②《后汉书灵帝纪》卷八，第2834页。
③《后汉书》卷八，第332页，注引《广州记》：《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六，第2834页，注引万震：《南州异物志》。
④黄现璠等：《壮族通史》，第41页。
⑤《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下，第66页。
⑥《太平寰宇记》：“贵州连山数百里，皆俚人，即乌浒蛮。”
①《北史僚传》卷九五，第3155页。
②《周书陆腾传》卷二八，第471页。
③《左传》昭公十九年。
④罗香林：《僰夷种属考》，载《百越源流与文化》，1978年（台北）《中华丛书》。
⑤见蒋炳剑等：《百越民族文化》，第9页。又：蒋炳剑：《“濮”和“越”是我国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民族》，载《百越民族史论丛》。
⑥朱俊明：《濮越异同论》，载《百越民族史论丛》。
①《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卷八六，第2848页。
②《太平御览》卷七九一。
③越人歌原无标点，此处采用韦庆稳研究的标点断句。
④参阅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载《百越民族史论集》。
⑤赵日和：《闽语辨踪》，载《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⑥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载《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⑦文物编辑委员会：《江西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⑨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载《文物》1975年第5期。
⑩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11）林蔚文：《福建华安摩崖石刻及其与越的关系试探》、载《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①《说苑奉使篇》。
②《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
③《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郊。
④吴玉贤：《河姆渡的原始艺术》，载《文物》1982年第7期。
⑤《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
⑥《史记越世家》，《周祀》等。
⑦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载《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12）《汉书地理志》。
（13）《后汉书东夷传》注引《临海水上志》。
（14）刘诗忠等：《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族属及文化侍征》，载《文物》1980年第11期。
①《魏书》卷一○一；《南史》卷七九。
②林蔚文：《古代东南越人建筑述略》，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③《艺文类聚》卷七一引《周书》。
④蒋炳剑等：《百越民族文化》，第10章，第347页；吴绵吉：《百越文化三题》，载《百越史研究》。
⑤蒙文通：《越史丛考》。
⑥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载《民族研究集刊》第1期；何廷瑞：《台湾士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载《考古人类学刊》第15、16期合刊。
⑦《新唐书南平僚传》。
⑧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
①《史记东越列传》卷一一四，第2980页。
①《史记东越列传》卷一一四，第2984页。
②《资治通鉴》汉灵帝建宁二年，胡三省注。
③《三国志诸葛恪传》卷六四，第1431页。
④吕思勉：《读史札记》山越条。
第四编中华民族的兴盛和祖国统一的加强
我国经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长期分裂以后，终于在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之上，由隋朝统一全国。隋文帝杨坚本是北周鲜卑皇室旧臣，对少数民族偏见较少，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隋代最大的民族问题是与北方强大的突厥之间的关系问题，双方经过反复较量，最后趋向和好。隋朝后期，炀帝杨广三征高丽，不仅破坏了民族关系，并且导致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加速了隋王朝的覆灭。
短暂的隋朝结束以后，出现了统一强盛的唐朝。唐皇室的先辈长期在鲜卑王朝为臣，世代与鲜卑联姻。在这一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形成了唐太宗李世民视华夷如一家的民族观。他制定了一系列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国内民族关系较过去历代有所改善，各少数民族或多或少有所发展。当后突厥灭亡以后，回纥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少数民族。回纥两次助唐平安史之乱，与唐朝关系长期友好。唐与吐蕃和亲，开创了汉、藏两族友好关系的先河。唐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羁魔府州，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自身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而各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改善，又成为贞观、开元盛世的重要支柱。终唐之世，少数民族在唐代历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章突厥
第一节突厥的兴起与分裂
一、突厥起源及其与铁勒的渊源关系
突厥一名，广义包括所有属于铁勒和突厥的操突厥语诸部，狭义仅指突厥族和突厥汗国。
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一词作为部落的名称，大概始于公元5世纪中叶。当时，后来成为突厥王族的阿史那氏，居住在金山（今新疆北部一带阿尔泰山）的南面。金山的形状好像“兜鍪”（móu，武士的头盔），这个部落称兜鍪为“突厥”，于是就把突厥一词作为自己部落的名称⑤。后来突厥部落发展壮大成为民族，并且建立了庞大的国家，“突厥”也就成为这个民族和汗国的名称了。
关于“突厥”这个词的含义还有另外的说法，据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辞典》说，则为“最旺盛时期”。5世纪中叶“突厥”作为部落名称开始出现时是否根据这个含义而定名，现在已难以考订了。
突厥族的先世可以追溯到纪元以前的丁零。《晋书北狄传》称丁零为“赤勒”⑥，同书《慕容儁载记》作“敕勒”⑦和“涉勒”①。《魏书高车传》作“勑（chi，同敕）勒”，并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勑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②《隋书北狄传》作“铁勒”③。丁零、狄历、敕勒和铁勒等，都是同一突厥语名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汉文译名。
732年（开元二十年），突厥苾伽可汗在建立于蒙古草原鄂尔浑河畔的《阙特勤碑》突厥文铭文中说：“九姓回纥者，吾之同族也”④。在回纥兴起以前，九姓回纥原为九姓铁勒。苾伽可汗确认九姓回纥是突厥的同族，即实际上承认突厥原为铁勒之一支，突厥源出于铁勒。
在《周书突厥传》开头部分记载着两个关于突厥起源的传说。其中一个是铁勒几个部落同出一源的传说，其大意是：在一个以狼为图腾的古代部落中，有一个名叫伊质泥师都的人，能呼风唤雨，其妻一胎生四男。一子“变为白鸿”，可推测这是以白雁为图腾的部落之祖。另一子“国于阿辅水（今西伯利亚之阿巴坎河）、剑水（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之间，号为契骨”。契骨即汉魏时期的坚昆，现在柯尔克孜族的祖先。又一子“国于处折水”，没有说明部落名称。长子钠都六被原来的部落推举为首领，“号为突厥”。呐都六有十个妻子，她们所生的儿子都“以母族为姓”。讷都六死后，他的小妻所生之子阿史那继任首领⑤。这一传说表明，突厥与铁勒中的契骨等部有共同的祖先。
另一个是关于突厥王族阿史那氏起源的传说：古代有一以狼为图腾的部落，被邻国所破。一位丈夫被杀的妇女逃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以北的山中。这里四面都是山，中间是茂盛的草原。这女子生下十个男孩。他们长大以后娶妻生子，各有姓氏，其中一支就是后来的突厥王族阿史那氏。子孙繁衍，渐渐达到数百家。经过几代人，才走出山来，臣服于柔然⑥。这一传说指出，突厥阿史那氏的祖先出生在高昌北面的东部天山山脉博格多山中。据《魏书》记载，当时此山以北即为铁勒分布地区⑦。
公元5世纪中叶，我国北方的柔然进入西域高昌一带，阿史那氏的部落从高昌北山移居金山南麓，成为柔然的“铁工”①，并开始以突厥为名。大概他们是在高昌附近时学会了冶炼技术。因为当时天山一带的炼铁业已具一定规模。早在东晋时期（公元317—420），《释氏西域记》就说：屈茨（今新疆库车）北面200里的天山中，晚上有火光，白天则冒烟，人们开采这山中的岩炭（煤），冶炼此山的铁，经常供应西域三十六国使用②。
二、突厥的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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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1:10:52|只看该作者 突厥在金山之阳受柔然控制和役使多年。至公元487年（北魏太和十一年），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与其从弟穷奇率部10余万落（户），脱离柔然，从漠北西迁至高昌西北，自立为王③。高车即铁勒，突厥与副伏罗部本为同族，居地又相邻近，想必有所联系，甚至可能得到该部的帮助。在这以后30多年间，柔然曾一再西征高车副伏罗部，双方互有胜负，实力都大为削弱。柔然不得不逐渐放松对突厥的控制。公元508年（北魏永平元年），柔然佗汗可汗伏图西征高车，被副伏罗部王弥俄突杀于蒲类海（今新疆东部巴里坤湖）北④。直至520年（北魏正光元年），柔然可汗阿那瑰归降北魏王朝⑤，突厥终于摆脱柔然的束缚，从此迅速壮大起来，并且大步向东发展。 公元542年（西魏大统八年）以前，突厥已东至河套以北的蒙古高原。每年冬季黄河冰冻以后，突厥即涉冰过河进行掠夺。这年，西魏调派骠骑大将军宇文测镇守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宇文测在要道上堆积柴草数百处。农历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宇文测命各处点火。突厥以为西魏大军前来，慌忙撤退，自相践踏，丢下了大量牲畜和辎重。从此以后，突厥不敢再到绥州抢劫⑥。当时突厥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这次事件使突厥之名第一次见于汉文史籍的记载。
这时，突厥的首领名叫阿史那土门，他是讷都六的后代，大叶护（官名）吐务的长子⑦。由于部落已经比较兴盛，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扩大商品交换，于是开始到西魏的边塞上购买丝织品和粗丝棉，并表示愿意与中原通商往来。公元545年（大统十一年），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遣酒泉的胡人安诺槃陁出使突厥。突厥人非常高兴，互相庆贺说：大国的使臣前来，预示我国即将兴旺发达。第二年，土门遣使向西魏贡献方物。
其时，铁勒将进攻柔然，土门出其不意率部邀击铁勒，收服铁勒5万余落（户），突厥的力量因此大为增强。
土门自恃强盛，向柔然求婚。当时已在漠北复兴的柔然可汗阿那瑰，派使者辱骂土门说：你是我的“锻奴”，怎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土门听了非常生气，杀死柔然的来使，转向西魏求婚。公元551年（大统十七年）夏六月，西魏将长乐公主嫁给土门为妻。早在这年春三月，西魏文帝去世时，土门已遣使吊唁，并献马200匹为奠仪。当时，突厥和西魏王朝的关系很亲密。
公元552年（西魏废帝元年）正月，阿史那土门发大军破柔然于怀荒北。柔然头兵可汗阿那瑰兵败自杀。其太子庵罗辰是东魏兰陵郡长公主夫婿，并与北齐皇室有姻亲关系，因而率众投奔北齐。柔然残余部众另立阿那瑰侄铁伐为主⑧。突厥进据原先由柔然分布的蒙古高原绝大部分地区。
突厥既继柔然成为漠北的主人，其首领阿史那土门即自称伊利可汗，建立起突厥汗国。伊利可汗在《阙特勤碑》突厥文铭文中称布民可汗。但是，这位突厥汗国的创立者在位仅一年。公元553年（西魏废帝二年）春二月，伊利可汗逝世。其子科罗继位，号乙息记可汗①。
乙息记可汗击破柔然别部所立可汗邓叔子军于沃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东北乌梁素海之北）北木赖山②。
553年三月，突厥乙息记可汗遣使臣献马5万匹给西魏。推测西魏也回赐大量丝织品等物给突厥。这时突厥对于西魏不仅关系密切，甚至有所依仗。柔然及其残部则先后依靠东魏和北齐。
乙息记可汗在位时间很短，即于553年逝世。他临终前不让其子摄图继位，而立其弟俟斤为突厥之主。俟斤名燕都，号木杆可汗（553—572年在位）。
三、突厥的兴起
突厥木杆可汗性情刚暴，勇而多智，东征西讨，广为开拓疆域，奠定了突厥汗国辽阔的版图。
公元555年，木杆可汗出兵进攻柔然残部邓叔子，彻底灭亡了柔然。在这以后，突厥又向北面扩展，合并了分布于叶尼塞河上游的契骨。
突厥既灭柔然，统一漠北，又东进至辽河上游西岸，逼契丹东移，契丹有万余家逃往高丽寄居。据《北史》记载，其时在公元553年（北齐天保四年）以后的某一年③。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秋九月，木杆可汗和西魏凉州刺史史宁联军西击吐谷浑。木杆可汗进攻吐谷浑可汗夸吕所在的贺真城，城破，俘获夸吕妻子及大量珍宝。史宁攻破吐谷浑旧都树敦城（位于今青海共和县东南），俘虏了吐谷浑的征南王。两军至青海湖畔会合。木杆可汗因这一战役由史宁决策而大获全胜，十分佩服他的智谋和勇敢，将自己所乘的良马、100名奴婢、500匹马和1万只羊赠送给史宁④。
突厥最后大举向西方进发，囊括中亚，这一任务是由土门可汗之弟室点密（公元？一576）完成的。其先，高车副伏罗部分布于今新疆北起吐鲁番西北，南至焉耆一带，其西南为嚈哒的势力范围⑤。据《北史》记载，东魏兴和（539—542）年间，当时以比适为首领的副伏罗部又被柔然攻破①。10年以后，突厥灭柔然，这一地区和当地的高车（铁勒）诸部落，归突厥统辖，于是突厥的西南面邻近嚈哒。
嚈哒王室与柔然有姻亲关系，柔然弥偶可社句可汗波罗门的三个姐妹嫁给嚈哒王为妻。②自北魏太安。
（455—459）以后，嚈哒曾多次向北魏、西魏通使献方物，最后一次是在558年（明帝二年）向北周遣使“朝献”③。
嚈哒的西面是波斯。波斯萨珊王朝的君主霍斯罗夫（或译库萨和）一世（531—579年在位），为报其祖佩罗兹（459—484年在位）被嚈哒所杀之仇④，娶室点密之女为妻，与新兴的突厥汗国结盟，双方联合起来东西夹击嚈哒。
公元561年或562年，室点密曾与嚈哒大战。在563至567年之间，突厥终于在波斯配合之下，灭嚈哒国。于是突厥进占中亚河中地区⑤，以阿姆河与波斯分界。后来，突厥又乘波斯萨珊王朝衰落之机，南渡阿姆河，占领吐火罗斯坦⑥，而尽据嚈哒旧壤⑦。
至此，突厥汗国的版图“东自辽海（今辽河上游）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万里”，“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11），西南包括中亚阿姆河以南的吐火罗斯坦，形成了一个领土广袤的庞大汗国。
突厥汗国的中心设在漠北。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⑨。这个突厥建牙的汗庭所在地区，又作郁督军山、乌德健山等，即今蒙古杭爱山脉。突厥牙帐位于此山东北麓鄂尔浑河上游西岸，今哈尔和林（喀喇和林）西北⑩。
突厥可汗之妻的称号为可贺敦。突厥的官员最初分为十等（，后来大小共分二十八等①。高级官员实行世袭制，“父兄死则子弟承袭”②。其中叶护的地位最高，由可汗的子弟担任，西突厥中常有此官号，任此职者往往成为可汗的继承人。可汗的子弟一般称为特勤。“别部领兵者皆谓之设”③。“设”是掌握兵权的大官。其次的大官有屈律啜、阿波、颉利发、吐屯、俟斤等④。其中吐屯为突厥可汗派驻属国的代表，负监督之职。
突厥是游牧民族。畜牧业是突厥社会的经济基矗“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⑤。突厥木杆可汗灭柔然以后，拥有“控弦数十万”⑥。突厥的控弦之士都是骑兵，可见当时突厥所有的马匹总数在数十万以上，羊的数目当比马更多。公元588年（开皇八年），突厥各部落首领向隋朝“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只，驼、牛各五百头”⑦。这样大量的牲畜“贡品”，也反映出突厥诸部拥有众多的畜群。
四、突厥的分裂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突厥游牧经济，存在着严重的分散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很容易导致国家的内讧和分裂，使版图辽阔的突厥汗国难以长期维持统一的局面。
突厥分裂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室点密西征。室点密或作瑟帝米，是大叶护吐务的次子，伊利可汗土门之弟（11）。据《阙特勤碑》突厥文铭文东面第一行记载：“……我祖先布民可汗（伊利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他们即位后，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12）他被说成是突厥汗国两大创建者之一。突厥立国（552）以后，伊利可汗及其子乙息记可汗在两年之内先后去世。室点密开始西征的时间，当在木杆可汗在位期间（553—572），突厥完全统一漠北以后，公元561或562年室点密与嚈哒大战之前。
据《旧唐书》记载，当初室点密“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13）。室点密征服西域诸胡国后，其子孙世袭领有其地。但他在世时突厥汗国仍保持名义上的统一，据《隋书》与《旧唐书》记载，突厥在沙钵略可汗（581—587年在位）时，分为东西两国。（《新唐书突厥传》则说：“瑟帝米（室点密）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达头可汗公元576—603年在位。
公元572年，木杆可汗在位20年而卒。其弟伦钵可汗继位。10年后（581）伦钵病死。其子侄争位。最后，乙息记可汗之子摄图得立为沙钵略可汗，居于都斤山可汗牙帐。伦钵可汗子庵罗称第二可汗，迁居独洛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附近土拉河）。木杆可汗子大逻便为阿波可汗（，所部在于都斤山西北。最西面的是达头可汗玷厥，位于今伊犁河流域一带的“乌孙故地”。最东面的是摄图之弟处罗侯，起先的官号是突利设，后称突利可汗，辽河以西的奚、霫、契丹等族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当时“……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①。对于突厥这种五可汗并立的局面，隋文帝杨坚也说：“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②这时突厥内部实际上已经分裂。
公元582年（开皇二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因新建立的隋朝“待之甚北而产生怨恨。其妻原北周千金公主为了报隋夺周朝社稷和杀父之仇，也不断煽动他反对隋朝。于是沙钵略在这年十二月发兵40万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今甘肃、陕西一带的诸郡“六畜咸颈③。第二年夏四月，隋军分八路出塞。卫王杨爽等在白道（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为从河套东北通往阴山以北的要道）大破沙钵略军。沙钵略本人弃所服金甲，潜入草原中逃遁。
隋文帝采纳长孙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谋略，同西面的达头可汗连和，并说服阿波可汗遣使朝隋。沙钵略可汗本来就忌惮阿波骁勇强悍，当他听说阿波依附隋朝以后，立即袭击阿波的牙帐，杀死阿波可汗的母亲。当阿波从高越原（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东部和甘肃省民勤县西部一带）作战前线回来时已家破人亡，只得投奔达头可汗。达头听说后大怒，即派阿波东征。阿波率领十万骑兵，几次打败沙钵略可汗，收复了自己的领地，兵力更加强大。此外，突厥西面的贪汗可汗（大概驻守在贪汗山，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格多山脉一带）一向同阿波可汗友好，沙钵略可汗为此夺了他的部众，并撤销其职位。贪汗可汗也投奔达头可汗。还有沙钵略的堂弟地勤察，因与沙钵略有严重的矛盾，在这时率领部落归附阿波可汗。④于是，以达头可汗为首的四支力量联合起来，公开反对沙钵略可汗，形成了独立的西突厥。从此，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据《资治通鉴》记载，这事发生在陈朝至德元年（583）夏五月⑤。
第二节东突厥
一、东突厥的辖区与属部
突厥汗国分裂以后，东突厥大体上以金山（今阿尔泰山脉）为界，与西突厥划分汗国原来的疆域。但是，随着两国势力的消长，所辖范围也时有伸缩。
在东突厥汗国内，突厥分布在南部，铁勒诸部则在北方。据《隋书铁勒传》记载：独洛河（今蒙古国上拉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统（即回纥）、拔也古、覆罗等铁勒的大部落，其首领都有“俟斤”称号；另外还有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铁勒“诸姓”部落⑥。契骨位于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在汗国的西北部。东突厥的势力范围大体上“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⑦。至东突厥汗国后期，所辖地区和属部的范围仍和原先相差不多。颉利可汗在公元620年（唐武德三年）继位以后，即任命次弟为延陀设，主管延陀（薛延陀）部，步利设主管霫部（在突厥的东南方），统特勤主管胡部（来自中亚的西域胡人），斛特勤主管斛薛部（在今蒙古国色楞格河东），突利可汗主管契丹、靺鞨、奚等部（都在突厥的东面）⑧。其中，薛延陀和斛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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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1:12:17|只看该作者 是铁勒的部落，在突厥族分布地区的北面。突利可汗是颉利可汗之侄，驻守汗国东部，“管奚、霫等数十部”①。直到东突厥汗国末年，许多铁勒部落起来反抗，东方的奚、霫等族纷纷归属唐朝，②东突厥的属部日益减少，辖区也就不断缩小了。 二、东突厥与隋唐关系
突厥汗国分裂以后，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内经本民族五可汗分立的严重削弱，外受被隋军击破以后的巨大军事压力，“又多灾疫，死者极众”③，迫于形势，于是他让妻子原北周千金公主字文氏给隋文帝上书，请求改姓杨，认她为女儿。隋朝趁此机会派遣徐平和出使东突厥，改封千金公主为隋朝大义公主。公元584年（隋开皇四年）秋九月十日，沙钵略可汗致书隋文帝说：“皇帝，妇父，乃是翁比。此为女夫，乃是儿例。”④他自认是隋文帝的女婿，同隋皇室攀上了亲戚。隋朝又派右仆射虞庆则前往，说服沙钵略向隋称臣。
公元585年（开皇五年）秋七月。沙钵略可汗被西突厥达头可汗所困，又东畏契丹，因此向隋告急，请求将所辖部落迁至漠南，寄居白道川（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阴山南谷口北）。隋文帝接受了这一请求，派晋王杨广出兵救援沙钵略，并供给衣食，赐予车服、鼓吹。沙钵略依靠隋朝的支援，击败西突厥的阿波可汗。隋军又从阿拔国救出沙钵略的妻子儿女。沙钵略非常感激，与隋立约，以碛为界，并上表给隋文帝说：愿“永为藩附”，此后“岁时贡献不绝”⑤。
587年（开皇七年）春二月，沙钵略可汗病死。隋文帝为他停朝三日，并派太常吊祭，赠奠仪5000段。
沙钵略因为儿子雍虞闾懦弱，遗命立弟叶护处罗侯，是为叶护可汗，隋朝册封他为莫何可汗。⑥处罗侯即五可汗分立时东面的突利可汗。他以隋朝所赐旗鼓西征阿波可汗，敌军以为他有隋兵相助，纷纷降附，因而得以生擒阿波。叶护可汗向隋朝请示如何处理阿波。隋文帝采纳长孙晟和左仆射高熲的建议，保全阿波的性命⑦。588年（开皇八年）冬十二月，叶护可汗西征时中流箭身亡。
东突厥国人拥立雍虞闾为主，称都蓝可汗。起初，都蓝每年都遣使向隋朝贡献。后来，都蓝可汗上表隋文帝请求通婚。车骑将军长孙晟认为都蓝可汗“反复无信”，如果得娶公主，他凭借隋朝的威望，可以号令、征发其他各部。等到他强大以后起来反叛隋朝时，就难以制服他了。而驻守突厥北方的处罗侯之子突利可汗染干，父子两代同隋朝友好，他也请求通婚。不如允婚染干，他“兵少力弱，易可抚驯”，招他率部南迁，对付都蓝可汗，可以作为隋朝的一支边防力量①。这是长孙晟一贯的“离强而合弱”策略。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597年（开皇十七年），以宗室女为安义公主，嫁给突利可汗，并且赏赐优厚。长孙晟又劝突利可汗率部南迁，居度斤旧镇。都蓝因此大怒，不再朝贡，并多次侵扰隋朝边境。
599年（开皇十九年）春，隋朝派遣六名总管分道出塞讨伐都蓝可汗。都蓝与西突厥达头可汗联盟，合兵掩袭突利可汗，双方大战于长城下。突利战败，兄弟子侄被杀，部落溃散。突利可汗等五人骑马南逃，由长孙晟陪同，朝见隋文帝②。于是隋左仆射高熲、右仆射杨素分东西两路出击突厥。杨素不用过去对付突厥骑兵冲锋的阵法——以兵车载鹿角（用削尖的带枝树木制成的防御工事）为外围的防御性方阵，改立骑兵阵。达头可汗听说后非常高兴，认为车阵本来是隋军擅长的战法，在骑兵方面却是突厥优于隋朝，现在杨素弃其所长，用其所短，正是天赐突厥取胜良机。他马上率领10多万骑兵前来迎战。隋军却不等达头的军队布好阵，立即派出精锐的骑兵进行突击，继之以大军掩杀。西突厥军措手不及，达头可汗身受重伤败逃③。
599年农历十月甲午日，隋朝封突厥突利可汗染干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这一封号的含义是“意智奖④。当时已有1万多名突厥人归附启民可汗。隋文帝命长孙晟率领5万人，在朔州（治今山西省朔县）筑大利城给启民等居祝因安义公主已死，隋皇室又将宗女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为妻。归降启民的突厥人越来越多。但是，都蓝可汗不断侵扰启民，使他不得安宁。为此，隋朝让启民可汗率部南渡黄河，在夏州（治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北白城子）和胜州（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之间放牧畜群。并在河套地区黄河南面400里处，自东至西挖掘一道长堑（壕沟），两头与黄河连接，以河与堑作为防御工事，保护启民的部落。
599年农历十二月乙未日，都蓝可汗被部下杀死。达头可汗自立为步迦可汗，力图兼并东突厥汗国。东突厥形势混乱。隋朝命启民可汗派部下分几路招抚东突厥各部，来归降的人很多⑤。
600年（开皇二十年）四月，达头可汗侵犯隋边境。隋朝派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和杨素西出灵武（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陶乐县南）道，汉王杨谅和史万岁东出马邑（治今山西省朔县）道。西路军用长孙晟之计，在河水上游投毒，突厥军以为天降“恶水”，受惊撤退。东路军史万岁至大斤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黄河东北大青山），遇达头可汗军。达头听说来将是当年（583年）在高越原（今年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东部和甘肃省民勤县西部一带）驰斩突厥勇士的“敦煌戍卒”（被流放的上大将军）史万岁，惧敌而退，被史万岁追击数百里，损失惨重⑥。达头又派其侄进攻启民可汗，隋朝派兵帮助启民防守，突厥军撤退。启民可汗染干上表感谢隋文帝说：突厥诸姓部落，“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⑦。隋朝为启民添筑金河（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定襄（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郊）二城，601年（隋仁寿元年）农历五月，突厥9万人降隋①。
602年（仁寿二年）春，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渡黄河，掠夺启民可汗部下男女6干人，牲畜20多万头。隋云州道行军元帅杨素率诸军追击，大破阿勿思力俟斤军，夺回全部被俘人口及被掠畜群，交还启民可汗②。当时有许多突厥人投降。长孙晟又建议启民可汗派遣若干使者，分道前往北方招抚铁勒诸部等。
603年（仁寿三年），铁勒的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10多部，背叛达头可汗，归附启民可汗。奚、霫等5部也内迁。东突厥大乱，达头部众溃散。达头可汗西奔吐谷浑，从此在历史上消失。启民可汗把达头的部众收归自己统率。长孙晟送启民可汗北迁碛口（今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西）使他更便于管理整个东突厥汗国③。
启民可汗每年向隋朝贡。
607年（大业三年）春正月元旦，启民至隋都朝觐炀帝。炀帝为了夸耀隋朝的富裕和欢乐景象，事先召集原先周、齐、梁、陈4国的乐家子弟，排练了许多音乐、歌舞、杂技和魔术等节目。为了给众多的演员缝制服装，甚至用完了东西两京的彩色绸缎。启民可汗见到隋朝丰富多采的文化以后，请求解开发辫，穿戴汉族的冠带衣服。隋炀帝没有同意他的要求，而是赐给他大量丝织品④。
是年四月，隋炀帝北巡。六月，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等，至榆林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行宫朝觐。启民上表说：“先帝（隋文帝）怜臣且死，养而生之，以臣为大可汗，还抚突厥之民”。感激之余，他又提出：“愿率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炀帝仍不同意。七月，隋朝赠给启民“路车乘马，鼓吹幡旗”。他可以“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⑤。隋朝重臣，曾当朝执政将近20年的高熲认为炀帝对启民的礼遇过厚。光禄大夫贺若粥私下议论：炀帝为接见启民而建造的可坐数千人的大帐，以及宴席、乐舞等过于奢侈。隋炀帝知道以后，即以此作为他们“谤仙朝政”的罪状，加上其它诽谤罪，下诏处死⑥。当时，启民可汗依靠隋朝的保护和支持，得以生存下来，并进而统治东突厥汗国，他对隋朝是非常感恩戴德的。另一方面，隋炀帝也很信任和厚待启民可汗。但是炀帝为了夸耀自己而大肆挥霍民脂民膏，甚至以“诽谤罪”诛杀功臣来压制不同意见，则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统治面貌和腐朽生活方式，并逐步走向亡国之路。
607年八月，隋炀帝从榆林出发，经云中，溯金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而上，亲临启民可汗的牙帐，皇后进义成公主帐。炀帝赐给启民和公主每人一个金瓮，以及许多衣服被褥锦彩等⑦。
609年（大业五年）十一月，启民可汗病死①。隋炀帝为此“废朝三日”，以示哀悼。立其子咄吉世（又作咄吉），为始毕可汗。
几年以后，始毕可汗的力量逐渐强大。隋朝右光禄大夫裴矩建议削弱他的势力，办法是将宗室女嫁给始毕之弟叱吉设，并封他为南面可汗。但是，叱吉不敢接受。始毕可汗知道这件事以后，对隋朝很不满。裴矩又认为突厥人本来很单纯，容易离间他们，只是由于突厥汗国中有许多狡猾的西域胡人给他们出谋划策，所以不好对付。特别是其中的史蜀胡悉最为诡计多端，备受始毕可汗信任，必须除掉此人。经隋炀帝同意后，裴矩派人将史蜀胡悉诱骗到马邑“互市”，加以杀害。始毕可汗得知事实真相以后，不再向隋遣使朝贡②。
615年（大业十一年）八月，隋炀帝巡狩北塞。始毕可汗率领数十万骑兵南下，准备袭击炀帝。义成公主事先派人暗中通知隋朝。炀帝避入雁门郡城（今山西省代县）。齐王杨暕率后军守崞县（治今山西省原平县北崞阳镇）。突厥大军攻克雁门郡41座城池中的39座，仅雁门、崞两城未被攻破。隋军拆民房的材料增修防御工事。雁门城中15万军民只剩下20天的口粮。突厥人的箭射到了隋炀帝御驾之前，昏庸的炀帝吓得眼睛都哭肿了。
在危急的情况下，隋朝采取了几项应急措施：其一，当时隋军将士苦于一再远征高丽，军心不安，于是隋炀帝下诏书明确表示停止辽东之役，以安军心；其二，许诺给立功者以重赏，并慰劳守城将士，因此全军日夜抗战。虽然死伤了许多人，但是终于保住了城池，争取到了等待救援部队前来的时间③；其三，把皇帝的诏书缚在木块上，投入汾水，流出包围圈，“募兵赴援”。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士兵，扩大军队，并命各地驻军立即前来救驾，当时才16岁的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也应募参军。他向屯卫将军云定兴建议：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必须白天“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以疑兵迷惑敌人，使他们误认为隋朝有大批军队前来救援。九月份，隋东都和许多郡的救兵纷纷汇聚忻口（今山西省忻县北忻口镇）。隋大军云集，这是迫使始毕可汗撤军的主要原因。其四，秘密遣使向义成公主求救。公主派人告诉始毕可汗说“北边有急”。始毕既见隋朝大批援军已经前来，又闻自己后方出了问题，于是解围北撤。这时隋炀帝才得以南归东都洛阳④。
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后，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乘机崛起。当时，隋朝因内乱、分裂而严重削弱，而突厥则因内部统一而转向强大。东起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都降附于它。突厥控弦之士多达百余万。中原的许多汉人也因避乱而迁入突厥分布地区。因此，北方的割据者们，为争取外援而纷纷同突厥联系，甚至俯首称臣。如617年（隋义宁元年），突厥始毕可汗立割据雁门的刘武周为定杨可汗（一作天子）。始毕赠割据朔方的梁师都狼头纛，封为大度毗伽可汗，后又称之为解事天子。梁师都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治今陕西省定边县）。占榆林的郭子和北附突厥，始毕可汗封之为平杨天子，固辞不受，改为屋利设⑤。其余如薛举、窦建德、李轨、高开道、王世充等人也先后称臣于突厥⑥。
李渊起兵时，从刘文静之议，卑辞厚礼，亲自写信与突厥始毕可汗联系。突厥先遣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与李渊互市。李渊买了半数，又代其部下赊了另一半。后来突厥又派兵500人驱马2千匹来助。①解决了李军缺乏战马的困难，并助张其声势。当时在楼烦（治今山西省静乐县）的西突厥特勤阿史那大柰（史大奈），本是隋朝金紫光禄大夫，也主动率部投奔李渊，成为唐朝开国功臣，后来任右武卫大将军。
619年（唐武德二年），始毕可汗率部渡过黄河，至夏州（治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北白城子），和梁师都会合。他另以五百骑支援刘武周进入句注山（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准备进攻太原。这时，始毕因病死亡，突厥撤军。唐高祖在长乐门为始毕可汗发哀，命群臣至突厥使臣的馆舍吊唁，并遣使者送段物三万作为给丧家的礼物②。
始毕可汗之子什钵苾年幼，未能嗣位。其弟俟利弗设立，是为处罗可汗。处罗复以隋义成公主为妻。
620年（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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