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lol荒野幽灵多少钱:廖意林：汨罗江头觅屈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6/30 21:55:22
« 上一篇: 革命夫妻刘晴波和陆方：两种忠诚，多重苦难 下一篇: 刘克林：一颗报界之星的闪耀和陨落 » 廖意林：汨罗江头觅屈魂 川流不息 @ 2009-09-21 17:48
《红岩儿女》第三部Ⅲ—06
汨罗江头觅屈魂
——毕生全心全意为革命却遭受革命迫害投江而歿的廖意林
那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越来越疯狂的时候。1968年4月14日，长沙夜雨潇潇。次日早晨，在工农桥居住的廖器之，等待住在她那里的妹妹意林吃早饭，好久不见妹妹出来。进妹妹住的房间一看，人不见了，衣物、器具收拾得整整齐齐，桌子上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海林、海南：我出去了，再也不会回来。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痛恨你们罪恶的爸爸和妈妈。”从此，人们就再也不知道她的确切下落。
她是在1959年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双重沉重的帽子的。四十年代中期以来二十多年相依为命的亲爱伴侣苏辛涛，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就“监督劳动”，此时仍然音讯隔绝，对此毫无所知。二十岁的女儿海林和十几岁的儿子海南，此时也被作为“黑五类的狗崽子”，忍辱受屈，郁闷终日，看到妈妈留下的字条，惟有哭泣。
廖意林“失踪”后约半月，在接近湘江的浏阳河边，发现一具女尸，衣裳与她出走时候的着装相同，还在附近找到她出走的时候带的雨伞。只因面目已经肿胀模糊难辨，造反派为了推卸逼死人的责任，蛮横地“认定”不是她，不予收尸。随后河水上涨，尸体就漂走了。
苏辛涛是在五个月后才偶然得知爱妻已经不在人世的。又半年，他由新湖南报社造反派“红色新闻兵”设立的“牛棚”被转到省干校的“专政班”，管制稍微宽松一点。1969年4月14日，廖意林周年祭，他作《浪淘沙》一首悼念她：
芳草碧连天，无际无边。涛声夜夜击心尖。
思向梦中倾别绪，梦也无缘。
大浪淘沙，意姐不是沙，她怀沙逐浪远行去了。
意姐，廖大姐，你在哪里？
廖意林曾任《新湖南报》副总编辑，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两顶沉重的帽子，在湘阴屈原农场“劳动改造”—— 屈原，这么一个高洁的名字，居然用于这样一个农场！——两年以后，她被搁置到湖南省新华书店打杂。她弃家出走之后，新华书店派人四出寻找，不见踪影。猜想可能是自尽了，可是遗体也找不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时候，她的丈夫，原《新湖南报》副总编辑，1957年被加以报社的“党内右派集团头子”的罪名，定为“极右分子”的苏辛涛，还在报社造反派的监督下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对她的“失踪”毫无所知。五个月以后，才有一个青年工人悄悄地告诉了他。他当即毫无疑问地断定，廖意林已经自尽了，而且能够想到，她是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他后来在回忆廖意林的文章中说：记得很清楚，1962年初夏，她奉命从屈原农场回到长沙，说是将要对1959年她在“反右倾”运动中所受的处分甄别平反。他俩久别之后初次见面，她就把他带到湖南烈士公园西北方向的浏阳河边，那是浏阳河注入湘江的地方。
她泪水盈眶，凄然而又深情地对他说：“我们这已经是再世相聚了，你晓得吗？”
他问她：“这是什么意思？”
她说：“我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斗以后，一天夜晚，曾经到这个地方来，想与世长辞。已经脱鞋下水了，猛然看见水里月亮的光影，隐隐约约还看见月边有星光在闪烁。《夜半歌声》（注：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中的词句，“你是天上的月，我是那月边的寒星”，立即涌上心头，也就自然想起来两个孩子还小，你离开我的接济也活不下去，才又上岸穿上鞋子。” —— 当时，苏辛涛每月只能领到十元“生活费”， 连交伙食费也不够。
他急切地说：“你呀！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可怕可悲的念头？”
她说：“我们入党时候的誓言，你难道忘记了？对我们来说。生命难道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同义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已经被剥夺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劝她，要相信党和人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虽然走过一些弯路，在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还制造过大批冤假错案，后来不是纠正了吗？
她说：“正因为相信党和人民，所以才为你和孩子活下来。按政策——当时的政策——右派是不能平反的，但改造得好可以摘帽；摘帽以后表现好，还能重新入党。周小舟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以前，有一次在城里开会后要我和他同车回省委机关，当着司机的面，劝我和你这个右派分子继续共同生活。还说，等你摘帽以后，他愿意介绍你重新入党。你如果能回到党的怀抱，为人民工作，孩子们也就不会被打入另册了。至于我，被强加的罪名，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加上个阶级异己分子。按政策，这后一顶帽子，就是进了棺材也还得戴着。我哪里还有重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呢！这次能回长沙接受甄别，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她有了新的希望，活下去的勇气倍增，抓紧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兴致勃勃地阅读自己一贯爱好的文艺作品，还鼓励苏辛涛也加紧学习政治理论，为摘帽重新入党后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做准备。
她空喜欢了一场。没有料到，不久，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一开，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把“反右倾”的甄别平反叫做“翻案风”。对她的甄别嘎然而止。党组织向她宣布的平反告吹的理由则是：你与新湖南报社右派集团一案有牵连，特别是与作为右派集团头子极右分子的丈夫没有划清界限。她受到这样的打击，又有了轻生的念头。经苏辛涛劝说加哀求，她终于又坚持活了下来。也因为，她深知新湖南报社的所谓右派集团案的真相，心里认定那是一起大冤案，只要实事求是的原则还管用，总会有昭雪之日。她希望，这一冤案一旦昭雪，她俩就会得到重新实践入党时候的誓言的机会。这是她还要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有些同志劝她给过去在重庆相识并且赞赏过她的周恩来同志写信申诉，她不愿烦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弓弦又绷得这么紧的时候。
1963年，她被安置到湖南省新华书店，却没有给她安排具体工作岗位。她主动去干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帮助包装待寄的图书之类。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等待什么？等待党的实事求是原则能够真正实行的日子的到来。
等了三年，“文化大革命”来了。起初，红卫兵中一部分人看到新湖南报社1956年到1957年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的材料，也就是把编辑部将近一半人打成右派的因由，认为可能是省里的“走资派”制造的一起冤案，表示支持他们翻案。此事也引起社会上对此案的普遍注意。苏辛涛和同案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一个翻案的机会。1967年冬，报社的造反派却在追捕苏辛涛，想要借批斗这个“右派集团头子”大造“革命声势”，压倒另一派。苏辛涛为了逃避追捕，同时为了受同案的同志们托付向中央申诉冤案案情，决定到北京去。廖意林支持他们，在苏辛涛离开长沙的前夕，她特意为他送别，鼓励他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去争取胜利。
1967年底，湖南又风云突变，两派造反组织斗争激烈，原先曾表示支持新湖南报社“右派”翻案的那部分红卫兵失势，被认定为“反革命大杂烩——省无联”的一部分。新湖南报社冤案中的这些人也被作为“省无联分子”遭到批斗。到北京“告状”的苏辛涛，被湖南日报社的造反派“红色新闻兵”追捕，在回湖南暂停武汉的时候被抓了回去，被作为“右派翻案急先锋”、“省无联黑手”。打得死去活来。
1968年4月，新华书店造反派准备在16日批斗廖意林。除了强加于她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之外，还给她添加了两个新的罪名：“叛徒”，“支持爱人翻案”。更使她受不了的是，前不久苏辛涛被打得头破血流，挂牌游街，她看见牌子上除了“大右派”之外，又加上了三个“死有余辜”的罪名：“特务”，“叛徒”，“国民党残渣余孽”。她觉得，这样一来，两个人在人们心目中就更加成为党和人民的“凶恶的敌人”了，不仅永远丧失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而且无权做自己子女的父母——谁愿意做特务、叛徒的子女呵！即使愿意，又怎么敢！而且，儿女都已成人，十七八、二十岁了，可以独立生活了，无需牵挂。她终于丧失了最后一点活下去的愿望。更准确些，应该说是她的耐力已经到了极限，对于给予她的人格的侮辱、作践，再也无法忍受了，对于党还有可能实事求是地昭雪她的冤屈，对于这个天昏地暗的世道还有澄明的一天，已经彻底绝望了。
苏辛涛挂牌游街的时候，也曾看到廖意林含泪相望，思念之情倍增，回到“牛棚”后在无人看管的间隙写了一首诗：
东风日益压西风，芥末何须闻吉凶。
人鬼终将分性异，豆萁哪不念根同？
峡长正好蓄雄浪，顶险更能锻劲松。
溶尽枝头残雪后，山花自含向阳红。
他想以此宽慰爱妻，却没有可能交给她。哪想到……
致她于死的所有吓人的言辞，无一不是对一个正直真诚的人的污蔑。
在这里，让时光倒流，由近及远，展现历史的真相。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据何在？
1952年春，廖意林被任命为《新湖南报》副总编辑，分工主管农村工作和群众生活方面的报道。这年冬天到次年春天，农村工作中普遍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中共中南局为此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中央批示同意并向各省委转发了。接着中央发出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以及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苏辛涛在长沙县农村蹲点时候写给省委转报中央的报告也提出注意解决“五多”的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和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廖意林主持在报上开展了“反五多”的宣传，以利于众多农村基层干部从“五多”中解放出来，切实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深入群众，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
1953年夏，廖意林带着报社的职务到长沙县兼任中共县委常委。她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坚持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反对强迫命令、急躁冒进。
1953年秋，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许多地方购粮过头，留给农民的口粮不够吃，群众意见很多，她如实地向报社编委会和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作了报告，得到周的赞赏和鼓励。
1954年秋，她被调到省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处处长。直到1959年秋，五年间始终坚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带领宣传处的同志们有的放矢地编写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的宣传提纲、宣传材料、党员课本，还给《新湖南报》写了有关的社论。
1957年6月，风云突变，苏辛涛被打成报社“党内右派集团头子”，刚刚下达的提升廖意林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任命突然被取消。苏辛涛为了减少对她和子女的拖累，要她一同去办离婚手续，她断然拒绝。她在悲痛中自吟：“小楼坐听潮头歌，心事如荼如火。”那突然袭来的红色“潮头”，像烈火一般烧灼她的心。但是，此后，她一如既往，按照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尽心尽力工作。
在1958年到1959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她为责任心所驱使，撇下才十来岁的孩子不顾，带领宣传处的同志们到山野农村了解实际情况。看到农民被折腾得面黄肌瘦的惨象，她是流着泪写报告的。她如实地向党反映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由于以上种种“一贯右倾”的表现，1959年秋“反右倾”运动一开始，她就陷入猛烈的炮火的轰击之中。她曾一再得到周小舟的赞赏，而这时候周已经成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一员。加以她始终没有和被定性为“极右分子”的丈夫“划清界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个泰山压顶一般的大帽子落在她头上，就是无可避免的了。
事实证明，她的这些作为，没有一条不是合乎实际的，没有一条不是合乎广大群众的心愿的。然而，在当时，实事求是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支持爱人翻案”，翻的什么案？
在1957年突如其来的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的狂澜中，《新湖南报》（后来改名《湖南日报》）编辑部的遭遇更是全国罕见。一夜之间，“挖”出来一个“党内右派集团”。全编辑部143人，54人被打成“右派”甚至“极右”，其中有前社长、副总编辑、编辑委员会委员中的三分之二、几位部主任。还有20人被划为“中右”。主要的编辑、记者都被扫荡了。这些人，12人被送去“劳动教养”，11人被“监督劳动”，其余都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团籍、撤职降级种种处分。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人流落街头，迫于生计，以拉板车为生。
究竟为什么把一个报社编辑部里这么多人当作反动派，也就是敌人？根源在于当时湖南省委分管农村工作也主管报社的第三书记周惠争版面，在报社遭遇了阻碍。他要求突出宣传他的讲话，他的文章，他的政绩，在版面上要压倒一切。他对当时的报社社长邓钧洪说：这些要登头版头条；还用手比划着说，要用碗大的字做标题，而且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他经常为了版面与报社的同志争个不休。编辑部的同志被逼无奈，有时候只好请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裁决，周小舟则支持报社的多数同志。
周惠为此非常不满，把他器重的善于对上司阿谀奉承的人弄到报社当头头。报纸在此人主持下，按照周惠的意旨使版面充塞着布告性的纯业务的文字，把报纸搞得死气沉沉。1956年，报社进行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讨论，绝大多数同志不同意再按周惠的意见办报。争论历时一年，周惠为此大发雷霆，说是报社的知识分子反党反领导。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7月，趁着周小舟参加中央会议离开湖南，周惠操纵他的亲信大打出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采取种种狠毒的手段，甚至肆意超越中央下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宣称反对党委领导人就是反党，制造了一起全国仅有的大规模的冤案。
这起冤案还延续到1959年的“反右倾”。在庐山会议上，周惠本来是同意彭黄张周的意见的，在毛泽东发动批彭之后，周惠一下子转了180度，随着中央新任命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回到长沙，成为湖南“反右倾”的主帅。报社的一大帮“右派”又被说成是彭黄张周在湖南的“爪牙”、“台柱”。为了搜集周小舟的“罪状”，周惠把公安厅的领导班子移驻报社，把邓钧洪、苏辛涛等软禁起来逼供，要他们“坦白交代”、“检举揭发”。逼了一个多月，逼不出来一点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才把他们放了。释放前，周惠对他们训话：“你们都是右派，是彭黄张周的墙脚。彭黄张周实际上也是右派……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法，在常委会上慢慢地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他马上缩回去。再慢慢伸出头来，我又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乌龟壳都打碎了。哈哈！”
1960年，又制造了一个什么“反革命集团”，牵涉到这起“右派集团”冤案中的十多人，又被集中起来隔离审查。到了“文革”期间，此案有关人员遭受的苦难就更多了。廖意林总是免不了被拉扯进来折磨一通。
二十多年后，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说到新湖南报社的往事，周惠也承认：“俱往矣！我错了。”
“叛徒”，“特务”，这又来自何处？
当时，“叛徒”的帽子满天飞，到处都在“抓叛徒”。这阵狂风是怎样把“叛徒”这顶帽子刮到廖意林头上的呢？这就更是捕风捉影，荒唐无稽的了。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她作为“红岩儿女”之一多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
1939年9月，中共南方局从延安调来二十多个青年到重庆，其中就有廖意林和苏辛涛。廖意林当即被分配到设在重庆百里以外合川县古圣寺的育才学校，帮助陶行知办学。这个学校的学生主要是从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的失去亲人的难童中挑选的。
本来，她最向往的是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不喜欢当教师。到学校去工作，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可是，南方局的同志告诉她这个学校的性质和使命之后，她就放弃了个人的爱好，欣然从命。在专制统治日益严酷的环境中，她不顾种种险阻，在反动派视为眼中钉的这个实行民主教育的学校坚持工作，受到陶校长的信任和孩子们的热爱。她越来越投入地把全部的爱给予了这个学校，以至于天真的孩子们说：“意姐嫁给了育才！”学生们和同事们都亲切地叫她“意姐”，大小心事都向她敞开。重庆的许多进步青年也叫她“意姐”，时常通过她与红岩联系。在她主持下，在学校周边几十里范围内开办了几十个识字班，使校内师生与周围广大群众水乳交融，都心向红岩。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底，育才学校从古圣寺迁移到红岩村。她作为学校的指导部主任、校务委员、社会科学组主任，同时又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辛勤细致地进行校内校外的工作，机智勇敢地对反动势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斗争，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促进了民主力量不断加强。1946年7月15日，陶行知在上海获悉军统特务杀害民主人士的黑名单中名列第三，也就是在李公朴、闻一多之后，毫不畏惧，拍案而起，痛斥反动当局，引发脑溢血而不幸逝世。死前留给育才学校师生一封信，要求他们：“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替！”廖意林除了坚持把陶校长的教育事业办好，还赶写了两篇文章：《陶校长，我们回答你！》《“爱满天下”的陶夫子》。这两篇文章，特别是后一篇，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作为“大毒草”横加攻击。一是“用人性论取代阶级论”：二是“歌颂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向资产阶级投降”。甚至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成了向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反动言论。
南方局1946年夏就离开重庆，大部分人员到南京、上海去了。1947年2月底，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全体人员被反动当局强迫撤到延安。育才学校遭到反动当局的蛮横搜查。在危急中，为了安全，失去上级领导的党支部决定疏散处境危险的人员。1943年夏也由红岩调到育才学校任社会科学组主任的苏辛涛，这时候与一些教师和学生疏散到民盟办的西南学院任教、学习。廖意林也离开了育才。
这时候，四川省反动政府头子张群曾从南京电令重庆市长张笃伦查封育才学校。但是，虽然搜查了，却并未查封，也没有抓人。张笃伦只是对马侣贤说：育才学校必须搬出重庆，否则就要派人来改组。马侣贤答应东迁上海，找好校舍后就走。张笃伦也就默许了。张笃伦为什么没有执行张群的命令？因为当时“民革”重庆地下负责人杨杰发了话。——杨杰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当时重庆党政官员多半是他的学生。（1949年初，他为了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经过香港的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育才学校遭到搜查而未被查封，人员也没有被抓，加上党支部自行决定疏散，后来她在1949年初到了党中央被分配在统战部以后，就曾被作为“问题”受到审查。在“文革”中“抓叛徒”的时候，也就引起了关于“叛徒”的联想。
实际上，当时已经失掉党的组织关系的廖意林是很坚强有为的。她沉着应变，不但保护了育才学校和学生，而且把工作扩展到市内以至川东许多地区和单位。
她离开育才学校不久，得知疏散引起部分留校师生不安，就又冒险回校坚持工作，支撑危局。她和陶校长在世的时候倚重的马侣贤副校长及其他同志们共同尽力，既把这个学校维护下来，又坚持了陶校长的民主教育立场。到这年7月，育才学校的主要部分迁到上海，在红岩村还留下两个初中班，一个小学部，由总务主任张再为（张浓聪，原复旦大学学生）负责，任分支书记，同廖意林联系。
曾在南方局或四川省委与她相识，也同样失去党的领导的党内外同志，也都团结在育才学校党支部周围，同心协力推进了重庆地区的民主运动。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赵隆侃（赵令芹）联系的大专院校师生、中小学教师中的许多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廖意林还通过原先南方局联系的胡晓风等，以及育才学校毕业的家在华蓥山区的一些学生，开展农村工作；通过曾任邓颖超秘书的胡启芬等组织的重庆市妇女联谊会，联系妇女群众开展民主运动；通过她熟识的曾为南方局提供驻地的红岩村大有农场主人饶国模，联系一些民族资本家，为秘密活动提供帮助。
在1947年的抗暴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她支持和指导育才学校学生进行了大量生动活泼、感人至深的街头宣传活动，吸引和联系了众多工人、农民和市民。
就在这时候，钱瑛在上海发出指示，建立新的重庆地下市委，并嘱托新市委寻找廖意林、苏辛涛。新市委派人先联系上在华蓥山区坚持斗争的原育才学生，知道了廖、苏的下落，然后派江竹筠（江姐）与意姐联系。江姐听了她的汇报后，惊讶地说：“你哪里仅仅是一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好些党委的联系对象也不比你多。” 新市委决定，要她离开育才学校，完全转入地下工作。这年11月，江姐转到华蓥山工作，市委改派李维嘉同她联系。
在这以前，她已经和苏辛涛相好了，只因为怕生孩子会妨碍工作，所以没有结婚。1947年夏，离开育才专做地下工作了，单身女性容易引起特务注意，而且按照当时的法令无法租到房子居住，两人就在7月1日结婚了。婚后住在苏辛涛当时任主笔的《新民报》的宿舍。（后来，1949年初，他俩经历千辛万苦到了党中央以后，结婚竟然被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受到批评，说是没有经过组织批准，违反了组织纪律。她为此写了书面检讨。）
与地下市委接上组织关系以前，她就和联系起来的许多同志和朋友商量，筹备编印一个秘密刊物，用以推进民主运动。刊物定名为《反攻》。她担任社长，设编辑、印刷两组。编辑组由苏辛涛负责，还有赵隆侃和当时任重庆《大公报》副刊编辑主任的罗承勋。印刷由民建中学的三位老师负责。两组人员互不来往，由廖意林分别联系。与地下市委接上关系以后，9月间，开始用手摇油印机出版《反攻》。索要的人越来越多，秘密发行到川东、川北、川南、贵州。地下市委决定把原先一些同志自行油印出版的《挺进报》和《反攻》改为市委的报刊。到1948年3月初，钱瑛决定把廖意林和苏辛涛调到上海，《反攻》才停刊。
在他俩准备东下期间，发生了意外。廖意林因劳累即将早产，只好改换姓名住进江北陆军医院生下女儿——就是她最后决心告别这个世界以前留下的字条上还系念着的海林，然后在江北二十一兵工厂她的堂妹家隐蔽。就在这时候，地下市委四个常委委员除李维嘉以外三人先后被捕，书记刘国定成为极其可耻的叛徒，出卖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的同志，包括李维嘉和廖意林、苏辛涛。李维嘉得知刘国定被捕后，破例违反秘密工作纪律，叫与廖意林互相知道是党员而当时没有组织联系的胡启芬来通知她：市委已经被破坏，李维嘉已不能联系你们；特务正在按照叛徒的口供，反复到新民报社和陆军医院搜捕你们。你们应立即转移到给廖接生的妇产科主治医生、党员张肖瑜同志的住处。特务已经知道你刚生孩子，两人和孩子在一起就会被认出，要把孩子交给党的同情者抚养，由他们帮助你们化装，分开先后逃出重庆，再设法逃出四川。还特别嘱咐：叛徒晓得与在上海的上级联系的地点和暗号，逃出四川后不要去上海，要另找安全地方隐蔽下来，另行设法找党，或等待解放。廖苏二人当然只能照办。（胡启芬原在复旦大学学习，曾做邓颖超的助手。这时候她在紧急情况下冒着很大危险，在许多地方奔走，把党内出了叛徒的情况通知有关的同志，不久就被捕了。被关在军统的渣滓洞女牢，于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
这个过程，在“文革”中自然又引起造反派的奇妙的联想：那么多人都被捕了，你们怎么能逃脱？胡启芬为什么 在见了你们以后不久被捕？……
造反派根本无法想象，廖意林当时是多么坚强。当张肖瑜大夫正在给廖意林束胸断奶的时候，来了一位名叫胡永芬的护士，也是一个党员，从苏辛涛怀里把小海林抱走了。他凭窗望着孩子的去向，潸然泪下。廖意林束胸后忍着激烈的胀痛，然而，看到这情景，不但没有跟着流泪，而且冷静地理智地责备苏辛涛：“你呀，怎么比我这个做妈妈的还儿女情长？这是什么时候，我们还是有被捕的危险的。我们在这里的熟人这么多，敌人如果捉到我们，一定会追问我们认识哪些人，我们现在首先应该多为他们着想，怎样应付敌人。”她要苏坐下来，一同设想随机应对的口供。觉得万无一失，才安心等候同志们把他们化装后送出重庆。
原南方局青年组工作人员刘肃晏的干妈、育才学校学生吴让金的母亲王敦德知道了廖处境危险，就让她到罗家湾“謨庄”自己的家里来隐蔽。那里处于军阀杨森的“渝舍”和军统特务机关所在的“漱庐”之间，在虎狼窝边倒是特别安全。她在那里躲了几天，在同情者掩护下辗转脱险。
1948年4月间，他俩先后逃出重庆，又经过多次转移，5月中，才按照事先的约定，先后到了湖南宁乡农村，在廖意林的母亲寄居的地方，廖意林的叔叔家，重新会合。为了找党，6月初到长沙，在曾在育才学校做过教师的凌则之的住处寄居。同上海的同志联系，到香港又回来，去江汉解放区又受阻，几经周折，找不到去处。为了生计，苏暂时在长沙《力报》当主笔，并为其他报纸写稿，卖文度日。
12月初，他们收到一位同志来信：“妈妈要你们经上海回老家。”到了上海，才知道是原先在南方局工作的童小鹏要他们带一批科技专家，从上海乘轮船去天津，由天津地下党派人送他们到平山县西柏坡。船到黄海，停泊在已经被解放军包围的青岛。细心而又机敏的廖意林顿生一计，从那里进入山东解放区，
此计一举两得。轮船在青岛停泊的时候，廖意林注意到，有两个人频繁活动，邀约家在华北东北的人一起雇木船到对岸的解放区去。 受到反动军警干涉的时候，这两个人把PASS（特务通行证）掏出来给军警看，声称“我们到那边去有特殊任务”。廖意林灵机一动，立即用暗号电询上海党组织，可否经过山东解放区“回家”。得到同意后，由苏辛涛出面与这两个特务打交道，请求和他们同行。结果，如愿以偿。一进解放区，廖意林就悄悄示意苏辛涛，立即向解放军报告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解放军当即把两人拘留审讯。在山东同志帮助下，廖苏于1949年2月初到了党中央所在地。后来，《大众日报》的同志告诉他们，这两个特务经过解放军劝说，改邪归正，回青岛为解放军搞情报，在解放青岛的战役中起了作用。
此事在“文革”中自然也引起造反派的奇思妙想：与特务合作过，岂非也做了特务？
何谓“阶级异己分子”？
在“反右倾”运动中轻易就给斗争对象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是从庐山会议开的头、示的范。1959年8月间，遵从毛泽东的旨意，陈伯达、胡乔木起草，又经毛泽东审改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写着：“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的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连彭黄张周都被这样污蔑，被当作他们的“爪牙”、“墙脚”、“台柱”看待的这些知识分子岂能例外？
自然，要说谁是“阶级异己分子”，最方便的是查他或她的家庭出身。不论他们参加革命工作多久，不论他们经历过多少次“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脑子被洗过多少次“冷水澡”、“热水澡”，出身打上的“阶级烙印”都是一辈子也改变不了的。在平时的看待中起作用，在政治运动中更是被抓住不放的把柄，或者是拖在脑瓜后面的一条无形的大辫子。“重在表现”云云，在绝对是“驯服工具”的情况下或许还有点效；如果要“表现”一点“第二种忠诚”，像廖意林在“大跃进”中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那样，这“表现”就跟“阶级异己分子”挂上钩了。
她的家庭出身是怎样的？
1915年初，她出生在湖南宁乡一家名门望族。儿时有一个比较和美的家庭。一家八口，田近百亩。父亲廖幹泉，曾留学日本，是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候的会员。辛亥革命以后，做过广东汕头、博罗两县知事，湖南省参议员。这些，大概就是她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的来历了。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她父亲还参加过反袁斗争。后因军阀当道，国事日非，对自己曾经参加的那个革命失望，退职回乡埋头著述，不久就谢世了。母亲王世则，又该算是哪个阶级的？她精明干练，热情横溢，同丈夫回到宁乡以后，曾任妇女职业学校校长。国共合作的1925—27年大革命期间，她在谢觉哉启发指导下参加中国共产党，出任宁乡第一任妇女部长，带领全县妇女开展反帝反封建和争取女权的群众运动，名震一时。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因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叛变而失败之后，王世则被通缉追捕，组织关系自然也就断绝了。她的大儿子已死，儿媳改嫁了，小女儿（意林的妹妹）早已不幸夭亡。这位胸怀壮志而陷于困境的母亲，带着大女儿、小儿子和幼年廖意林，在乡间流浪、藏匿，将近两年，还借了不少债。1928年底，为了不使孩子们长期荒芜学业，也为了还债，把田产、房屋卖掉，移居长沙，开设了一个小小的缝纫厂，维持生活，供子女上学。再后来，小厂也维持不下去了，把长沙的房子也“当”了，她无可奈何地回到湖南乡下，寄住在廖意林的叔叔家。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组织。
廖意林1929年春考进长沙含光初中。她最苦恼的是，大革命时期看到的那种开放活跃的校风不见了，这也禁，那也禁，连大家爱唱的歌也不许唱，还提倡读经复古，鼓吹四维八德，用封建礼教束缚年轻人的头脑。她在烦恼中念完初中，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考进不收学费伙食费的女子高中师范部。她更懊恼了，这里简直是个修道院。她1939年写的自传中回想当年：“像一池死水里的鱼，寂静地无声地无可奈何地吞食着那投来的有毒的饵食！”生性胆怯，沉默寡言的这个女孩子，就默默地抗拒那些“毒饵”，悄悄地从自己喜欢的小说、诗词中寻找精神寄托。没有得到新文化的启蒙，沉湎在这样的阅读中，越来越多愁善感，苦闷惶惑。这时读了《秋瑾集》，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掩卷难藏家国泪，秋风秋雨落梧桐。”悲凉，但已经从自己母亲和家里的遭难，走近了秋女侠，睁开泪眼，开始抬头张望祖国苦难的大地了。
1935年，师范学校毕业了，她和同班同学苏镜等四人当了小学教师，得到了相对的小自由，组成一个秘密的读书会，买来借来一些进步书刊，贪婪地阅读，悄悄地讨论，打破一个闷葫芦，进入一片新天地。口口相传，不久，参加进来三十多人。一年多，被专制当局侦悉，加以“意图扰乱社会，危害民国”之罪，勒令解散，逮捕了自愿负责人苏镜，关押半月。这次镇压，激起了她们更强烈的追求真理向往进步的愿望。
“一二九”以后，1936年暑假，从北平、武汉、上海回到湖南的大学生于岗、李銳、魏泽同等等，活跃在长沙。廖意林一伙原秘密读书会的成员，同他们一起，秘密建立了湖南“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创办了宣传抗日救亡的《湘流》三日刊。12月，被专制当局封闭。1937年5月到12月，她们又出版了一份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现实》。正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全民热情激昂，她们为这个刊物及时地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而振奋。
“到陕北去！”“到延安去！”一时成为全国各地众多热血青年的共同心愿。廖意林走到设在长沙的八路军新四军驻湘办事处，和许多青年伙伴一起，踏上了实现自己愿望的征途。
从安吴青年训练班到陕北公学，到马列学院，这个沉默寡言、腼腆爱笑的被年纪较大的同志们怜爱地称作“毛丫头”的姑娘，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半，就与二十多位同学一起，经中央组织部选派，到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由南方局分配到一大群“红岩小儿女”的育才学校。
这就是廖意林从出生到成长的历程。
她的确曾有一个官员、地主的家庭，而这个家又是一个革命者的家，随着那次大革命的失败，这个家已经破碎不堪。1939年8月，她成为共产党员一年之后，在延安写的《林以自传》（她原名廖申之，到陕北改名林以，到重庆育才学校以后才一直以廖意林为名），开头就说：“提起家，它给我最大的记忆是死亡、崩溃和离散。”但她对这“没有什么悲意和惋惜”。当时，她怎能想到，二十年之后，自己竟然成为共产党的“阶级异己分子”；又过了九年，自己竟然被这个强加给自己的“身份”压得再也无路可走，只得结束自己的生命！
尾声
廖意林赴死之前留给孩子的遗言，竟然只能惨痛地要他们“听毛主席的话，痛恨你们罪恶的爸爸和妈妈”。她难道真的认为自己是“罪恶的”吗？决不会。只从她坚决支持苏辛涛为新湖南报社1957年大冤案翻案，甚至激励他“不到长城非好汉”，就可以知道。她坚定地认为1957年1959年“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这个那个“分子”的人们，当然包括她自己和苏辛涛，都是无罪的。可为什么要这样写？只能做两点解释：其一，当时中国前途未卜，难说是非颠倒的混乱局面还会延续多少年，作为母亲，不能不考虑孩子的安全，宁可让孩子恨他们的父母，也要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地生存下去。其二：至死，她对自己曾经把生命交付给他的共产党仍然是无限忠诚的，尽管自己早已被这个党抛弃了，她还要维护这个党，宁可自己在冤枉中丧生，也不要损伤党的光荣正确的形象。这就更可悲哀了。
三十年前，廖意林曾经告别那“像一池死水里的鱼……无可奈何地吞食着那投来的有毒的饵食”的生活，不会想到，后来一个漫长的时代，在泛滥大地的“活水”中，即使是自觉自愿地，也可能吞食涂着诱人的色彩的有毒的饵食，以至于陷入麻醉状态，甚至不能不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自己是“罪恶的”，更甚至毫无必要地“自愿”赴死。支配着这一切的，是一种什么“魅力”呵！究竟谁是罪恶的？这难道还需要费很多思索才能得到答案吗？
更令人心酸的是，1974年，女儿海林已经26岁了，没有工作，也不能上学。那年暑期，海林写信告诉父亲：省干校的负责人对她说，历年招生招工，省干校都曾给她们姐弟下乡插队所在的公社党组织去函，希望给以照顾。但是，当地党组织进行“政审”时一调查，说你们父亲坚持错误，拒不认罪，因此不能照顾你们。省干校的负责人还说，1957年的案永远不能翻，因为按照那时候省里的口径，反领导就是反党。他劝我请求父亲，为女儿儿子的前途着想，还是认罪为好。——于是，女儿果真为此哀求父亲认罪了。
苏辛涛是多么为难呵！他为此苦吟：
平生与泪本无缘，今得来书竟如泉。
不是风沙频扑面，只缘忠爱两难全。
尽忠须斥辨奸论，全爱难违反右篇。
含辛临歧难抉择，权将上示当旗尖。
他考虑再三，也就认了“罪”。但在“认罪书”中声明：“我的一切属于党。如果党中央已废除了当年颁发的《划分右派标准》，另行规定：批评省委一个领导人就是反党，就是右派，我就认罪。”权且把党中央当年的规定，即“上示”，作为自己以守为攻的武器，顶上去吧。省干校的负责人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认真研究了1958 年中央定的划右派标准之后，就上报请求给苏辛涛“摘帽”。虽然不是要求平反，也没有得到批准。孩子们当然还是只能在熬煎中挣扎。
1968年9月，廖意林自沉五个多月之后，仍在被监督劳动中的苏辛涛得到迟到的噩耗的时候，曾在极度悲痛中写了一首怀念她的诗：
寻思忘却不能忘，风雨唱随半国疆。
延水同歌朝圣曲，巴山合撰讨顽章。
日披全国甘偕浴，妖起潇湘苦共尝。
人去楼空遗语在，长城不到不停骧！
到了新的历史时期，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廖苏二人的冤案， 终于和历年其他许多冤案一样，彻底平反昭雪了。苏辛涛把这首诗里面的“寻思忘却”改为“海枯石烂”，“遗语”，改为“遗意”。“长城不到”改为“长城纵到”。因为廖意林当年激励他的“不到长城非好汉”说的是翻案。而今那个“案”已经“翻”了，对往事却不能“寻思忘却”，而要永志不忘。对于1938年千山万水去“朝圣”，对于建国初期共同沐浴朝阳的甜梦，在1957年“妖起潇湘”带来的苦难中，已经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语”尽而“意”未尽。冤案虽然已经平反，造成冤案的根源还没有消除；在巴山风雨中“讨顽”时候的希望，即清扫封建专制余孽、建设民主富强幸福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至今还远未实现。
意姐，意姐，你在哪里？看吧，你的未尽之意，未酬之志，正在继续激励着幸存者和后来者，马不停蹄地前进！
【此文系依据苏辛涛、邓钧洪、刘皓宇等的回忆文章和廖意林的自传中的材料改写而成。苏辛涛也已于2002年2月离开人世。】
〖编者的话〗《红岩儿女》第一部第22章《红岩的一群小儿女》中，第35章《到农村去！》中，记述了廖意林由红岩分配到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以后，怎样把全部的爱给予从难童中挑选来的学生和学校周围的贫苦农民，成为他们难舍难分的“意姐”。在第二部第15章《抗暴勇士血染山城》中，也可以看到她和这个学校的孩子们在爱国民主运动中与专制统治者斗争的身影。此后又经过许多艰险困苦的历程，她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回到家乡湖南，投身新闻工作和宣传工作。她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生活、切实调查研究，见识出众而谦逊内敛，对人总是满面春风，关心体贴，做事总是专心耐心，细致入微。人们对她的称呼，由“意姐”变成了“廖大姐”，爱里面更添了敬意。
浏阳河流入湘江，北去与汨罗江汇合，注入浩浩荡荡的洞庭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喜欢文学、喜欢历史的廖意林，胸怀万象，思接千载，她一定是追寻和拜谒两千多年前那位忧国忧民、为昏君所不容、怀沙自沉于汨罗的不朽的诗魂去了。当她被迫在湘阴名为“屈原”的农场“监督劳动”的时候，脑子里该不会不萦怀中华民族的这位光辉的先哲先贤。
说到长城，总是会令人联想到秦始皇。长城作为文物古迹，当然应该保护。可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专制主义的“长城”，至今仍然阻挡着中华民族现代化前进的脚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到”改为“不倒”才更合适吧？
五柳村于2002年10月发出的《1957：新湖南报人》中的 刘皓宇：且为斯民哭健儿－－悼廖意林大姐； 苏辛涛：新湖南报党内右派集团大冤案， 可供参考阅读。
标签: 新湖南报人
曾经的这一天...
相关文章:
《红岩儿女》第三部Ⅲ—06
汨罗江头觅屈魂
——毕生全心全意为革命却遭受革命迫害投江而歿的廖意林
〖《红岩儿女》编者按〗1939年，廖意林受中共南方局派遣，辅助陶行知办育才学校（校址先在四川合川草街子古圣寺，抗战胜利后迁移到重庆红岩村，学生主要是从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的失去亲人的难童中挑选的）。她尽心尽力，得到全校师生衷心喜爱，大家亲切地称呼她为“意姐“。1943年，苏辛涛也到育才学校任教。1946年1947年中共南方局、四川省委相继离开重庆以后，他们一时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仍然在那里坚持工作，与反动势力周旋，进行秘密斗争，开展民主运动。两人在共同工作中感情日益亲密，于1947年7月结婚。1948年，按照组织安排离开重庆，到了湖南。
1957年苏辛涛被诬为新湖南报社“反党小集团头子”，打成“极右分子”。廖意林坚决拒绝与他“划清界限”。对于“大跃进”“公社化”引起的严重后果，她坐卧不宁，不顾自己羸弱的身体，带领她负责的宣传处的同志们，潜入基层，了解农村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省委报告，深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赞许。庐山会议捏造出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以后，她被加以“给周小舟提供反党炮弹”的罪名，不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另加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到了“文革”期间，他们夫妇二人又被无端污蔑为“叛徒”、“特务”。“左”祸横行，乱无已时，她彻底失望了，狠心地让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苏辛涛判断，她是在浏阳河注入湘江的地方投水自尽的。
那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越来越疯狂的时候。1968年4月14日，长沙夜雨潇潇。次日早晨，在工农桥居住的廖器之，等待住在她那里的妹妹意林吃早饭，好久不见妹妹出来。进妹妹住的房间一看，人不见了，衣物、器具收拾得整整齐齐，桌子上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海林、海南：我出去了，再也不会回来。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痛恨你们罪恶的爸爸和妈妈。”从此，人们就再也不知道她的确切下落。
她是在1959年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双重沉重的帽子的。四十年代中期以来二十多年相依为命的亲爱伴侣苏辛涛，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就“监督劳动”，此时仍然音讯隔绝，对此毫无所知。二十岁的女儿海林和十几岁的儿子海南，此时也被作为“黑五类的狗崽子”，忍辱受屈，郁闷终日，看到妈妈留下的字条，惟有哭泣。
廖意林“失踪”后约半月，在接近湘江的浏阳河边，发现一具女尸，衣裳与她出走时候的着装相同，还在附近找到她出走的时候带的雨伞。只因面目已经肿胀模糊难辨，造反派为了推卸逼死人的责任，蛮横地“认定”不是她，不予收尸。随后河水上涨，尸体就漂走了。
苏辛涛是在五个月后才偶然得知爱妻已经不在人世的。又半年，他由新湖南报社造反派“红色新闻兵”设立的“牛棚”被转到省干校的“专政班”，管制稍微宽松一点。1969年4月14日，廖意林周年祭，他作《浪淘沙》一首悼念她：
芳草碧连天，无际无边。涛声夜夜击心尖。
思向梦中倾别绪，梦也无缘。
大浪淘沙，意姐不是沙，她怀沙逐浪远行去了。
意姐，廖大姐，你在哪里？
廖意林曾任《新湖南报》副总编辑，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两顶沉重的帽子，在湘阴屈原农场“劳动改造”—— 屈原，这么一个高洁的名字，居然用于这样一个农场！——两年以后，她被搁置到湖南省新华书店打杂。她弃家出走之后，新华书店派人四出寻找，不见踪影。猜想可能是自尽了，可是遗体也找不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时候，她的丈夫，原《新湖南报》副总编辑，1957年被加以报社的“党内右派集团头子”的罪名，定为“极右分子”的苏辛涛，还在报社造反派的监督下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对她的“失踪”毫无所知。五个月以后，才有一个青年工人悄悄地告诉了他。他当即毫无疑问地断定，廖意林已经自尽了，而且能够想到，她是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他后来在回忆廖意林的文章中说：记得很清楚，1962年初夏，她奉命从屈原农场回到长沙，说是将要对1959年她在“反右倾”运动中所受的处分甄别平反。他俩久别之后初次见面，她就把他带到湖南烈士公园西北方向的浏阳河边，那是浏阳河注入湘江的地方。
她泪水盈眶，凄然而又深情地对他说：“我们这已经是再世相聚了，你晓得吗？”
他问她：“这是什么意思？”
她说：“我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斗以后，一天夜晚，曾经到这个地方来，想与世长辞。已经脱鞋下水了，猛然看见水里月亮的光影，隐隐约约还看见月边有星光在闪烁。《夜半歌声》（注：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中的词句，“你是天上的月，我是那月边的寒星”，立即涌上心头，也就自然想起来两个孩子还小，你离开我的接济也活不下去，才又上岸穿上鞋子。” —— 当时，苏辛涛每月只能领到十元“生活费”， 连交伙食费也不够。
他急切地说：“你呀！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可怕可悲的念头？”
她说：“我们入党时候的誓言，你难道忘记了？对我们来说。生命难道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同义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已经被剥夺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劝她，要相信党和人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虽然走过一些弯路，在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还制造过大批冤假错案，后来不是纠正了吗？
她说：“正因为相信党和人民，所以才为你和孩子活下来。按政策——当时的政策——右派是不能平反的，但改造得好可以摘帽；摘帽以后表现好，还能重新入党。周小舟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以前，有一次在城里开会后要我和他同车回省委机关，当着司机的面，劝我和你这个右派分子继续共同生活。还说，等你摘帽以后，他愿意介绍你重新入党。你如果能回到党的怀抱，为人民工作，孩子们也就不会被打入另册了。至于我，被强加的罪名，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加上个阶级异己分子。按政策，这后一顶帽子，就是进了棺材也还得戴着。我哪里还有重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呢！这次能回长沙接受甄别，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她有了新的希望，活下去的勇气倍增，抓紧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兴致勃勃地阅读自己一贯爱好的文艺作品，还鼓励苏辛涛也加紧学习政治理论，为摘帽重新入党后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做准备。
她空喜欢了一场。没有料到，不久，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一开，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把“反右倾”的甄别平反叫做“翻案风”。对她的甄别嘎然而止。党组织向她宣布的平反告吹的理由则是：你与新湖南报社右派集团一案有牵连，特别是与作为右派集团头子极右分子的丈夫没有划清界限。她受到这样的打击，又有了轻生的念头。经苏辛涛劝说加哀求，她终于又坚持活了下来。也因为，她深知新湖南报社的所谓右派集团案的真相，心里认定那是一起大冤案，只要实事求是的原则还管用，总会有昭雪之日。她希望，这一冤案一旦昭雪，她俩就会得到重新实践入党时候的誓言的机会。这是她还要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有些同志劝她给过去在重庆相识并且赞赏过她的周恩来同志写信申诉，她不愿烦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弓弦又绷得这么紧的时候。
1963年，她被安置到湖南省新华书店，却没有给她安排具体工作岗位。她主动去干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帮助包装待寄的图书之类。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等待什么？等待党的实事求是原则能够真正实行的日子的到来。
等了三年，“文化大革命”来了。起初，红卫兵中一部分人看到新湖南报社1956年到1957年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的材料，也就是把编辑部将近一半人打成右派的因由，认为可能是省里的“走资派”制造的一起冤案，表示支持他们翻案。此事也引起社会上对此案的普遍注意。苏辛涛和同案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一个翻案的机会。1967年冬，报社的造反派却在追捕苏辛涛，想要借批斗这个“右派集团头子”大造“革命声势”，压倒另一派。苏辛涛为了逃避追捕，同时为了受同案的同志们托付向中央申诉冤案案情，决定到北京去。廖意林支持他们，在苏辛涛离开长沙的前夕，她特意为他送别，鼓励他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去争取胜利。
1967年底，湖南又风云突变，两派造反组织斗争激烈，原先曾表示支持新湖南报社“右派”翻案的那部分红卫兵失势，被认定为“反革命大杂烩——省无联”的一部分。新湖南报社冤案中的这些人也被作为“省无联分子”遭到批斗。到北京“告状”的苏辛涛，被湖南日报社的造反派“红色新闻兵”追捕，在回湖南暂停武汉的时候被抓了回去，被作为“右派翻案急先锋”、“省无联黑手”。打得死去活来。
1968年4月，新华书店造反派准备在16日批斗廖意林。除了强加于她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之外，还给她添加了两个新的罪名：“叛徒”，“支持爱人翻案”。更使她受不了的是，前不久苏辛涛被打得头破血流，挂牌游街，她看见牌子上除了“大右派”之外，又加上了三个“死有余辜”的罪名：“特务”，“叛徒”，“国民党残渣余孽”。她觉得，这样一来，两个人在人们心目中就更加成为党和人民的“凶恶的敌人”了，不仅永远丧失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而且无权做自己子女的父母——谁愿意做特务、叛徒的子女呵！即使愿意，又怎么敢！而且，儿女都已成人，十七八、二十岁了，可以独立生活了，无需牵挂。她终于丧失了最后一点活下去的愿望。更准确些，应该说是她的耐力已经到了极限，对于给予她的人格的侮辱、作践，再也无法忍受了，对于党还有可能实事求是地昭雪她的冤屈，对于这个天昏地暗的世道还有澄明的一天，已经彻底绝望了。
苏辛涛挂牌游街的时候，也曾看到廖意林含泪相望，思念之情倍增，回到“牛棚”后在无人看管的间隙写了一首诗：
东风日益压西风，芥末何须闻吉凶。
人鬼终将分性异，豆萁哪不念根同？
峡长正好蓄雄浪，顶险更能锻劲松。
溶尽枝头残雪后，山花自含向阳红。
他想以此宽慰爱妻，却没有可能交给她。哪想到……
致她于死的所有吓人的言辞，无一不是对一个正直真诚的人的污蔑。
在这里，让时光倒流，由近及远，展现历史的真相。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据何在？
1952年春，廖意林被任命为《新湖南报》副总编辑，分工主管农村工作和群众生活方面的报道。这年冬天到次年春天，农村工作中普遍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中共中南局为此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中央批示同意并向各省委转发了。接着中央发出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以及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苏辛涛在长沙县农村蹲点时候写给省委转报中央的报告也提出注意解决“五多”的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和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廖意林主持在报上开展了“反五多”的宣传，以利于众多农村基层干部从“五多”中解放出来，切实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深入群众，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
1953年夏，廖意林带着报社的职务到长沙县兼任中共县委常委。她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坚持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反对强迫命令、急躁冒进。
1953年秋，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许多地方购粮过头，留给农民的口粮不够吃，群众意见很多，她如实地向报社编委会和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作了报告，得到周的赞赏和鼓励。
1954年秋，她被调到省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处处长。直到1959年秋，五年间始终坚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带领宣传处的同志们有的放矢地编写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的宣传提纲、宣传材料、党员课本，还给《新湖南报》写了有关的社论。
1957年6月，风云突变，苏辛涛被打成报社“党内右派集团头子”，刚刚下达的提升廖意林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任命突然被取消。苏辛涛为了减少对她和子女的拖累，要她一同去办离婚手续，她断然拒绝。她在悲痛中自吟：“小楼坐听潮头歌，心事如荼如火。”那突然袭来的红色“潮头”，像烈火一般烧灼她的心。但是，此后，她一如既往，按照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尽心尽力工作。
在1958年到1959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她为责任心所驱使，撇下才十来岁的孩子不顾，带领宣传处的同志们到山野农村了解实际情况。看到农民被折腾得面黄肌瘦的惨象，她是流着泪写报告的。她如实地向党反映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由于以上种种“一贯右倾”的表现，1959年秋“反右倾”运动一开始，她就陷入猛烈的炮火的轰击之中。她曾一再得到周小舟的赞赏，而这时候周已经成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一员。加以她始终没有和被定性为“极右分子”的丈夫“划清界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个泰山压顶一般的大帽子落在她头上，就是无可避免的了。
事实证明，她的这些作为，没有一条不是合乎实际的，没有一条不是合乎广大群众的心愿的。然而，在当时，实事求是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支持爱人翻案”，翻的什么案？
在1957年突如其来的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的狂澜中，《新湖南报》（后来改名《湖南日报》）编辑部的遭遇更是全国罕见。一夜之间，“挖”出来一个“党内右派集团”。全编辑部143人，54人被打成“右派”甚至“极右”，其中有前社长、副总编辑、编辑委员会委员中的三分之二、几位部主任。还有20人被划为“中右”。主要的编辑、记者都被扫荡了。这些人，12人被送去“劳动教养”，11人被“监督劳动”，其余都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团籍、撤职降级种种处分。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人流落街头，迫于生计，以拉板车为生。
究竟为什么把一个报社编辑部里这么多人当作反动派，也就是敌人？根源在于当时湖南省委分管农村工作也主管报社的第三书记周惠争版面，在报社遭遇了阻碍。他要求突出宣传他的讲话，他的文章，他的政绩，在版面上要压倒一切。他对当时的报社社长邓钧洪说：这些要登头版头条；还用手比划着说，要用碗大的字做标题，而且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他经常为了版面与报社的同志争个不休。编辑部的同志被逼无奈，有时候只好请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裁决，周小舟则支持报社的多数同志。
周惠为此非常不满，把他器重的善于对上司阿谀奉承的人弄到报社当头头。报纸在此人主持下，按照周惠的意旨使版面充塞着布告性的纯业务的文字，把报纸搞得死气沉沉。1956年，报社进行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讨论，绝大多数同志不同意再按周惠的意见办报。争论历时一年，周惠为此大发雷霆，说是报社的知识分子反党反领导。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7月，趁着周小舟参加中央会议离开湖南，周惠操纵他的亲信大打出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采取种种狠毒的手段，甚至肆意超越中央下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宣称反对党委领导人就是反党，制造了一起全国仅有的大规模的冤案。
这起冤案还延续到1959年的“反右倾”。在庐山会议上，周惠本来是同意彭黄张周的意见的，在毛泽东发动批彭之后，周惠一下子转了180度，随着中央新任命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回到长沙，成为湖南“反右倾”的主帅。报社的一大帮“右派”又被说成是彭黄张周在湖南的“爪牙”、“台柱”。为了搜集周小舟的“罪状”，周惠把公安厅的领导班子移驻报社，把邓钧洪、苏辛涛等软禁起来逼供，要他们“坦白交代”、“检举揭发”。逼了一个多月，逼不出来一点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才把他们放了。释放前，周惠对他们训话：“你们都是右派，是彭黄张周的墙脚。彭黄张周实际上也是右派……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法，在常委会上慢慢地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他马上缩回去。再慢慢伸出头来，我又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乌龟壳都打碎了。哈哈！”
1960年，又制造了一个什么“反革命集团”，牵涉到这起“右派集团”冤案中的十多人，又被集中起来隔离审查。到了“文革”期间，此案有关人员遭受的苦难就更多了。廖意林总是免不了被拉扯进来折磨一通。
二十多年后，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说到新湖南报社的往事，周惠也承认：“俱往矣！我错了。”
“叛徒”，“特务”，这又来自何处？
当时，“叛徒”的帽子满天飞，到处都在“抓叛徒”。这阵狂风是怎样把“叛徒”这顶帽子刮到廖意林头上的呢？这就更是捕风捉影，荒唐无稽的了。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她作为“红岩儿女”之一多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
1939年9月，中共南方局从延安调来二十多个青年到重庆，其中就有廖意林和苏辛涛。廖意林当即被分配到设在重庆百里以外合川县古圣寺的育才学校，帮助陶行知办学。这个学校的学生主要是从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的失去亲人的难童中挑选的。
本来，她最向往的是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不喜欢当教师。到学校去工作，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可是，南方局的同志告诉她这个学校的性质和使命之后，她就放弃了个人的爱好，欣然从命。在专制统治日益严酷的环境中，她不顾种种险阻，在反动派视为眼中钉的这个实行民主教育的学校坚持工作，受到陶校长的信任和孩子们的热爱。她越来越投入地把全部的爱给予了这个学校，以至于天真的孩子们说：“意姐嫁给了育才！”学生们和同事们都亲切地叫她“意姐”，大小心事都向她敞开。重庆的许多进步青年也叫她“意姐”，时常通过她与红岩联系。在她主持下，在学校周边几十里范围内开办了几十个识字班，使校内师生与周围广大群众水乳交融，都心向红岩。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底，育才学校从古圣寺迁移到红岩村。她作为学校的指导部主任、校务委员、社会科学组主任，同时又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辛勤细致地进行校内校外的工作，机智勇敢地对反动势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斗争，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促进了民主力量不断加强。1946年7月15日，陶行知在上海获悉军统特务杀害民主人士的黑名单中名列第三，也就是在李公朴、闻一多之后，毫不畏惧，拍案而起，痛斥反动当局，引发脑溢血而不幸逝世。死前留给育才学校师生一封信，要求他们：“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替！”廖意林除了坚持把陶校长的教育事业办好，还赶写了两篇文章：《陶校长，我们回答你！》《“爱满天下”的陶夫子》。这两篇文章，特别是后一篇，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作为“大毒草”横加攻击。一是“用人性论取代阶级论”：二是“歌颂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向资产阶级投降”。甚至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成了向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反动言论。
南方局1946年夏就离开重庆，大部分人员到南京、上海去了。1947年2月底，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全体人员被反动当局强迫撤到延安。育才学校遭到反动当局的蛮横搜查。在危急中，为了安全，失去上级领导的党支部决定疏散处境危险的人员。1943年夏也由红岩调到育才学校任社会科学组主任的苏辛涛，这时候与一些教师和学生疏散到民盟办的西南学院任教、学习。廖意林也离开了育才。
这时候，四川省反动政府头子张群曾从南京电令重庆市长张笃伦查封育才学校。但是，虽然搜查了，却并未查封，也没有抓人。张笃伦只是对马侣贤说：育才学校必须搬出重庆，否则就要派人来改组。马侣贤答应东迁上海，找好校舍后就走。张笃伦也就默许了。张笃伦为什么没有执行张群的命令？因为当时“民革”重庆地下负责人杨杰发了话。——杨杰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当时重庆党政官员多半是他的学生。（1949年初，他为了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经过香港的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育才学校遭到搜查而未被查封，人员也没有被抓，加上党支部自行决定疏散，后来她在1949年初到了党中央被分配在统战部以后，就曾被作为“问题”受到审查。在“文革”中“抓叛徒”的时候，也就引起了关于“叛徒”的联想。
实际上，当时已经失掉党的组织关系的廖意林是很坚强有为的。她沉着应变，不但保护了育才学校和学生，而且把工作扩展到市内以至川东许多地区和单位。
她离开育才学校不久，得知疏散引起部分留校师生不安，就又冒险回校坚持工作，支撑危局。她和陶校长在世的时候倚重的马侣贤副校长及其他同志们共同尽力，既把这个学校维护下来，又坚持了陶校长的民主教育立场。到这年7月，育才学校的主要部分迁到上海，在红岩村还留下两个初中班，一个小学部，由总务主任张再为（张浓聪，原复旦大学学生）负责，任分支书记，同廖意林联系。
曾在南方局或四川省委与她相识，也同样失去党的领导的党内外同志，也都团结在育才学校党支部周围，同心协力推进了重庆地区的民主运动。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赵隆侃（赵令芹）联系的大专院校师生、中小学教师中的许多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廖意林还通过原先南方局联系的胡晓风等，以及育才学校毕业的家在华蓥山区的一些学生，开展农村工作；通过曾任邓颖超秘书的胡启芬等组织的重庆市妇女联谊会，联系妇女群众开展民主运动；通过她熟识的曾为南方局提供驻地的红岩村大有农场主人饶国模，联系一些民族资本家，为秘密活动提供帮助。
在1947年的抗暴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她支持和指导育才学校学生进行了大量生动活泼、感人至深的街头宣传活动，吸引和联系了众多工人、农民和市民。
就在这时候，钱瑛在上海发出指示，建立新的重庆地下市委，并嘱托新市委寻找廖意林、苏辛涛。新市委派人先联系上在华蓥山区坚持斗争的原育才学生，知道了廖、苏的下落，然后派江竹筠（江姐）与意姐联系。江姐听了她的汇报后，惊讶地说：“你哪里仅仅是一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好些党委的联系对象也不比你多。” 新市委决定，要她离开育才学校，完全转入地下工作。这年11月，江姐转到华蓥山工作，市委改派李维嘉同她联系。
在这以前，她已经和苏辛涛相好了，只因为怕生孩子会妨碍工作，所以没有结婚。1947年夏，离开育才专做地下工作了，单身女性容易引起特务注意，而且按照当时的法令无法租到房子居住，两人就在7月1日结婚了。婚后住在苏辛涛当时任主笔的《新民报》的宿舍。（后来，1949年初，他俩经历千辛万苦到了党中央以后，结婚竟然被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受到批评，说是没有经过组织批准，违反了组织纪律。她为此写了书面检讨。）
与地下市委接上组织关系以前，她就和联系起来的许多同志和朋友商量，筹备编印一个秘密刊物，用以推进民主运动。刊物定名为《反攻》。她担任社长，设编辑、印刷两组。编辑组由苏辛涛负责，还有赵隆侃和当时任重庆《大公报》副刊编辑主任的罗承勋。印刷由民建中学的三位老师负责。两组人员互不来往，由廖意林分别联系。与地下市委接上关系以后，9月间，开始用手摇油印机出版《反攻》。索要的人越来越多，秘密发行到川东、川北、川南、贵州。地下市委决定把原先一些同志自行油印出版的《挺进报》和《反攻》改为市委的报刊。到1948年3月初，钱瑛决定把廖意林和苏辛涛调到上海，《反攻》才停刊。
在他俩准备东下期间，发生了意外。廖意林因劳累即将早产，只好改换姓名住进江北陆军医院生下女儿——就是她最后决心告别这个世界以前留下的字条上还系念着的海林，然后在江北二十一兵工厂她的堂妹家隐蔽。就在这时候，地下市委四个常委委员除李维嘉以外三人先后被捕，书记刘国定成为极其可耻的叛徒，出卖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的同志，包括李维嘉和廖意林、苏辛涛。李维嘉得知刘国定被捕后，破例违反秘密工作纪律，叫与廖意林互相知道是党员而当时没有组织联系的胡启芬来通知她：市委已经被破坏，李维嘉已不能联系你们；特务正在按照叛徒的口供，反复到新民报社和陆军医院搜捕你们。你们应立即转移到给廖接生的妇产科主治医生、党员张肖瑜同志的住处。特务已经知道你刚生孩子，两人和孩子在一起就会被认出，要把孩子交给党的同情者抚养，由他们帮助你们化装，分开先后逃出重庆，再设法逃出四川。还特别嘱咐：叛徒晓得与在上海的上级联系的地点和暗号，逃出四川后不要去上海，要另找安全地方隐蔽下来，另行设法找党，或等待解放。廖苏二人当然只能照办。（胡启芬原在复旦大学学习，曾做邓颖超的助手。这时候她在紧急情况下冒着很大危险，在许多地方奔走，把党内出了叛徒的情况通知有关的同志，不久就被捕了。被关在军统的渣滓洞女牢，于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
这个过程，在“文革”中自然又引起造反派的奇妙的联想：那么多人都被捕了，你们怎么能逃脱？胡启芬为什么 在见了你们以后不久被捕？……
造反派根本无法想象，廖意林当时是多么坚强。当张肖瑜大夫正在给廖意林束胸断奶的时候，来了一位名叫胡永芬的护士，也是一个党员，从苏辛涛怀里把小海林抱走了。他凭窗望着孩子的去向，潸然泪下。廖意林束胸后忍着激烈的胀痛，然而，看到这情景，不但没有跟着流泪，而且冷静地理智地责备苏辛涛：“你呀，怎么比我这个做妈妈的还儿女情长？这是什么时候，我们还是有被捕的危险的。我们在这里的熟人这么多，敌人如果捉到我们，一定会追问我们认识哪些人，我们现在首先应该多为他们着想，怎样应付敌人。”她要苏坐下来，一同设想随机应对的口供。觉得万无一失，才安心等候同志们把他们化装后送出重庆。
原南方局青年组工作人员刘肃晏的干妈、育才学校学生吴让金的母亲王敦德知道了廖处境危险，就让她到罗家湾“謨庄”自己的家里来隐蔽。那里处于军阀杨森的“渝舍”和军统特务机关所在的“漱庐”之间，在虎狼窝边倒是特别安全。她在那里躲了几天，在同情者掩护下辗转脱险。
1948年4月间，他俩先后逃出重庆，又经过多次转移，5月中，才按照事先的约定，先后到了湖南宁乡农村，在廖意林的母亲寄居的地方，廖意林的叔叔家，重新会合。为了找党，6月初到长沙，在曾在育才学校做过教师的凌则之的住处寄居。同上海的同志联系，到香港又回来，去江汉解放区又受阻，几经周折，找不到去处。为了生计，苏暂时在长沙《力报》当主笔，并为其他报纸写稿，卖文度日。
12月初，他们收到一位同志来信：“妈妈要你们经上海回老家。”到了上海，才知道是原先在南方局工作的童小鹏要他们带一批科技专家，从上海乘轮船去天津，由天津地下党派人送他们到平山县西柏坡。船到黄海，停泊在已经被解放军包围的青岛。细心而又机敏的廖意林顿生一计，从那里进入山东解放区，
此计一举两得。轮船在青岛停泊的时候，廖意林注意到，有两个人频繁活动，邀约家在华北东北的人一起雇木船到对岸的解放区去。 受到反动军警干涉的时候，这两个人把PASS（特务通行证）掏出来给军警看，声称“我们到那边去有特殊任务”。廖意林灵机一动，立即用暗号电询上海党组织，可否经过山东解放区“回家”。得到同意后，由苏辛涛出面与这两个特务打交道，请求和他们同行。结果，如愿以偿。一进解放区，廖意林就悄悄示意苏辛涛，立即向解放军报告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解放军当即把两人拘留审讯。在山东同志帮助下，廖苏于1949年2月初到了党中央所在地。后来，《大众日报》的同志告诉他们，这两个特务经过解放军劝说，改邪归正，回青岛为解放军搞情报，在解放青岛的战役中起了作用。
此事在“文革”中自然也引起造反派的奇思妙想：与特务合作过，岂非也做了特务？
何谓“阶级异己分子”？
在“反右倾”运动中轻易就给斗争对象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是从庐山会议开的头、示的范。1959年8月间，遵从毛泽东的旨意，陈伯达、胡乔木起草，又经毛泽东审改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写着：“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的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连彭黄张周都被这样污蔑，被当作他们的“爪牙”、“墙脚”、“台柱”看待的这些知识分子岂能例外？
自然，要说谁是“阶级异己分子”，最方便的是查他或她的家庭出身。不论他们参加革命工作多久，不论他们经历过多少次“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脑子被洗过多少次“冷水澡”、“热水澡”，出身打上的“阶级烙印”都是一辈子也改变不了的。在平时的看待中起作用，在政治运动中更是被抓住不放的把柄，或者是拖在脑瓜后面的一条无形的大辫子。“重在表现”云云，在绝对是“驯服工具”的情况下或许还有点效；如果要“表现”一点“第二种忠诚”，像廖意林在“大跃进”中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那样，这“表现”就跟“阶级异己分子”挂上钩了。
她的家庭出身是怎样的？
1915年初，她出生在湖南宁乡一家名门望族。儿时有一个比较和美的家庭。一家八口，田近百亩。父亲廖幹泉，曾留学日本，是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候的会员。辛亥革命以后，做过广东汕头、博罗两县知事，湖南省参议员。这些，大概就是她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的来历了。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她父亲还参加过反袁斗争。后因军阀当道，国事日非，对自己曾经参加的那个革命失望，退职回乡埋头著述，不久就谢世了。母亲王世则，又该算是哪个阶级的？她精明干练，热情横溢，同丈夫回到宁乡以后，曾任妇女职业学校校长。国共合作的1925—27年大革命期间，她在谢觉哉启发指导下参加中国共产党，出任宁乡第一任妇女部长，带领全县妇女开展反帝反封建和争取女权的群众运动，名震一时。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因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叛变而失败之后，王世则被通缉追捕，组织关系自然也就断绝了。她的大儿子已死，儿媳改嫁了，小女儿（意林的妹妹）早已不幸夭亡。这位胸怀壮志而陷于困境的母亲，带着大女儿、小儿子和幼年廖意林，在乡间流浪、藏匿，将近两年，还借了不少债。1928年底，为了不使孩子们长期荒芜学业，也为了还债，把田产、房屋卖掉，移居长沙，开设了一个小小的缝纫厂，维持生活，供子女上学。再后来，小厂也维持不下去了，把长沙的房子也“当”了，她无可奈何地回到湖南乡下，寄住在廖意林的叔叔家。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组织。
廖意林1929年春考进长沙含光初中。她最苦恼的是，大革命时期看到的那种开放活跃的校风不见了，这也禁，那也禁，连大家爱唱的歌也不许唱，还提倡读经复古，鼓吹四维八德，用封建礼教束缚年轻人的头脑。她在烦恼中念完初中，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考进不收学费伙食费的女子高中师范部。她更懊恼了，这里简直是个修道院。她1939年写的自传中回想当年：“像一池死水里的鱼，寂静地无声地无可奈何地吞食着那投来的有毒的饵食！”生性胆怯，沉默寡言的这个女孩子，就默默地抗拒那些“毒饵”，悄悄地从自己喜欢的小说、诗词中寻找精神寄托。没有得到新文化的启蒙，沉湎在这样的阅读中，越来越多愁善感，苦闷惶惑。这时读了《秋瑾集》，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掩卷难藏家国泪，秋风秋雨落梧桐。”悲凉，但已经从自己母亲和家里的遭难，走近了秋女侠，睁开泪眼，开始抬头张望祖国苦难的大地了。
1935年，师范学校毕业了，她和同班同学苏镜等四人当了小学教师，得到了相对的小自由，组成一个秘密的读书会，买来借来一些进步书刊，贪婪地阅读，悄悄地讨论，打破一个闷葫芦，进入一片新天地。口口相传，不久，参加进来三十多人。一年多，被专制当局侦悉，加以“意图扰乱社会，危害民国”之罪，勒令解散，逮捕了自愿负责人苏镜，关押半月。这次镇压，激起了她们更强烈的追求真理向往进步的愿望。
“一二九”以后，1936年暑假，从北平、武汉、上海回到湖南的大学生于岗、李銳、魏泽同等等，活跃在长沙。廖意林一伙原秘密读书会的成员，同他们一起，秘密建立了湖南“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创办了宣传抗日救亡的《湘流》三日刊。12月，被专制当局封闭。1937年5月到12月，她们又出版了一份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现实》。正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全民热情激昂，她们为这个刊物及时地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而振奋。
“到陕北去！”“到延安去！”一时成为全国各地众多热血青年的共同心愿。廖意林走到设在长沙的八路军新四军驻湘办事处，和许多青年伙伴一起，踏上了实现自己愿望的征途。
从安吴青年训练班到陕北公学，到马列学院，这个沉默寡言、腼腆爱笑的被年纪较大的同志们怜爱地称作“毛丫头”的姑娘，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半，就与二十多位同学一起，经中央组织部选派，到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由南方局分配到一大群“红岩小儿女”的育才学校。
这就是廖意林从出生到成长的历程。
她的确曾有一个官员、地主的家庭，而这个家又是一个革命者的家，随着那次大革命的失败，这个家已经破碎不堪。1939年8月，她成为共产党员一年之后，在延安写的《林以自传》（她原名廖申之，到陕北改名林以，到重庆育才学校以后才一直以廖意林为名），开头就说：“提起家，它给我最大的记忆是死亡、崩溃和离散。”但她对这“没有什么悲意和惋惜”。当时，她怎能想到，二十年之后，自己竟然成为共产党的“阶级异己分子”；又过了九年，自己竟然被这个强加给自己的“身份”压得再也无路可走，只得结束自己的生命！
尾声
廖意林赴死之前留给孩子的遗言，竟然只能惨痛地要他们“听毛主席的话，痛恨你们罪恶的爸爸和妈妈”。她难道真的认为自己是“罪恶的”吗？决不会。只从她坚决支持苏辛涛为新湖南报社1957年大冤案翻案，甚至激励他“不到长城非好汉”，就可以知道。她坚定地认为1957年1959年“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这个那个“分子”的人们，当然包括她自己和苏辛涛，都是无罪的。可为什么要这样写？只能做两点解释：其一，当时中国前途未卜，难说是非颠倒的混乱局面还会延续多少年，作为母亲，不能不考虑孩子的安全，宁可让孩子恨他们的父母，也要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地生存下去。其二：至死，她对自己曾经把生命交付给他的共产党仍然是无限忠诚的，尽管自己早已被这个党抛弃了，她还要维护这个党，宁可自己在冤枉中丧生，也不要损伤党的光荣正确的形象。这就更可悲哀了。
三十年前，廖意林曾经告别那“像一池死水里的鱼……无可奈何地吞食着那投来的有毒的饵食”的生活，不会想到，后来一个漫长的时代，在泛滥大地的“活水”中，即使是自觉自愿地，也可能吞食涂着诱人的色彩的有毒的饵食，以至于陷入麻醉状态，甚至不能不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自己是“罪恶的”，更甚至毫无必要地“自愿”赴死。支配着这一切的，是一种什么“魅力”呵！究竟谁是罪恶的？这难道还需要费很多思索才能得到答案吗？
更令人心酸的是，1974年，女儿海林已经26岁了，没有工作，也不能上学。那年暑期，海林写信告诉父亲：省干校的负责人对她说，历年招生招工，省干校都曾给她们姐弟下乡插队所在的公社党组织去函，希望给以照顾。但是，当地党组织进行“政审”时一调查，说你们父亲坚持错误，拒不认罪，因此不能照顾你们。省干校的负责人还说，1957年的案永远不能翻，因为按照那时候省里的口径，反领导就是反党。他劝我请求父亲，为女儿儿子的前途着想，还是认罪为好。——于是，女儿果真为此哀求父亲认罪了。
苏辛涛是多么为难呵！他为此苦吟：
平生与泪本无缘，今得来书竟如泉。
不是风沙频扑面，只缘忠爱两难全。
尽忠须斥辨奸论，全爱难违反右篇。
含辛临歧难抉择，权将上示当旗尖。
他考虑再三，也就认了“罪”。但在“认罪书”中声明：“我的一切属于党。如果党中央已废除了当年颁发的《划分右派标准》，另行规定：批评省委一个领导人就是反党，就是右派，我就认罪。”权且把党中央当年的规定，即“上示”，作为自己以守为攻的武器，顶上去吧。省干校的负责人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认真研究了1958 年中央定的划右派标准之后，就上报请求给苏辛涛“摘帽”。虽然不是要求平反，也没有得到批准。孩子们当然还是只能在熬煎中挣扎。
1968年9月，廖意林自沉五个多月之后，仍在被监督劳动中的苏辛涛得到迟到的噩耗的时候，曾在极度悲痛中写了一首怀念她的诗：
寻思忘却不能忘，风雨唱随半国疆。
延水同歌朝圣曲，巴山合撰讨顽章。
日披全国甘偕浴，妖起潇湘苦共尝。
人去楼空遗语在，长城不到不停骧！
到了新的历史时期，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廖苏二人的冤案， 终于和历年其他许多冤案一样，彻底平反昭雪了。苏辛涛把这首诗里面的“寻思忘却”改为“海枯石烂”，“遗语”，改为“遗意”。“长城不到”改为“长城纵到”。因为廖意林当年激励他的“不到长城非好汉”说的是翻案。而今那个“案”已经“翻”了，对往事却不能“寻思忘却”，而要永志不忘。对于1938年千山万水去“朝圣”，对于建国初期共同沐浴朝阳的甜梦，在1957年“妖起潇湘”带来的苦难中，已经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语”尽而“意”未尽。冤案虽然已经平反，造成冤案的根源还没有消除；在巴山风雨中“讨顽”时候的希望，即清扫封建专制余孽、建设民主富强幸福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至今还远未实现。
意姐，意姐，你在哪里？看吧，你的未尽之意，未酬之志，正在继续激励着幸存者和后来者，马不停蹄地前进！
【此文系依据苏辛涛、邓钧洪、刘皓宇等的回忆文章和廖意林的自传中的材料改写而成。苏辛涛也已于2002年2月离开人世。】
〖编者的话〗《红岩儿女》第一部第22章《红岩的一群小儿女》中，第35章《到农村去！》中，记述了廖意林由红岩分配到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以后，怎样把全部的爱给予从难童中挑选来的学生和学校周围的贫苦农民，成为他们难舍难分的“意姐”。在第二部第15章《抗暴勇士血染山城》中，也可以看到她和这个学校的孩子们在爱国民主运动中与专制统治者斗争的身影。此后又经过许多艰险困苦的历程，她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回到家乡湖南，投身新闻工作和宣传工作。她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生活、切实调查研究，见识出众而谦逊内敛，对人总是满面春风，关心体贴，做事总是专心耐心，细致入微。人们对她的称呼，由“意姐”变成了“廖大姐”，爱里面更添了敬意。
浏阳河流入湘江，北去与汨罗江汇合，注入浩浩荡荡的洞庭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喜欢文学、喜欢历史的廖意林，胸怀万象，思接千载，她一定是追寻和拜谒两千多年前那位忧国忧民、为昏君所不容、怀沙自沉于汨罗的不朽的诗魂去了。当她被迫在湘阴名为“屈原”的农场“监督劳动”的时候，脑子里该不会不萦怀中华民族的这位光辉的先哲先贤。
说到长城，总是会令人联想到秦始皇。长城作为文物古迹，当然应该保护。可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专制主义的“长城”，至今仍然阻挡着中华民族现代化前进的脚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到”改为“不倒”才更合适吧？
五柳村于2002年10月发出的《1957：新湖南报人》中的 刘皓宇：且为斯民哭健儿－－悼廖意林大姐； 苏辛涛：新湖南报党内右派集团大冤案， 可供参考阅读。
标签: 新湖南报人
曾经的这一天...
- » 2007年: 田奇庄：国家大剧院圆了谁的梦？
相关文章:
- » 廖意林：汨罗江头觅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