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陈妍希过不长:沉默的英雄，红色的间谍 9

 

　　李正文同志是我党的一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他在1941年受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日伪的情报工作，日寇投降后转回中国共产党，直到上海解放。他长期在隐蔽战线上英勇斗争，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上海解放前，他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三位委员之一。 　　1999年在纪念上海解放五十周年之际，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为表彰这位为解放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革命老人，特地派两位负责干部去北京李老家中慰问，并以该局名义赠给他书有“疾风劲草青史英豪”八个大字的横幅，以表敬意，也是代表组织对李老一生的公正评价。 　　李老这位忠诚坚定的共产党人，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那就是他曾在苏联被内务部逮捕关押，在劳改营经受了近两年的残酷折磨，九死一生，是极少数得以平反出狱的幸存者之一。斯大林当时的所谓“大清洗”，冤死的不仅是无数苏联本国党政军各界的干部和群众，还有很多外国的革命同志，包括我国一大批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干部和学生，以及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极为优秀和忠诚的共产党人，却被强加于外国间谍、特务的莫须有罪名，作为反革命罪犯投入监狱，不少人惨死在劳改营中。这一段惨痛历史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本想作马列主义的信徒，却成为情报人员

　　李正文1908年出生在山东潍县农村一个贫农家中，1916年随家人逃荒到了东北关东的四平街。他自小勤奋好学，但因家境贫寒，小学和初中期间经常被迫辍学，后得到同学资助，顺利读完高中三年。1930年以优异成绩升入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 李在高中时期即开始接触先进思想，参加进步活动，接受中共满洲省委地下组织领导。在东北大学曾被国民党市党部通缉，幸得校方庇护，才免于被捕。 　　“九一八”事变后，李逃亡到北平，在清华大学借读。1932年参加北平“左联”（左翼作家联盟），并很快被选为执委兼理论部长。不久又从“左联”转到“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担任执委兼研究部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用岳光的笔名编译了多种苏联有关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和小册子。 　　1933年10月，李正文经北平“社联”党团书记宋劭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社联”的党团成员，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当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党组织经常举行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和公开讲演等冒险活动，把党员群众和进步力量公开暴露在国民党特务面前。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白色恐怖越来越猖獗，蒋孝先的宪兵第三团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社联”、“左联”等进步团体也陷于瘫痪状态。1934年5月宋劭文被捕，整个“社联”的活动被迫停止。 　　约在此事发生半年前，李曾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认识了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的刘一樵。刘和李经过多次交往，彼此之间都比较熟悉，刘也知道李的共产党员身份。在“社联”停止活动后，刘就向李提出，愿不愿意去苏联学习，李当即表示愿意去。1934年8月间，刘带李到六国饭店会见一个苏联人，在座的还有一位名叫肖项平的中国人，据说是苏联情报系统在华的负责人之一。那个苏联人问李到苏联去想学什么，李说希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就说，那就派你到莫斯科去学习理论。 　　肖项平带李正文到了上海，办理去苏联的手续。在上海停留了三个月，肖要李抓紧空余时间设法提高自己已掌握的英、日文水平。1934年11月李正文乘上去苏联的轮船，先到海参崴，后转伯力，在伯力又停留了约一个月，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5年1月了。 　　在莫斯科接待李正文的是苏联国防部的一位叫阿基莫夫的少将（此人在我国北伐时曾来华担任过军事顾问），阿基莫夫把李送到莫斯科郊区的赫姆基无线电学校，要他学习无线电课程，实际上这是一所培训情报人员的秘密学校，李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因为他在北平时讲好是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经过反复交涉，校方最后同意李的请求，为他专门开了列宁主义问题的课，同时也要他学习其他课程，包括如何识别日本的军种、兵种、各种武器弹药的性能和作用等知识。在这个学校和李同一班级的共有八名中国学员，1936年上半年同时结业。李原有较好的英、日语基础，在学习期间，他又很快掌握了俄语。 　　结业以后，李被单独转到莫斯科的另一个叫马拉霍夫卡的郊区，住在一幢专门接待外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宿舍大楼里，等待分配工作，这幢大楼又称国际招待所。 　　先后来到这家招待所的中国人连李在内共有六个人（四男二女），为了保密，他们相互都用俄文名字称呼，李的俄文名字是瓦夏。最后到的一位取名叫罗莎的女同志，是刚从上海来的，她原名吴先清（刘鼎同志的夫人），是中共老党员，长期为苏联搞情报工作，与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有来往。 　　在这个招待所里，他们的生活条件较好，除吃住外，每人每月还发100卢布零用钱。有的人就经常进城去吃喝玩乐，甚至喝得酩酊大醉回来。李正文则始终洁身自好，烟酒不沾，也很少去莫斯科城里闲逛。他总觉得应该利用空余时间多学点东西，所以几乎成天关在房里看书学习，主要是钻研俄文和理论。他和大家的关系都处得很好。但万万没有想到，可怕的厄运正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来。

遭诬陷，成为苏联大清洗中的“特务”

　　1937年夏季的一天，吴先清对李正文说，她发现他们那个叫索妮的女同志经常偷偷地给上级写针对他们几个人的诬告信，指控他们是反革命。吴还说，今天乘索妮不在，她找到了一批诬告信的底稿，叫李快去看。李看后大吃一惊，其中讲到李正文的部分是这样说的： 　　“瓦夏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的五一劳动节，大家喝酒庆祝，而他怎么也不肯喝；瓦夏不想看到苏联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经常待在房间里，不愿到莫斯科城里去参观；瓦夏为了掩盖他的反革命政治面目，买社会主义建设公债最多，捐给西班牙革命战争的钱也最多。” 　　实际是李不乱花钱，把每月的零花钱省下来，因而买的公债和捐献的钱就比别人多。索妮的信里还说： 　　“瓦夏懂日文，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长得也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务。” 　　她写吴先清和其他几个人的诬告信，也都是满纸荒唐，全是造谣。 　　李正文完全没有想到，世上竟会有这样卑鄙到不择手段来陷害别人的人。他和吴先清都气愤极了，当天等索妮回来就和她大吵了一架，从此见面也不说话了。 　　当时正是苏联大清洗时期，斯大林大搞肃反扩大化，全苏联处于极为恐怖的气氛之中。不仅是苏联人，也使在苏联的外国人感到人人自危，李正文他们也感觉到了。当时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已经大张旗鼓地宣传，声言要发动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声势浩大的运动。斯大林公开号召，要大家“大胆怀疑”，提供“人民敌人”的材料，说什么只要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也是我们需要的。于是在全苏联掀起了一片诬陷狂和告密狂，造成不仅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共产党人遭逮捕，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工作或学习乃至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纷纷被捕，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一批接着一批遭到苏联内务部逮捕和审讯，差不多都是被指控为“日本间谍嫌疑”，而西方人则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嫌疑”。 　　住在国际招待所的六名中国人，除那个不断写诬告信的索妮外，都先后被捕。李正文懂日文，在劫难逃。吴先清则因她来苏联时途经日本，并在那里停留了若干天，也硬说她是“日本间谍”。五个人中他们两个是最后被捕的。1937年11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招待所那个一直和他们联系的翻译通知李正文和吴先清，说领导要找他们谈话，并一再要他们多带点衣服和日用品。李虽意识到可能要逮捕他们，但自认为自己完全清白，反正很快就会回来，就和往常一样，什么也没有带。中途换了一次车，从黑色车换成了内务部的黄色车，直接开进了莫斯科鲁别克监狱。 　　据说这个监狱关的都是“要犯”，关李正文的牢房里已有近十个人挤在一张通铺上。他们见李进去，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给他腾地方。李当时认为他们都是真正的“人民敌人”，而自己则是因误会被捕的人。同他们是敌我关系，故装聋作哑，自始至终不和他们搭话。但他们仍然亲切地向他介绍，说他们都是苏联的驻外大使，这个监狱的规矩是如何、如何的，并告诉他，如果你的问题严重，就要留在这个监狱里，如果不严重，就将被送去布德里斯克监狱，然后押到劳改营。但不管什么情况，都不会被释放，还要判刑，至少五年。 　　李正文当时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这些话，认为是故意挑拨离间，要他反苏。他心想，抓我完全是一时误会，不出一个星期就可获释。然而大出李正文的意料，对他的审讯既草率又无理。首先是每次审讯都叫他“刘进”，李一再声明，他从来没有叫过“刘进”，你们搞错人了。最后他们才改口称他“刘进又名李正文”，说明他们连名字都没有搞清楚，就把人抓进来了。 　　然后是大搞疲劳轰炸、车轮战，每次审讯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搞得李头昏脑涨。一再逼他承认是“日本间谍”，还用手枪顶着他的脑袋吓唬他，硬说他懂日文，母亲是日本人，非是“日本间谍”不可。李再三申辩说，日文是在东北四平和沈阳学校里学的，那时那里的学校都有日文课，至于他的母亲，则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中国劳动妇女，根本不是什么日本人，你们只要稍作调查就会弄清楚。可他们根本不相信，说他编造假话，还骗他说：“我们有一种药酒，人喝下去就会迷醉，不自觉地把真话都说出来。你不说真话，就叫你喝这种药酒。”李说，“我倒真想喝这种药酒呢，那样你们就会知道我说出来的全是真话，到底我是不是日本间谍了。” 　　谁知这些审讯者完全不顾事实，也不要任何证据，就把李正文定为“日本间谍嫌疑犯”，并经苏联法院特别会议判处五年徒刑，送到布德里斯克监狱关押。这时李正文才开始明白那几位苏联大使所讲的话，并怀疑苏联内务部抓来的人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人民敌人”！

非人的监狱生活

　　在布德里斯克监狱，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大牢房里，住着一百多个犯人，除了少数刑事犯外，大多是所谓的“政治犯”，有苏联人，还有很多外国人。这些“政治犯”彼此间都很融洽，对李正文也很友善，使李体会到一种国际主义的友情。在和他们接触交往后发现，这些人和他一样，都是无辜被捕的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崇敬斯大林，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天真地以为他是受了内务部的蒙蔽，才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情，只要斯大林一旦发觉，他们都会被释放出去，而且这样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有一位乌克兰中校军官，睡在李正文旁边，因为彼此都是共产党员，便成了好朋友。一个做值日的苏联盗窃犯老是找岔欺负李正文这个中国人，故意折磨他。这位中校就挺身而出，把这个盗窃犯狠狠揍了一顿，使他再也不敢对李无理。监狱每天只发300克（6两）面包，李经常饿得十分难受，而中校的妻子常从家里给中校送来面包、奶油和香肠，他都要分给李吃。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李说：“如果我们都能释放出去，那就一起到中国发动游击战争，你当政委，我当指挥员。”这些都使李十分感动。 　　1938年5月，李正文和其他几个中国“政治犯”一起被从布德里斯克监狱发配到苏联靠近北极圈的齐必由劳改营服役。这个劳改营处在西伯利亚的最北端，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一年四季天寒地冻，最冷时可达摄氏零下50度以上。他们每天都要从事10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每人都有劳动定额，口粮面包是按完成定额多少来分配的。如不出工一天只给200克，出工只完成定额一半以下的，给400—500克，完成百分之百定额的给800—1000克，菜和汤也按定额分配。劳改营从不给犯人发衣服、帽子、鞋袜等必需品，更不用说日用品了，逼着你拼命劳动挣钱来自己解决。很多人都穿着缝了又缝、补了又补、难以蔽体的破烂衣服。李正文体弱力气小，又不善于干力气活，累得要死也完不成定额，当然也就经常挨饿。 　　那里的人际关系也极为险恶，这个劳改营里有“政治犯”，也有不少刑事犯——小偷、流氓、劫匪、赌徒、杀人犯等等。这些刑事犯十分嚣张霸道，常常欺压殴打“政治犯”，偷、抢“政治犯”的东西，女犯人则被他们轮奸，整个劳改营是一座可怕的人间地狱，不少人就在那里被折磨而死，有饿死的，有累死的，有病死的，还有冻死的，死了就抬出去一埋了之。和李正文一起被押解到这个劳改营的原莫斯科东方大学青年学生王迁，一位1927年就入党的姓包的老同志，还有和李同时被捕判刑的吴先清同志，都在这个劳改营里悲惨死去。李正文自己如果不是得到难友姚艮的全力帮助，也必死无疑。 　　姚艮比李正文小四岁，他于1931年在东北入党。“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他受组织派遣到莫斯科求援，在进入苏联边境地区不久即被当做日本间谍嫌疑逮捕。最后被莫名其妙地判刑五年，递解到远东、中亚等地的劳改营服役。其间因劳动优异，按规定应给他减刑两年半，在1935年3月释放。但苏联当局言而无信，非但没有给他减刑，五年期满后还把他继续关押劳改，最后转到了齐必由劳改营。姚感到灰心失望、前途渺茫，在李正文到来时，他正处于极度苦闷无法自拔的状态之中。 　　李正文和姚艮同住在一个大工棚里，这里除姚艮外，还有一些中国“政治犯”，有的已经关押很久，他们都曾经满腔热情地来到这个被看做是共产主义圣地的苏联，但谁也没有想到会平白无故地蒙受不白之冤，成了一名罪犯，大家怎么也想不通这个道理。而在苏联这个最北边的劳改营里，对每个人都是严峻的大考验。精神上的折磨不用讲了，每天还要在严寒下干挖煤、挖坑、砸石头、盖房等等超乎体力的重劳动，很多体力差的人就这样被拖垮、拖死。李正文成天干重活，吃不饱、穿不暖，靠着自己一定要活下去的坚定信念和毅力，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已到了能够忍受的极限。 　　姚艮向李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个小伙子经过五年多重体力劳动，什么苦活都干过，练就了一身强壮的筋骨。他和李正文一见如故，常把自己节省下来的口粮给李充饥，并用工余时间帮别人干活挣来的钱接济李，这样才使李没有饿死、冻死。有一次劳改营派他们到一个一丈深的大坑里去挖泥，修建重油库。李奋力干了一阵，力气耗尽，再也挖不动了，人像瘫了一样，定额还远远没有完成。而姚艮干完了自己的定额后，又回过来帮李干了好几个小时的活，完成了定额。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有一天，姚艮下工回来，看见一群人正围着李正文，看他干劈柴的活。李用一把大斧在劈一段直径足有半米长的木柴。那把大斧子叫大楔子斧，斧头足有十公斤重，再加上又粗又长的柞木斧把，一个棒小伙子举起它来都相当费劲，只见李正文勉强把斧子举了起来，落下去时非但没有把木柴劈开，反而弹落在地上，粗大的木墩子上只留下一道浅浅的斧痕，围观的人群登时哄然大笑，有人说：“哎，不要把大斧子落在自己头上，当心脑袋开花！” 　　从这天以后，姚艮和其他几个好心的“政治犯”就尽量挤时间帮李锯木头，劈木柴，并教会他如何巧干这些力气活的要领。但李毕竟是个文弱书生，力气小，个子又较矮小，再怎么尽力，也总是干不好，每次都是累得精疲力竭，还是完不成定额。 　　有一个叫隋老爹的“政治犯”，他原是苏联远东红色游击队的司令员，是姚艮的好朋友，也很同情李正文。他在这个劳改营有一定的威望，经他多次找管理员交涉，才得以把李正文调到了烫衣房工作，那里的活比较轻，李学得很快，也干得很出色。李十分感激他们的帮助和关照。他常常对难友们说，是他们救了他的命，如果他继续干劈木柴、砸石头、挖土方的重活的话，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 　　李见姚艮思想苦闷，就耐心劝导他、鼓励他，要他克服消极情绪，振作起来。当姚表示想学习马列主义知识，要在理论上求得进步时，李非常高兴，帮他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学习计划，并按计划一步一步地给他辅导。他们睡在上下铺，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互相切磋。姚在李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在他们相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这两位难友成了最亲密、最知己的好友和同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是为了追求真理，决不能半途而废，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离开革命。 　　姚艮在被关押六年三个多月以后，终于在1939年2月获释，辗转回到了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公安部工作，担任过公安部办公厅主任。他把自己在苏联近七年的惨痛遭遇写成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书，书名叫《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1955年群众出版社出版），写到了在齐必由劳改营和这位李正文大哥的生死之交的前后经历，十分生动感人。 　　姚艮走后，李正文继续在劳改营服役。他和好几位外国“政治犯”，包括苏联、波兰、捷克、朝鲜的共产党人交上了朋友，常和他们交谈各国的革命情况。每当他们从《真理报》上看到报道关于中国红军打了胜仗的消息，就来向李正文祝贺，他们也曾多次请李到他们住处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情况。他们家里寄来黄油和面包，也总会拿出来请李共享。特别是几位苏联同志常向管理员说情，尽量让李正文干一些轻活，并在生活上给予方便。这也是李在姚艮离开后仍能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向斯大林申诉

　　李正文对自己的冤案始终不甘心，也从不气馁，到了劳改营后，他仍像前一段一样，接连不断地给斯大林写申诉信，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要求重新审查。他在信中巧妙地引用了斯大林自己的话：“托洛茨基认贼作父，糊涂蛋认友为敌，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辨别敌友。”并反问道：“我为什么就不能被辨别呢？” 　　他坚持不懈地用俄文先后给斯大林写了二十多封信，有的托被释放的难友带出去，有的自己投邮。这样反反复复地申诉，终于发生了作用。据说斯大林发了话，经过有关部门甄别，于1939年9月正式向李宣布：“撤销原判，平反释放。”李正文是被捕受冤者中极少数例外的幸运者，前后被关押了近两年，就逃脱了这场厄运，而和他一起在国际招待所被捕的四位同志，都全部冤死在劳改营中，无一人生还。 　　但是，劳改犯即使平反获释，也不准再让他回莫斯科，对李正文的处理是“遣返回国”。他从齐必由劳改营被遣送到歌德拉斯堡的劳改营停留了若干天。在这个劳改营里，李正文见到了不少中国政治劳改犯。一位叫张北的东方大学学生告诉李，他被特别会议判了8年刑，并说莫斯科东方大学绝大多数学生都被捕了。李还碰到了被特别会议判刑20年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成员陈郁同志。他们两人畅谈了很久，彼此都感慨万千。陈俄语说得非常流利，当时在那个劳改营里担任近百人的劳动队长。据陈告诉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中大部分人被捕了，都是由特别会议秘密判刑10年、15年、20年、25年不等，现在都分别在几个劳改营里服役。 　　李正文在歌德拉斯堡待了不久，又经过阿拉木图、阿克斗卡等城市，等待一些监狱中被释放的华侨刑事犯一批一批集中过来一起遣返，最后共有二百多人，这些人中就李正文一人是“政治犯”。一直到1940年夏天，苏联当局才把他们途经阿亚古兹押解到我国新疆塔城。李正文终于结束了在苏联的这段噩梦般的生活，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隐蔽战线上的勇士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李正文决定先回到重庆找党，投身抗日行列。但沿途交通十分不便，他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安西、兰州、西安、宝鸡、成都，到达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时，已是1941年1月了。 　　李正文通过熟人，找到了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该处的负责人徐冰见了面。徐冰听了李的详细叙述后说：“你在苏联被捕过，要解决党的关系，必须要有苏联政府正式平反的书面证明。” 　　李又设法找到阎宝航寻求帮助。阎是中共秘密党员，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并和苏联在重庆的驻华大使馆有密切联系。李和阎在东北时就相识，李对阎十分敬重。阎很同情李在苏联的不幸遭遇，立即找到苏联大使馆的武官罗申（罗后来是驻新中国第一任大使），请他帮助查询此事。苏联方面很快来了答复，说李正文是一位好同志，1937年被捕是一场误会，早已正式平反，并要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上是苏联在远东的一个情报机构。罗申交给李正文一份用俄文打印的证明材料，其中就是以上内容。李内心不想再和苏联发生任何关系，就推托说：“我不会抽烟喝酒，也不会交际应酬，不适宜做情报工作，还是让我回中国党去。”罗申说：“这是决定，你必须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 　　李正文拿了证明去见徐冰，汇报了苏方的意见，表示自己迫切希望回到中国党来。徐说：“既然共产国际要留你在他们那里工作，你就应该在那里工作，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不能和共产国际抢干部，挖他们的墙脚，反正你在哪里都是一样干革命。”李一再请求，徐就是不松口。这样，李正文就只好接受苏方的决定了。罗申要李先协助阎宝航工作。阎将李安排在黄炎培先生主持的重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任顾问，作为职业掩护。 　　大概在1941年6月15日前一两天，阎宝航从国民党的于右任、孙科那里获悉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0日以后几天内进攻苏联的重要消息，这个消息是从国民政府驻德使馆秘密传回来的。阎一方面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一方面要李正文将这一重要情报迅速转告罗申。 　　据后来知道，潘汉年也随后在香港获得了这一情报，报告了中共中央。苏联最高当局是6月16日收到中方提供的这份情报的，可是他们将信将疑。因为苏德已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方不相信德国法西斯会如此不讲信义。但以防万一，还是作了一些部署和准备。因此，当德军于1941年6月22日果真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进攻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情报，使苏联得以避免更大损失。为此，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1941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决定派李正文去上海从事对日寇和汪伪的情报工作。上海是沦陷区，除租界成为“孤岛”外，已全被日军占领。 　　李正文从重庆乘飞机先到香港，再搭船于8月到达上海，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上海地区情报工作的苏联人尼克莱·伊凡诺维奇接上了关系，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地下秘密工作。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李正文在敌占区的隐蔽战线上，应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知识，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复杂凶险的恶劣环境和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始终勇敢坚定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一个又一个艰巨任务，为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特殊贡献。

　　李老于2002年2月病故，终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