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看特朗普访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毛泽东与斯大林

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毛泽东与斯大林

彭学涛  郑瑞峰

朝鲜停战谈判是一个艰巨复杂、斗智斗勇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同一阵线的中苏双方有时意见一致,有时意见相左,但最终在双方协调一致的共同努力下,使停战谈判达成协议,进而实现了朝鲜停战。来自中俄的解密档案记录下了——

停战呼声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连续发动的第一、第二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朝鲜半岛的军事态势基本上回到了战争爆发前的状况。此时,全世界都在关注中朝联军是否会打过三八线。坐镇日本东京指挥战争、战争初期口出狂言的麦克阿瑟一下子乱了阵脚,华盛顿当局也陷入一片混乱。为了摆脱困境,杜鲁门总统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扬言,美国一直积极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企图对中朝实施核讹诈。但“核大棒”没有吓倒中朝人民,却吓坏了美国的盟友,遭到它们的坚决反对。

1950年12月5日,联合国内以印度为首的13个国家代表团向中国和朝鲜发出呼吁书,呼吁北朝鲜当局和中国政府“立即声明它们没有意思使它们控制下的任何部队前往三八线以南”,通过谈判停止战争,防止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印度和英国在联合国的代表积极活动,主动和中国派往联合国的代表伍修权接触,打探中国停战的条件,并提议由联合国大会主席等3人组成朝鲜停火委员会,先停火再谈判。朝鲜战争的谈判问题,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种形势下,是同意停火谈判还是打过三八线,中苏之间进行了紧张磋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倾向于举行停火谈判,但这不代表斯大林的想法。

就在印度等国发出呼吁书的同一天,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约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询问苏方对目前形势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苏进行谈判以及志愿军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的看法。葛罗米柯说目前美国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建议,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志愿军当然应当“趁热打铁”。紧接着,苏共中央政治局给维辛斯基发去指示电,明确否定了维辛斯基关于应当在朝鲜实现停火的建议,指出目前的所谓停战提议,多半只是美国为了改变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局面而采取的缓兵之计。苏联的意见和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入朝作战初战即获大胜,加上第二次战役的顺利进行,毛泽东认为“铁多气少”的美军战斗力远远不如侵华日军,甚至还不如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部队。因此,他认为只要再给正面之敌“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在战场形势有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倾向于继续进攻,即使要谈判,也要迫使美国接受中国的停战条件。

在对印度等国的停火呼吁书和苏联对停战问题的态度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之后,12月7日凌晨3点,周恩来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以书面形式转交了中国政府的停战条件,并告诉他如果中国的如下条件能够得到满足,中国同意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三、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五、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告诉罗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

当晚,斯大林回复周恩来:“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是中国亮出自己全部底牌的时候。”斯大林提议,中国公开表示赞成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但要求联合国和美国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斯大林知道,在当时的战争态势下中国的停战条件要价太高,美国人肯定不会接受,但只要中国同意停战,就可以把球踢给美国,迫使它暴露和谈阴谋,把和平旗帜抓在中国和朝鲜手中。当天,苏共中央政治局还指示维辛斯基,要他在向联大提交苏联方案时增加中国政府停火条件的第一条和第三条,配合中国在联合国的斗争。

经过与苏联协商后,12月9日,伍修权在联大对印度代表表明了中国政府愿意看到联合国和美国就停战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的态度。14日,在美国投赞成票的情况下,印度等国提出的停火案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随即成立的朝鲜停火委员会很快就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停战问题。但美国政府同意停火只是为了保持军事上的有利阵地,争取休整时间,它只同意寻求三八线停火,反对为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举行谈判或组成谈判委员会。在停火案通过的第二天,杜鲁门就发表广播演说,宣称美国愿意谈判但决不向“侵略”低头,也不“姑息”苏联统治势力造成的巨大威胁。1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管制中国在美国资产及对中国禁运的新闻公报。同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还在积极活动,企图把“中国干涉朝鲜”案列入联合国大会的议程,把中国推上被告席。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停战条件,而且要全面遏制中国,在朝鲜继续进行战争。

美国政府假停战真备战的面目暴露无遗。金日成极力主张继续向南进攻,斯大林也主张打过三八线,并主动提议为志愿军再提供2000辆汽车以解决志愿军后勤运输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政治角度反复考虑,否定了彭德怀休整两三个月再战的意见,决定发起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

“五步方案”

1950年12月31日,第三次战役打响,中朝军队占领了联合国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和韩国首都汉城,把战线向南平均推进了100公里,几乎到了三七线。第三次战役粉碎了美国政府在三八线一带停火的阴谋,加重了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军”的失败情绪,以至于美国决策层陷入了是应当撤离朝鲜半岛还是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的两难选择。如果撤离,将会严重损伤美国在西方阵营中的形象和地位,在政治上将是一败涂地;如果将战争扩大到中国,那就会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要摆脱两难境地,只有寄希望于谈判。

正当美国在朝鲜问题上进退维谷之际,1951年1月11日,朝鲜停火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了达成朝鲜停火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五步方案,即:(1)立即实现停火;(2)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当采取的进一步措施;(3)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4)在实现第三条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5)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从内容上看,这个方案部分符合中国的主张,特别是方案中关于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和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对中国非常有利。但五步方案对美国十分不利,美国非常希望停火,以赢得喘息之机,但它又不愿意同意停火之外的其他四步方案,特别是不愿讨论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如果美国政府赞成五步方案,就将失去盟友信任,激起国会和国内舆论对政府卷入战争决策的质疑与抨击,进而失去选民的支持;如果动用否决权,又会因违背众多中立国家的停火意愿而在联合国内失去支持。但极其被动的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这一建议,是因为它预料到并热切地希望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这会让美国化被动为主动。因而,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对这个决议进行表决时,美国投了赞成票,并在联合国组织它的盟友,一旦中国拒绝五步方案,就要求联合国大会通过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

此时,志愿军入朝作战人数达40万,经过几乎没有间隙的三次战役,减员已经达到10万人,部队疲惫不堪。而且因为战线过长,后勤补给线没有足够的空军掩护,弹药和粮食供给非常困难,部队的作战能力因此大受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停火决议对中国和朝鲜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不仅可以暂时占据三七线,在谈判中占领有利地位,而且可以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充分的休整,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在朝鲜停火委员会提出停火五步方案的当天,彭德怀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充分利用机会,因而主张停战。但是,毛泽东不这么看。因为同意停火方案就要同意联合国有权依据它所制定的原则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承认联合国有权暂时管理朝鲜,这对在国际上和中国一样受西方阵营敌视的朝鲜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同意停火必然会给中朝两国两党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毛泽东当时很难下决心接受五步方案。1月15日,毛泽东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通报斯大林,并对在中朝联军已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联合国军”下一步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方案作出了结果相同过程略异的两种判断:第一,“在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压力下,敌军将进行微弱的抵抗,然后撤出朝鲜。”第二,“敌军将在釜山--大邱地区进行顽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劳无益为止,此后将撤出韩国。”因此,中朝联军应当经过两至三个月的充分准备,“进行最后一项决定性战役”。可以看出,认定美国最终不得不撤离朝鲜的毛泽东自然不会同意停火方案。而志愿军三战三捷也重新激起了斯大林把美国逐出朝鲜半岛的强烈渴望,他自然同意毛泽东对战争趋势的判断,支持中国政府拒绝停火方案。1月17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席阿彼拉兹,明确拒绝了五步方案,并重申中国政府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主张,指出:中国政府不同意该委员会本月十三日通过的“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因为“先停战的目的,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时间”,“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的扩张侵略,而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

尽管美国对五步方案投赞成票是违心的,但拒绝五步方案使中国失去了在朝鲜战争的谈判桌上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和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外交机会,也丧失了一个分化敌方阵营的有利时机,正中美国下怀。美国代表借机在联合国大肆渲染中国的“战争狂热”,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并在朝鲜战场上发起反攻。

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试探性进攻摸清了中朝联军因后勤补给无法得到有力保障只能发动“礼拜攻势”和“月夜攻势”的规律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使朝鲜战场形势再次逆转。中朝联军为反击“联合国军”进攻,遂发起了第四次战役。斯大林对毛泽东制定的作战目标深表赞同,认为“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正确的”。第四次战役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中朝联军也损失了5.3万余人,并被迫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全线后撤100多公里,退回到三八线以北,而“联合国军”再次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紧接着,就在第四次战役结束的第二天,第五次战役又打响了。第五次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此役中朝联军共歼灭敌人8.2万余人,但自己损失达8.5万余人,志愿军有1.7万人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中朝联军还被迫向北撤退了40公里。

第四、第五次战役的结果清楚地表明,志愿军在短时期内无法将“联合国军”逐出朝鲜半岛,帮助朝鲜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战局的僵持和战斗力的损伤使得交战双方又都考虑到停战问题。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尚未结束,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对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多数与会者认为将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主张志愿军停在三八线附近为宜,让半岛局势保持战前状态,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会议最终确定这一方针。同样,朝鲜战争的扩大化和持久化违背了美国“先欧后亚”的国际战略,在朝鲜战场上进行过多的投入会让没有公开参加朝鲜战争的苏联在欧洲有机可乘。因此,尽管美国在军事上又处于相对有利地位,但此刻也在考虑谈判问题。

6月2日,斯大林向毛泽东通报说,美国前驻苏大使乔治·凯南5月31日以私人身份会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含蓄地表示美国希望在联合国或以其他方式与中国方面谈判结束朝鲜战争的办法。与此同时,到北京与毛泽东协商的金日成,也因短期内不存在统一朝鲜半岛的可能性而倾向于停战。经过会谈,毛泽东和金日成决定采取在准备长期坚持战争的同时争取和谈结束战争的策略方针。但这一方针最终确定之前,毛泽东和金日成必须听取斯大林的意见。6月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明了第五次战役的不利情况和火力太弱的现状,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已不能加速朝鲜战争的进程了,恐怕必须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志愿军仍准备反击,但只能在三八线附近稳扎稳打。毛泽东在电报中只字未提停战谈判问题,而是委婉地表达了中国希望停战的意愿。

但斯大林并不想通过和谈来结束战争,他担心和谈会让中国人失去彻底战胜美国人的信心。于是,他在6月5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鼓励毛泽东,“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加快朝鲜战争的进程,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战场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降低英美军队的军事威信。”并表示只要中国需要并提出订单,苏联都会予以满足,同时斯大林还认为,“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3-4个师,就不可能消除”中国军队存在的“不健康的情绪”。但斯大林的电报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希望举行谈判的意愿。收到斯大林电报的当天傍晚,毛泽东给斯大林回电,强调中国在朝鲜战争中“遇到了一些严重问题”,“如财政问题,在前线直接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敌人有在我后方沿海一带登陆危险的问题。”并明确提出高岗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报告上述问题,请斯大林“对如何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给以指示”。电报中,毛泽东明确告诉斯大林,高岗此行是准备向斯大林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

6月13日,高岗和金日成在莫斯科向斯大林通报了朝鲜战争问题。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中国提出的关于补充提供60个师的武器装备的申请订货单,以及毛泽东提出的为彭德怀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但当高岗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时,斯大林表示不理解,甚至有些激动: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该是美国人,不是我们。在高岗和金日成反复解释中朝方面的困难后,斯大林最终作出了让步。当天,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只是简单地说:“关于停战。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斯大林有点不情愿的表态让毛泽东下了进行停战谈判的决心。他当天就致电高岗和金日成,要他们与斯大林协商争取停战的办法。毛泽东说:“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应采取防御态势。”最好是“等待敌方提出”或“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至于停战条件,毛泽东认为,应当“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韩国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毛泽东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关于台湾问题,为了同美国讨价还价,应当提出这个问题。但“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要高岗和金日成向斯大林提出他电报中的内容,“并获得他的指示。”可见,毛泽东是主张由苏联出面提出举行停战谈判。

尽管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曾向凯南表示,因苏联不是参战方不能提出和谈问题,但因交战的中美双方都不愿主动提出和谈建议,因此斯大林决定由苏联提出。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了苏联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该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尽管苏联此一提议如同它前几次提议“始终是就朝鲜论朝鲜问题”,“从未把台湾问题及我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相关提出”,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微词,但在苏联提出举行停战谈判建议后,中美双方都表示了愿意进行停战谈判的意向。6月30日,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7月1日,中朝双方对李奇微的建议做出了积极回应。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漫长的“边谈边打”阶段。

战俘问题

从确定谈判开始,毛泽东和斯大林就频繁通电,交换对谈判方针和具体策略的看法。毛泽东甚至主张由斯大林“亲自领导这次会谈”。但斯大林认为毛泽东建议的由莫斯科派人去领导停战谈判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莫斯科最多“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停战谈判应当由毛泽东亲自领导。

在经过反复、紧张的电报磋商后,毛泽东充分听取了斯大林的意见,拟定了中朝方面的停战协议草案。草案包括:双方同时发布停火命令,双方在朝鲜的陆、海、空军力量停止敌对行动;双方陆、海、空力量从三八线各后撤10公里,在三八线向北和向南10公里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调运装备,调动或补充人员(包括陆、海、空运输);在停止军事行动后3个月内分批全部交换战俘;在朝鲜所有交战的外国军队,在2-3个月期限内应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鲜;南北朝鲜难民在4个月内应返回从前居住的地区。毛泽东拟定的这个停战协议草案,与美国投赞成票的五步方案相比,中国方面做出了很大让步,不得不放弃最为关心的台湾问题和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谈判条件,在战争态势上占有优势的美国还是拒绝接受,特别是撤退在朝鲜的全部外国军队和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提议。中朝方面不得已再次做出让步,表示不再提出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而在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上,美国谈判代表竟以其海空军优势提出了荒谬的“海空补偿论”,坚持以实际军事形势来确定军事分界线。双方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谈判久拖不决。为避免谈判破裂,中朝谈判代表准备提出“就地停战加调整的就地方案”,以便中朝能掌握政治主动和解除对方拖延谈判的借口,毛泽东和金日成对此都表示同意。

但美国把中朝方面的让步视作软弱,竟在谈判地区进行挑衅制造流血事件,中朝方立即宣布停会进行抗议。为了不使谈判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毛泽东提出邀请中立国家代表作为监督员和观察员参加谈判的设想,而在谈判过程中一直在听取毛泽东关于谈判通报而不表态的斯大林对此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没有任何益处”,会让美国人“认为中朝方面比美国人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定,”会使中朝在谈判中处于被动。尽管斯大林的意见不合乎中朝在战争态势上的被动局面,但毛泽东还是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主动性是不适宜的”。

10月25日,中断了两个多月的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在1951年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付出沉重代价但战果甚微的美国人不再坚持“海空补偿论”,中朝方面也不再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要求,主张以现有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且由此线各后退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11月14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致斯大林的电报,通报了中朝的谈判立场,并就建立停战监督机构、交换战俘、召开有关国家政府高级会议的方案等问题向征求斯大林的意见。电报中,周恩来还陈述了抗美援朝给中国财政和国内建设带来的困难,表达了中国“力求在今年达成停战”的愿望。但斯大林没有立即答复。由于斯大林迟迟不表明态度,中方两次推迟了同美方谈判代表的会晤,最后毛泽东不得不要求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致电斯大林进行答复。在毛泽东的催促下,斯大林当天表明了他对谈判的意见,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中朝方面应继续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躁和尽快结束谈判的表现”,因为美国人“更需要尽快结束谈判”。毛泽东同意斯大林的意见。11月20日晚,他致电李克农:“因敌人急于求成,我们不应表示比敌人更急。我们的态度是能在三十天内成立协议固好,拖长时间也不怕。”谈判进程证明,毛泽东和斯大林制定的谈判策略是正确的。11月23日,谈判双方就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议程达成协议。11月27日,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批准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双方终于在实质性问题上的谈判取得了第一个协议。

美国在划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谈判中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因而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在俘虏问题上大做文章,企图离间中朝关系,使得谈判进展更加缓慢,以致于其他问题解决后,朝鲜战争还是不能停战。在这一阶段,针对美国的谈判策略,中苏领导人依旧保持密切接触,斯大林对毛泽东给予了很大支持。

战俘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俘虏的人数差距过大。根据双方交换的战俘资料,中朝方面俘虏的战俘共计11559人,其中韩国俘虏7142人,“联合国军”俘虏4417人;而美方俘虏的朝鲜人民军111774人,志愿军为20700人,差距达十倍之多。战俘人数上的巨大悬殊让美国人觉得有机可乘,企图利用战俘遣返问题刁难中朝,为其在朝鲜所遭受的沉重打击挽回一些颜面。于是,美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中朝提出的全部遣返战俘的提议,提出了“一对一交换”的无理主张和“自愿遣返”的反提议;而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和台湾蒋介石政权也千方百计插手其中,趁机进行反动宣传和充实军力。美方和李、蒋特务在中朝战俘中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进行所谓“甄别”,逼迫一些中朝战俘表明自己不愿被遣返。1952年4月19日,美方宣称经过“甄别”,愿意遣返的中朝战俘约7万人,“拒绝遣返”的有42100名朝鲜籍战俘和15599名志愿军战俘。中朝谈判代表对此表示坚决拒绝,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为了迫使中朝方特别是朝鲜在战俘问题上接受其方案,美军利用其空中优势对朝鲜北方进行了大规模轰炸,给朝鲜造成了严重损失。仅在7月11日到12日夜,美军对平壤的大轰炸就造成了6000多平民死伤。与空中打击相配合,7月13日,美方宣布要求遣返的战俘人数从4月中旬的7万人增加到8.3万人,其中朝鲜人民军战俘7.66万人,约占应遣返的人民军战俘的80%;志愿军战俘6400人,只占应遣返的志愿军战俘的32%。美方这一新的方案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早已经表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金日成倾向于接受美方这一新方案,在美方宣布新方案的第二天,金日成就致电毛泽东和斯大林,提出应接受美方的条件,以便早日实现停战。7月15日,毛泽东在电报中劝说金日成,如果此时中朝方在敌人的军事压力下接受其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非常不利的。不接受美方建议的害处只有一条,即朝鲜人民和志愿军继续遭受损失,但战争也锻炼了中朝人民,推动了世界和平,并让“美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世界和平堡垒苏联加强建设并影响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还表示“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保证解决朝鲜人民的困难,”“如超过中国力之所及,我当与您共同请求菲利波夫(即斯大林--引者注)同志予以帮助”。为了防止美国利用中朝因战俘遣返而出现的矛盾,同日,毛泽东将这一问题的分析电告斯大林,希望得到斯大林的认同与支持。金日成在7月16日的回电中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信中还是表示:“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摆脱出来。”17日,斯大林复电认为毛泽东“在停战谈判上的立场完全正确”,对毛泽东表示支持,暂时弥合了中朝在遣俘问题上的分歧。

8月15日至9月22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主要讨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期间也多次与斯大林讨论朝鲜战争问题。8月20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周恩来反映中朝之间在遣俘问题上存在分歧,斯大林再次表示了他对中国的谈判立场的支持,认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耐心,需要很大的毅力。”同时他还表示,“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9月初,金日成、彭德怀也前往莫斯科,中、苏、朝领导人共同讨论了朝鲜停战谈判问题。讨论中,斯大林告诉金日成,他在此前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已经达成了共识,即“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若美国不同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中朝方也应该扣留相同比例的美国战俘。如此不行则可考虑由中立国进行调解,先解决停战问题。

9月19日,斯大林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仔细研究了国际上提出的各种方案,详细讨论了交换战俘问题。斯大林告诉周恩来苏联代表将在联合国提出解决朝鲜战争的三点建议:第一、双方立即停止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一切军事行动;第二、按照国际法准则将全部战俘遣返回国;第三、在2至3个月内,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并在直接有关各方和其他国家(包括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委员会的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本着朝鲜统一的精神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至于双方暂时扣留20%战俘和遣返其余全部战俘的提案,苏联代表团将不涉及此项提案,而把它留给毛泽东机动处置。

战俘问题在10月份再度陷入僵局,并导致停战谈判长期休会。1953年2月2日,新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做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国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和参加“联合国军”的15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美国这种挑衅性的举动再度加深了中美之间的敌意。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表明了中国的严正立场,强调“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加强”,要“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前景因此变得更不明朗。

签署协议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苏联政府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态度立即发生了改变。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内部率先提出一份关于立即在朝鲜停战问题的备忘录,认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以往曾经有过几次可以实现停战的机会,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停止战争的时候了。

莫洛托夫的提议迅速得到克里姆林宫决策者们的同意。在未事先征求中朝意见的情况下,苏联部长会议就根据这一文件起草了苏联政府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提出“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停战谈判问题上应当“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苏方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建议: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苏联外交部和驻联合国代表将紧随其后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态。3月21日,苏共领导人与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就朝鲜停战谈判正式递交了这一信件。

早日结束战争,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中国人民一直期待的。但对于结束战争的时机与方式,中国领导人是有不同看法的。此时志愿军的装备已经得到很大改善,大致再“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如果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会被打破”,那样就可以争取更为有利的停战谈判条件。但在苏联新领导人急于结束战争的情况下,毛泽东不便再坚持全部遣返战俘的立场。很快,中国政府公开表态:有条件地接受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经过一系列的谈判与交涉,6月8日,交战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妥协。战俘问题解决后,朝鲜停战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7月27日,双方正式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朝鲜战争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