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2毒蛇装备怎么转: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百家讲坛名人鲍鹏山说过这样一句话，学术的价值不在于量的积累，而在于用智慧之光去照亮被熟视无睹的事实，让那些黯淡无光的材料在这种光芒面前熠熠生辉，焕发出生命，释放出它们内部隐藏的信息。

一个人借助智者的智慧，彻底消除自己某些粗俗的自满情绪，只有如此，他才能开始思考。人性不断地变得昏沉、不断地受到鞭策，以及不断地清醒过来。每一代人的思考过程都是这样开始的。希腊人早就知道智慧和知识是有所不同的两种东西，尽管有时候容易被混淆。

哲学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经验。

胡塞尔说他追求哲学的纯粹结果就像他小时候磨小刀，总是惟恐不够锋利，于是磨呀磨，有一天突然发现小刀磨没有了。

维特根斯坦说他父亲是个生意人，而他的哲学也无非是想把能够算清楚的事情像算账一样一笔一笔地算清楚（当然，算不清楚的就是死账）。

我自己有种“实验的体验”（an experimental experience），不知道是否算是“格物致知”的一种。随便在什么地方，比如在路口，看着随便发生的一切事情，行人、汽车、堵塞、违规、罚款、骗子，要脸的人和不要脸的人。替所有事情着想，同时反对自己一贯的立场，慢慢地就会心智错乱地发现，所有事情的道理是如此互相矛盾并且自相矛盾，而又都非常有道理，所有的道理都是他人的。我想，这就是哲学家想知道的“真实”（the real）。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思想者都不是空谈家，他们首先是实践者，是牺牲者，然后才是思想者。因此，思想者的一言一行，总是那么奇特而瑰丽。

孔子为什么会被人称为思想家、政治家呢？

首先在于孔子有集中反映自己思想、学说的《论语》一书，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论语》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从实践来说，政治，是孔子一生事业的主轴，也是孔子一生难以却怀的心结。他曾经是一个颇为杰出的政治家，称得上政绩卓著，一度官至鲁国代理宰相。孔子还是一个懂得“文事者武备，武事者文备”，颇有侠义风采的外交家。一个激进的、动真格的改革派。一个直接指挥过战斗，并取得战场胜利的前敌指挥员。只不过，　性急，敏感，加上不肯放弃而又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主义，使孔子终生徘徊在春秋末期的政坛边缘，最终选择了从教。

孔子真正照亮古今的是他的调理人际关系的伦理思想，是他的教育思想，是他一生清风明月般的人格魅力，概括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孔子是现实的，他的哲学不像老庄那样追究到宇宙鸿蒙，也不像墨子那样质朴得像几何图形，也不像阳子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肯干。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善的智慧，是一种殉道的法则，是一种明知不可而强为之的执著与坚定。

马克思很早就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

弗兰茨·梅林告诉我们，“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对马克思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9]只有真诚地把“改变世界”当作现实任务奉行的思想家，才能这样安排思考与行动的主次。而这种实践第一的倾向，又必然规定着他理论思考的从属性。

“改变世界”这一非常的任务，正要求它的奉行者具备非常的思考深广度和非常的实践意志。所以，当革命潮来时，马克思能慨然投笔，出海导航；而当革命潮退时，他又能及时退回书房，下帷穷经。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合思想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创世者。作为思想家的革命家，他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家，其目标不在于夺权坐天下，而是要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又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家，其目标不是要解决思想史上遗留的问题，从而填补思想史的一个环节，而是要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探求改变世界的原则和机理。作为思想家和作为革命家的这种互相规定，导致了马克思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当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对此也有共识，他说：马克思“理论的目的在于产生与实在符合的思想。实践的目的在于产生与思想符合的实在。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共同之处是渴望建立思想和实在的一致。”

2000年，英国广播公司通过网上民意测验，根据得票多少选出千年来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高居榜首。居马克思之后的还有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

无独有偶，在路透社举办的类似评选中，马克思仅以一分之差居于爱因斯坦之后名列第二。

这两次都在西方国家民间进行，没有官方色彩，更没有长官意志，参加投票者有专家学者，也有一般民众，应当说是比较公正客观的。从评选活动结果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每一个人从幼年到认知社会的那一天起，就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有了看、听、说的过程，有了苦、辣、酸、辛的体会。思想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它的历程。

但作为一个思想家，你必须构建自己的体系。

国学大师钱钟书，有非凡的记忆力，非凡的见解创造性与批判性，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在承认钱钟书博学的同时，认为他不是一位思想家或原创性的理论家，原因是钱钟书没有构建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他的贡献仅止于学者张隆溪评价的：“打通中西文化传统，在极为广阔的学术视野里来探讨人文学科的各方面问题，可以说是钱钟书治学方法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最重要的贡献。”

鲁迅先生究竟是不是一个思想家的争论由来已久。尽管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无疑，而且论证也似乎言之成理，但远在鲁迅还在世的时候，李长之先生就在他所著的《鲁迅批判》一书中，指出鲁迅不是一个思想家。

李长之说：“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面，所以没有建设。”

这可能是关于鲁迅是不是一个思想家的讨论的最有名的一段话。事实上，李长之在《鲁迅批判》这本书中，不只一次谈到鲁迅不是一个思想家。我们再引一些李长之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可是说真的，鲁迅在思想上，不够一个思想家，他在思想上，只是一个战士，对旧制度旧文明施以猛烈的攻击的战士。”在另一个地方，李长之又说：“鲁迅在许多机会是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了，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

不少论者认为鲁迅是文学家，文学家也是思想家，或者至少伟大的文学家也是思想家。譬如袁良骏在《误解与真知》一文中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列宁诚然是思想家，但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难道就不是思想家吗？”在这些人看来，一个文学家首先是一个思想家，因为文学家总是要在其作品中表达某种思想。

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一个文学家不一定是一个思想家，即使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也不一定是一个思想家。不错，文学家都要在其作品中表达某种思想，但却不能保证他表达出了某种新的深刻的思想。一个思想家必须要有新的思想，而且他必须要有深刻的新思想。否则，他就不能得到思想家的桂冠。

思想家往往有一个思想体系，而鲁迅却没有任何思想体系，鲁迅的思想都是杂乱的，无规则的，针对具体事物的。从本质上讲，鲁迅的“思想”只是对许多事物的观点，尽管很多观点是充满了睿智的。因为这个缘故，有些人称鲁迅是伟大的思想者，以代替伟大的思想家。笔者觉得，如果我们硬要在这个问题上给鲁迅一个合适的称号的话，鲁迅先生可以被称为一个“伟大的观点家”。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是朱光潜旅欧第二年即1926年在一篇文章中首先提出来的，以后他多次重复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看，这句座右铭是儒家精神和道家精神的结合，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朱先生把“做入世的事业”具体化为“三此主义”，就是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的另一地位去做。

作为我国第一部西方美学史著作，朱先生的两卷本《西方美学史》给人最深的印象是耐读。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体会。特别是你对西方美学史的某些问题有所研究后，再读朱先生的书，往往会叹服朱先生见解的精确和深刻。通过朱先生对各种美学思想的渊源剖析和影响研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然而脉络清晰、井然有序的美学思想发展图景。美学思想的发展既非无本之木，又非简单的、接力棒式的师承。这是一个不断扬弃、不断创新的过程，既有影响，又有超越，各种思想的碰撞产生出新的火花，照耀着美学史的漫漫历程。

最后，我们借《叔本华思想随笔》中的《论天才》来回答思想家的形成：

“……常人只是察觉到这一世界的事物，而不是这一世界；他们只是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和承受的痛苦，而不是自身。随着意识的清晰度沿着无数的等级上升，静思默想也就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这样，慢慢就会达到这样的程度：有时——虽然这极少发生，并且，清晰的程度也有相当大的差别——这样的问题就像闪电一样地掠过脑海： “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或者，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的？”如果第一个问题达到了相当的清度，并且持续出现在脑海里回，这就造就了一个哲学家或是思想家。

多读书，多观察，多思考，研究自然界和社会学的发展，探寻其规律；多看看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中前人的理论成果；不被他人的思想所限制，善于吐纳，即吸取他人的思想成果，同时又要敢他们于突破的思想，这样，你或许就是一个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