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林海音的个人简介:西路军血染西域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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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后，中共中央立即决定由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原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过草地时隶属左路军留滞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后与三十三军合并为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组成西路军，全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其中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下辖三个军、一个骑兵师、一个妇女独立团、一个回民支队。三十军两个师共六个团，七千人，枪三千二百支，每枪平均子弹二十五发；五军两个师共四个团，三千余人，枪一千余支，平均每枪子弹五发；九军两个师共六个团，六千五百人，枪二千五百支，每枪平均子弹十五发；骑兵师共二百人马，枪二百支，平均每枪子弹二十五发。
10月25日至30日，西路军分梯次先后从甘肃靖远虎豹口一带强渡黄河，向河西走廊前进。到1937年3月，经过千里跋涉，历经山丹之战、高台之战、临泽倪家营子之战的西路军最终在六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全军覆没。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仅有420余人到达新疆，以副总指挥王树声为首的右支队只有零星人员化装回到陕北。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共有6万余人，遭此损折，只剩4万余人。西安事变后，中共只能改变部队整编计划，将原计划编为四个师的部队只能编为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春，张国焘借清明祭扫黄帝陵之名逃往武汉，公开声明脱党，中共中央虽然收拢与拯救了部分溃散归队和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却将西路军定性为张国焘为分裂党，分裂红军，妄图割据新疆称王阴谋的实施部队，将它当时的作用和功绩一笔抹掉。从那时起，军史、党史凡提到西路军，便持此论调。
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借着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李先念，徐向前作为当事人，不甘自己所属部队蒙冤四十载，才上书当时的党中央重新审查西路军事件。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电文由此得以解密。新的党中央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才为西路军平反，宣布西路军是党中央和和中央军委为实行宁夏战役，先期派出的左翼策应部队，在宁夏战役搁浅后，又是实施中央打通新疆、获取国际支援通道的特遣部队。至此，基本还原了西路军的真相。事实上也是如此，西路军机械而忠实地执行了中央军委的每一个决策，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才换来了甘肃黄河以东主力红军的相对安全，并有力地支援了他们在陕甘苏区的斗争，保证了党中央站稳脚跟。
研究历史，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这种恢复有时是无情和残酷的。徐向前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历史经验总结的遗著中是这样说的：第一：任务问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一般说来，外线主动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时发生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至于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西路军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一方面军委管得太死太细，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一方面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背着追随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包袱不能自拔，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唯中央军委电令马首是瞻，最后成了决定西路军命运的符咒。应该说，徐帅的分析较为客观实际。但他仅仅从军事上，从部队自身的内因上分析了西路军败亡的原因，而回避了政治问题。 分析历史和当时中央军委与西路军来往的电报。西路军的战略战役任务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不明确，飘忽无定的。既然决定进行宁夏战役，派西路军先期渡河为左翼策应，进攻中卫并迂回定远营（今内蒙阿左旗首府，贺兰山北麓军事要冲），就应以第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南线屏蔽渭河流域，向西警戒中央军胡宗南、王均、毛柄文部，集中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四军、三十一军主力，北出固原，威州，兵锋直指中宁、灵武，马鸿奎纵有天大本事，以其十五路军也无法分兵四路堵截红军。红军照样可以实现割据宁夏黄河以南，达到在经济、文化相对发展，人口密集地区以休养生息的战役目标。但是军委延误时机，致使敌人大军云集，马鸿奎重新布防中卫、中宁，吴忠，战役机会稍纵即失，宁夏战役未果而终。这时，被孤立在河西的西路军如果趁马步芳大军尚未完成集结，民团也未完成动员，马步青骑五师做鸟兽散之际，丢开堡寨，一边筹粮，一边大步前进，可以在河西如入无人之境，强行军二十天就可到达星星峡，取得苏联装备给养，再回头建立河西根据地，扫荡增援河西的马家军，即完成了牵制西北四马，（青海方面，马步芳新二军；河西凉州地区，马步青骑五师；中宁、中卫，马鸿宾三十五师；灵武、银北，马鸿奎十五路军）又完成了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同时可以随时东返支援陕北。即使不采取此策，也不应对叛属无常的西北四马存在任何幻想，搞什么围而不打，和平谈判，联合抗日。结果屯兵于坚城之下，靡费时日，给马步芳大军完成集结，倾巢出动，围堵河西走廊提供了全部时机。如果，以三十军迅疾攻克武威，灭骑五师，马步芳失去臂膀，独木也难以支撑。再以红五军守住乌鞘岭，三十军急行军至张掖民乐守住扁都口，青海马家军在天险面前，只能望山兴叹，而无法奈何我军。此时，以三十军大部转战，扫清凉、甘、肃州的马家军，站稳脚跟，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未尝没有可能。但是这一切可能都因中央军委朝令夕改、变幻莫定的电令而东奔西跑，可怜西路军将士们只有空腹单衣，与敌骑兵殊死搏斗在枯寒的河西走廊戈壁滩，流血裂冰，伏尸盈雪，外无援军，内无粮弹，进、退两难，等待他们的只有全军覆没。
一、西路军失败的大致原因：
第一：敌我力量悬殊。马家军为防止中央军插手河西事务，丧失自己的地盘，倾巢出动骑五师，新二军全部兵力八个旅，若干直属部队计二万五千人，战马一万三千匹。动员省属各县民团八万五千人，战马四万七千匹。军力是西路军的六倍，又以来去如风，攻势迅猛的骑兵为主，在攻守之势上造成了西路军致命的威胁。
第二：受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害。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为了与张国焘划清界线，不敢能动性地指挥战斗，不敢采取坚决果断的自救措施，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唯中央军委电令是听，丝毫不顾及西路军实际，最后断送了这支部队。总指挥徐向前性格中有懦弱，拘谨的一面，（在鄂豫皖苏区时，自己在前方指挥打仗，老婆程训宣被当作反革命在后方被肃反，他逆来顺受，独自流泪）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心血创建的老部队血染黄沙、血本无归。
第三，脱离实际的指挥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央军委今天要西路军打通新疆国际路线（1936年11月10日，11月13日，12月18日、12月27日电报），明天要西路军在永昌、凉州、甘州、民勤建立根据地（1936年11月8日，11月19日，1937年1月5日、7日、8日电），后天又要部队东移策应河东（1936年11月24日，12月14日，12月24日、1937年1月16日电报），这种自相矛盾的电令，导致西路军疲于奔命，首尾两端，进不得，退不成，在敌军重围中越陷越深，才是西路军全军覆没的重要原因。西路军的覆没主要是政治的因素，尽管担负了一定合理性的军事任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牵制了敌人军力，保证了中央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西路军的覆灭是张国焘分分裂主义路线的最后殉葬品。三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宁回师时还有三万五千余人，军力是一方面军，二方面军，陕北红军的全部还要多（1935年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向西策应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6年10月8日同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历时近1年半，曾叁过草地，转战川、 康、甘3省。 出发时为8万余人，到达陕北剩33000人；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从中央苏区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历时1年，行程2万5千里，经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省。出发时为86000人，到达陕北只剩约7千人，大约每12人中只有1人到达陕北；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湘西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10月22日至宁夏的兴隆镇、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历时11个月，行16000里，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共10省。出发时为21000人，到达陕北剩13300余人）。尽管张国焘取消了伪中央，有限度地承认了错误，但他仍然是最大实力的红四方面军的实际领导者。延安批判张国焘时，红军大学里以许世友为首的红四方面军将领密谋“叛逃”事件上也可以说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将领心中的地位。 中央和毛泽东不能不警惕他可能会故技重演，所以以红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既可以掩护中央侧翼，牵制胡宗南、盛世才和四马的军力，保证中央红军的安全，又可以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即使西路军败北，也大大削弱了张国焘的实力，并借此可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行，使由独立山头发展起来的各支红军部队皆听命于中央，防止尾大不掉的现象再次发生。这就是那些自相矛盾的电令的由来。这样做虽然残酷，但却是必要的。长征中，当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脱离张国焘急速北进时，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作为草地行军右路军的主力部队，并不听命于中央，而仍回红四方面军跟随张国焘南下，足可见张国焘对部队的控制。至于五军，大概董振堂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卓木碉会议上，不合时宜地对长征以来五军团的处境发了些不满中央的牢骚，由此招致了划归西路军的命运。
二、西路军将领名单及其结局：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 化妆回到延安，建国后授元帅衔。
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 离开部队跑回老家，后在国家编译局工作，1967年去世。
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 化妆成乞丐回到延安，55年授大将衔。
西路军参谋长李特 达到新疆后，被王明处死。
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到达新疆，1989年逝世。
西路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到达新疆，建国后在商业部工作
西路军军政委员熊国炳 部队打散后，隐姓埋名当了农民
西路军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 牺牲
总供给部长郑义斋 牺牲
总部第一局局长郭天民 到达新疆，55年授上将衔
总部第二局局长宋侃夫 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委书记
总部第四局局长杜义德 化妆成乞丐回到延安，55年授中将衔
总部第五局局长方强 55年授中将衔
西路军作战参谋陈明义 历时四个月走回延安（与肖永银一起护送徐向前， 55年授少将衔）
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 被俘后，被营救出来，建国后任纺织部副部长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 牺牲
红五军政委黄超 到达新疆后，被王明处死
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 牺牲
红五军参谋长李屏仁 牺牲
红五军十三师参谋长刘培基 牺牲
红五军十三师师长李连祥 牺牲
红五军十三师师长叶崇本 牺牲
红五军十三师政委朱金畅 牺牲
红五军十四师师长郭锡山 叛变
红五军十四师政委谢良 55年授少将
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 55年授大校衔，61年晋升少将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 被俘，不屈就义
红九军代军长李聚奎 建国后1958年补授上将衔
红九军政委陈海松 牺牲（20岁任军政委，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级干部）
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 牺牲
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山 牺牲
红九军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 牺牲
红九军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 牺牲
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 牺牲
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 牺牲
红九军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 牺牲
红九军二十七师政委李德明 牺牲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带领420多人到达新疆，建国后曾担任国家主席
红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 西路军失败后只身一人，沿途乞讨36天回到陕北， 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政委，55年授上将衔
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 到达新疆，55年授中将衔
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 被俘，后被营救，55年授少将衔
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55年授中将衔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 牺牲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 被俘逃出，55年授中将衔，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 被俘牺牲
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政委张文德 牺牲
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政治部主任皮晓约 被俘
红三十军警卫排排长肖永银 与陈明义一起护送徐向前，后与徐分开，4个月后走回延安，55年授少将衔。
三十军二六七团营政委宋承志 55年授少将衔，任沈阳军区炮兵司令
骑兵师师长董彦俊 牺牲
骑兵师政委秦贤道 牺牲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 被俘，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逃出牢后与部队失去联系，沿途乞讨回乡，成了一个普通农民，直到1989年才恢复党籍。
妇女独立团政委吴富莲 被俘牺牲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某某（后叛变）。
10月25日至30日，西路军分梯次先后从甘肃靖远虎豹口一带强渡黄河，向河西走廊前进。到1937年3月，经过千里跋涉，历经山丹之战、高台之战、临泽倪家营子之战的西路军最终在六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全军覆没。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仅有420余人到达新疆，以副总指挥王树声为首的右支队只有零星人员化装回到陕北。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共有6万余人，遭此损折，只剩4万余人。西安事变后，中共只能改变部队整编计划，将原计划编为四个师的部队只能编为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春，张国焘借清明祭扫黄帝陵之名逃往武汉，公开声明脱党，中共中央虽然收拢与拯救了部分溃散归队和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却将西路军定性为张国焘为分裂党，分裂红军，妄图割据新疆称王阴谋的实施部队，将它当时的作用和功绩一笔抹掉。从那时起，军史、党史凡提到西路军，便持此论调。
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借着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李先念，徐向前作为当事人，不甘自己所属部队蒙冤四十载，才上书当时的党中央重新审查西路军事件。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电文由此得以解密。新的党中央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才为西路军平反，宣布西路军是党中央和和中央军委为实行宁夏战役，先期派出的左翼策应部队，在宁夏战役搁浅后，又是实施中央打通新疆、获取国际支援通道的特遣部队。至此，基本还原了西路军的真相。事实上也是如此，西路军机械而忠实地执行了中央军委的每一个决策，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才换来了甘肃黄河以东主力红军的相对安全，并有力地支援了他们在陕甘苏区的斗争，保证了党中央站稳脚跟。
研究历史，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这种恢复有时是无情和残酷的。徐向前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历史经验总结的遗著中是这样说的：第一：任务问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一般说来，外线主动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时发生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至于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西路军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一方面军委管得太死太细，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一方面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背着追随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包袱不能自拔，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唯中央军委电令马首是瞻，最后成了决定西路军命运的符咒。应该说，徐帅的分析较为客观实际。但他仅仅从军事上，从部队自身的内因上分析了西路军败亡的原因，而回避了政治问题。 分析历史和当时中央军委与西路军来往的电报。西路军的战略战役任务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不明确，飘忽无定的。既然决定进行宁夏战役，派西路军先期渡河为左翼策应，进攻中卫并迂回定远营（今内蒙阿左旗首府，贺兰山北麓军事要冲），就应以第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南线屏蔽渭河流域，向西警戒中央军胡宗南、王均、毛柄文部，集中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四军、三十一军主力，北出固原，威州，兵锋直指中宁、灵武，马鸿奎纵有天大本事，以其十五路军也无法分兵四路堵截红军。红军照样可以实现割据宁夏黄河以南，达到在经济、文化相对发展，人口密集地区以休养生息的战役目标。但是军委延误时机，致使敌人大军云集，马鸿奎重新布防中卫、中宁，吴忠，战役机会稍纵即失，宁夏战役未果而终。这时，被孤立在河西的西路军如果趁马步芳大军尚未完成集结，民团也未完成动员，马步青骑五师做鸟兽散之际，丢开堡寨，一边筹粮，一边大步前进，可以在河西如入无人之境，强行军二十天就可到达星星峡，取得苏联装备给养，再回头建立河西根据地，扫荡增援河西的马家军，即完成了牵制西北四马，（青海方面，马步芳新二军；河西凉州地区，马步青骑五师；中宁、中卫，马鸿宾三十五师；灵武、银北，马鸿奎十五路军）又完成了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同时可以随时东返支援陕北。即使不采取此策，也不应对叛属无常的西北四马存在任何幻想，搞什么围而不打，和平谈判，联合抗日。结果屯兵于坚城之下，靡费时日，给马步芳大军完成集结，倾巢出动，围堵河西走廊提供了全部时机。如果，以三十军迅疾攻克武威，灭骑五师，马步芳失去臂膀，独木也难以支撑。再以红五军守住乌鞘岭，三十军急行军至张掖民乐守住扁都口，青海马家军在天险面前，只能望山兴叹，而无法奈何我军。此时，以三十军大部转战，扫清凉、甘、肃州的马家军，站稳脚跟，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未尝没有可能。但是这一切可能都因中央军委朝令夕改、变幻莫定的电令而东奔西跑，可怜西路军将士们只有空腹单衣，与敌骑兵殊死搏斗在枯寒的河西走廊戈壁滩，流血裂冰，伏尸盈雪，外无援军，内无粮弹，进、退两难，等待他们的只有全军覆没。
一、西路军失败的大致原因：
第一：敌我力量悬殊。马家军为防止中央军插手河西事务，丧失自己的地盘，倾巢出动骑五师，新二军全部兵力八个旅，若干直属部队计二万五千人，战马一万三千匹。动员省属各县民团八万五千人，战马四万七千匹。军力是西路军的六倍，又以来去如风，攻势迅猛的骑兵为主，在攻守之势上造成了西路军致命的威胁。
第二：受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害。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为了与张国焘划清界线，不敢能动性地指挥战斗，不敢采取坚决果断的自救措施，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唯中央军委电令是听，丝毫不顾及西路军实际，最后断送了这支部队。总指挥徐向前性格中有懦弱，拘谨的一面，（在鄂豫皖苏区时，自己在前方指挥打仗，老婆程训宣被当作反革命在后方被肃反，他逆来顺受，独自流泪）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心血创建的老部队血染黄沙、血本无归。
第三，脱离实际的指挥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央军委今天要西路军打通新疆国际路线（1936年11月10日，11月13日，12月18日、12月27日电报），明天要西路军在永昌、凉州、甘州、民勤建立根据地（1936年11月8日，11月19日，1937年1月5日、7日、8日电），后天又要部队东移策应河东（1936年11月24日，12月14日，12月24日、1937年1月16日电报），这种自相矛盾的电令，导致西路军疲于奔命，首尾两端，进不得，退不成，在敌军重围中越陷越深，才是西路军全军覆没的重要原因。西路军的覆没主要是政治的因素，尽管担负了一定合理性的军事任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牵制了敌人军力，保证了中央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西路军的覆灭是张国焘分分裂主义路线的最后殉葬品。三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宁回师时还有三万五千余人，军力是一方面军，二方面军，陕北红军的全部还要多（1935年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向西策应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6年10月8日同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历时近1年半，曾叁过草地，转战川、 康、甘3省。 出发时为8万余人，到达陕北剩33000人；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从中央苏区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历时1年，行程2万5千里，经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省。出发时为86000人，到达陕北只剩约7千人，大约每12人中只有1人到达陕北；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湘西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10月22日至宁夏的兴隆镇、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历时11个月，行16000里，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共10省。出发时为21000人，到达陕北剩13300余人）。尽管张国焘取消了伪中央，有限度地承认了错误，但他仍然是最大实力的红四方面军的实际领导者。延安批判张国焘时，红军大学里以许世友为首的红四方面军将领密谋“叛逃”事件上也可以说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将领心中的地位。 中央和毛泽东不能不警惕他可能会故技重演，所以以红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既可以掩护中央侧翼，牵制胡宗南、盛世才和四马的军力，保证中央红军的安全，又可以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即使西路军败北，也大大削弱了张国焘的实力，并借此可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行，使由独立山头发展起来的各支红军部队皆听命于中央，防止尾大不掉的现象再次发生。这就是那些自相矛盾的电令的由来。这样做虽然残酷，但却是必要的。长征中，当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脱离张国焘急速北进时，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作为草地行军右路军的主力部队，并不听命于中央，而仍回红四方面军跟随张国焘南下，足可见张国焘对部队的控制。至于五军，大概董振堂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卓木碉会议上，不合时宜地对长征以来五军团的处境发了些不满中央的牢骚，由此招致了划归西路军的命运。
二、西路军将领名单及其结局：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 化妆回到延安，建国后授元帅衔。
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 离开部队跑回老家，后在国家编译局工作，1967年去世。
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 化妆成乞丐回到延安，55年授大将衔。
西路军参谋长李特 达到新疆后，被王明处死。
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到达新疆，1989年逝世。
西路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到达新疆，建国后在商业部工作
西路军军政委员熊国炳 部队打散后，隐姓埋名当了农民
西路军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 牺牲
总供给部长郑义斋 牺牲
总部第一局局长郭天民 到达新疆，55年授上将衔
总部第二局局长宋侃夫 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委书记
总部第四局局长杜义德 化妆成乞丐回到延安，55年授中将衔
总部第五局局长方强 55年授中将衔
西路军作战参谋陈明义 历时四个月走回延安（与肖永银一起护送徐向前， 55年授少将衔）
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 被俘后，被营救出来，建国后任纺织部副部长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 牺牲
红五军政委黄超 到达新疆后，被王明处死
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 牺牲
红五军参谋长李屏仁 牺牲
红五军十三师参谋长刘培基 牺牲
红五军十三师师长李连祥 牺牲
红五军十三师师长叶崇本 牺牲
红五军十三师政委朱金畅 牺牲
红五军十四师师长郭锡山 叛变
红五军十四师政委谢良 55年授少将
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 55年授大校衔，61年晋升少将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 被俘，不屈就义
红九军代军长李聚奎 建国后1958年补授上将衔
红九军政委陈海松 牺牲（20岁任军政委，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级干部）
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 牺牲
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山 牺牲
红九军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 牺牲
红九军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 牺牲
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 牺牲
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 牺牲
红九军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 牺牲
红九军二十七师政委李德明 牺牲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带领420多人到达新疆，建国后曾担任国家主席
红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 西路军失败后只身一人，沿途乞讨36天回到陕北， 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政委，55年授上将衔
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 到达新疆，55年授中将衔
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 被俘，后被营救，55年授少将衔
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55年授中将衔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 牺牲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 被俘逃出，55年授中将衔，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 被俘牺牲
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政委张文德 牺牲
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政治部主任皮晓约 被俘
红三十军警卫排排长肖永银 与陈明义一起护送徐向前，后与徐分开，4个月后走回延安，55年授少将衔。
三十军二六七团营政委宋承志 55年授少将衔，任沈阳军区炮兵司令
骑兵师师长董彦俊 牺牲
骑兵师政委秦贤道 牺牲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 被俘，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逃出牢后与部队失去联系，沿途乞讨回乡，成了一个普通农民，直到1989年才恢复党籍。
妇女独立团政委吴富莲 被俘牺牲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某某（后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