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出血量怎么计算?:【收藏】细说粉碎“四人帮”(上篇) - Qzone日志
【收藏】细说粉碎“四人帮”(上篇)
【收藏】细说粉碎“四人帮”(上篇)
○陈东林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
根据医疗抢救记录,
早在7月下旬,纪登奎、姚文元就已经代表中央政治局让中央办公厅的李鑫、周启才起草了毛泽东的讣告和悼词文稿。当时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追悼会召开前10分钟,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华国锋让周启才再讲一下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的程序:大家向后转,面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张春桥突然说:“那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四人帮”其他人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都说,上次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四人帮”没再吭声。周启才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华气愤地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这当然是捣乱。屁股不对着广大群众,就要对着毛主席像,别无选择。
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的同时,在全国城乡、厂矿,在行进的列车、轮船和军舰上,汽笛长鸣,人们就地肃立默哀。中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不仅是因为失去了像父亲一样主宰着他们命运的毛泽东,更因为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沉重隐忧,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华国锋、叶剑英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
范硕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一书中说:在毛泽东逝世后参与治丧后事中,叶剑英发现华国锋正为“四人帮”问题的困扰苦恼着,便劝华国锋“站出来,和他们斗”。华没有表态,继续在思考。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叶还劝华国锋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并告诉他找谁先打个招呼。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涨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他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华国锋表明了态度,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华国锋曾回忆说:
李先念的秘书、《李先念传》作者之一程振声的文章印证了华国锋本人的说法:
以上说明,华国锋是发动这场斗争的首倡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华国锋就已经在考虑这场斗争,并考虑到了解决的时间和方式,态度积极而坚决。事实上,只有华才有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格。因为他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泽东逝世前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和最后决策人。
叶剑英同样起了决定性作用:以他在党和国家及军队中的长期威望和广泛人脉,产生巨大威慑力,保证了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顺利进行及党和国家、军队的稳定,所以时称“红花(华)绿叶”。粉碎“四人帮”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向军队将领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萧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打了若明若暗的招呼。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构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集体领导核心
除了华国锋、叶剑英之外,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参与和预知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这里按时间先后来排序参与决策者。
第一个是李先念。还在毛泽东逝世前后,李提出要去外地养病。华国锋对他说,现在的情况和问题很复杂,希望不要离开北京。
第二个人汪东兴。据吴德回忆,华国锋“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汪东兴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是毛去世前能够随时见到毛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又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个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第三个是吴德。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五人构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集体领导核心。其他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对这一行动,也有间接的支持和与闻。
陈锡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当时中央军委实际负责人,军队的调动必须由他下达命令。据吴德回忆,华国锋曾经对他讲,毛泽东逝世后,华曾先后四次与陈锡联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说陈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纪登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负责中央组织工作。他在逮捕“四人帮”后的第二天,代表中央部署了派迟浩田控制《人民日报》、杨贵控制公安部的行动。
陈永贵是农民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资料证实他在这次行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在
苏振华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国锋对吴德说,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苏振华打了招呼。苏振华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倪志福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纺织女工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没有预知行动。
通过以上分析,在京的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中,除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4人,再除了已经没有思维能力的刘伯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8人,全部领导、参与、支持或者不同程度地预知了这一行动,占整个政治局在京成员的三分之二。没有投票权的在京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中,除吴桂贤外,苏振华、倪志福两人也预先知道。
所以,
在中央政治局之外,还有几个人物对这一行动起到了比较重要作用。
陈云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党内职务仅是一名中央委员,并无实权,但却是在世中共元老中资格最老的——中共八大即当选中央副主席,因此他的意见具有很大影响。姚依林晚年回忆说,毛泽东逝世后,他到陈云家去送一份关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陈云在家里琢磨: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四人帮”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泽东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
陈云自己回忆说:同叶帅谈过一次解决“四人帮”问题,时间在
据陈云的儿子陈元回忆,见面后,“叶帅又跟他(指陈云)讨论了关于粉碎‘四人帮’如何处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非常手段处置问题……两个人很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在与“四人帮”斗争中,所谓“按既定方针办”是一个焦点问题
然而,毛泽东逝世后的
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斗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姚文元于
之后,“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气氛在中央报刊全面铺展开来,特别是上海的《解放日报》,通栏标题是《遵循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下设四个小标题,分别是: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斗争;按定好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按既定方针办,就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但是,华国锋在
其实,“按既定方针办”本是一个错误记录,最早出自1976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
当“四人帮”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华国锋、汪东兴开始出面纠正。
姚文元后来在审讯中交代说: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去多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多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讯员问姚文元:“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姚文元回答: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了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然而,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史著把这篇文章看做是“四人帮”下的杀气腾腾的战书,公开向华国锋宣战。此事促使华国锋加快了解决“四人帮”的行动。
抓捕“四人帮”后,
事实上,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莫艾才知道 “按既定方针办”不准确。在华国锋
另一方面,姚文元又要鲁瑛找人核对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原话究竟是怎样讲的(如卫生部长刘湘萍也说记得华国锋就是讲的“按既定方针办”),还派人去找主持会议的谷牧,要他“讲真话”,企图洗刷责任。
然而,王洪文在审讯中的交代,却说出了另一个来源: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应当是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分析:“按既定方针办”起初确实是记录错误,并不是伪造出来的。而“四人帮”拼命宣传此话,是想施加舆论压力,希望不要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以这根救命稻草保他们的“稳定”。
“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至他们被捕这段时间里,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权力
除了围绕“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问题的斗争之外,还有传言说“四人帮”从沈阳军区调了两个坦克师进北京。1999年,华国锋加快此事时也说:张春桥的弟弟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事情的起因是:王洪文看到了许世友的儿子,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写给三○一医院一护士的一封密信。信中说,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王洪文把信交给了毛远新,担心地说:“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毛远新想了想说:“北京军区和卫戍区全靠不住……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王洪文说:“调动部队要有军委的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会听你的?”毛远新说:“我给×××打个电话,让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练的名义把部队调到北京附近。”
据“文革”后笔者向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证实,调坦克师只是毛远新、王洪文的空想。按照毛泽东定下的铁纪,调动解放军一个排离开驻防范围,都要由中央军委批准。“四人帮”要背着中央军委调两个师进中央所在地北京,再骗这两个师去搞政变,无异梦呓。
虽然调动部队是空想,但给上海民兵发枪却是事实。早在6月毛泽东病重后,张春桥就与王洪文共同授意,多次催促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给上海民兵发枪。由马和徐景贤、王秀珍共同批准,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大量枪炮,连原定入库的2万多支半自动步枪都发了下去。毛泽东去世后,徐景贤去北京向张春桥当面汇报:“已有所准备”,“马老和我们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支”。张听了表示满意。同日,马回到上海,又批示“立即将库存的7万条枪都发下去”。8月中旬,上海总共发枪炮7.4万件,弹药100多万发。
“四人帮”的领军人物江青,这个时期把眼光落在了毛泽东的档案文件上。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去世前,江青从钓鱼台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想要毛泽东的文件,交给毛远新。当时保管文件的张玉凤,江青从她那里“借了两份文件去,没有归还,还把文件篡改得一塌糊涂”。为此事,汪东兴找华国锋商量开一个会议讨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主席的文件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并由汪东兴封存。
江青的第二招,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吵大闹,如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借毛泽东的遗体保存问题向华国锋发难,等等。她还提出,要毛远新留下参加筹备十届三中全会。因为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三中全会也未确定日程,理所当然地被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拒绝,要他回沈阳。
这一时期,江青还四处游说。9月末,她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讲话,诬陷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要人们把苹果“留在最盛大的节日吃”,把胶卷留着“照重大的政治事件”。
归纳起来看,“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以后这段时间里的活动,主要是给华国锋和中央施加压力,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或者说是他们已经感到有被抓起来的危险,在作最后的挣扎。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缺少关键的力量——军队不听他们指挥,这是他们无法逾越的根本障碍。所以,他们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舆论宣传、寻找文件、咬文嚼字甚至挑拨闹事等活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