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黛林电影吻戏视频:我们为什么喜欢骂别人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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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们对汉奸的痛恨超过了敌人,敌人可以和好,但对汉奸绝不宽赦。也就因为如此,从古到今,“汉奸”两个字的威力非同小可,一旦被挂上汉奸之名,很容易就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所以到今天,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很喜欢骂别人为“汉奸”,然而对于汉奸的定义,他们不了解也不屑于去了解,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中国人很敏感的一股神经,只要把谁骂成汉奸,那么自己的目的很容易就能达到。
中国“千年”汉奸史 汉奸大都是文人富人 孔庆东骂“汉奸”是啥逻辑
- 【访谈主宾】张自忠
- 七七事变后,因与日本人接触较多,有利于缓和局势,他奉中央之命留守北平与敌周旋,等待增援,而全国都认为他是华北头号汉奸……[更多]
这是一个“汉奸”四伏的时代?
问: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痛恨汉奸?
谢晋元:我们热爱和平、宽宏大量,在一场战争过去之后,我们可以和昔日的敌国重归于好,和平共处。但是绝不宽赦汉奸和卖国贼,绝不宽赦本民族中的败类。当年宋、辽两国交兵,宋将杨延辉被俘,他投降了辽国后被招为驸马。后两国久战疲敝,愿意从此停战休兵,在三关设宴订立盟约,两国许多重要人物到场。双方交换俘虏,那些英勇不屈的俘虏回国之后自然成为人人景仰的英雄,但是对于叛国投敌的人如何处置却是一个难题。铁镜公主作为媳妇一再代杨四郎求情,希望佘太君从轻处理。佘太君坚决不答应,她很赞赏公主的贤惠,但是认为和平的局面是两国军人牺牲奋斗打出来的。如果不严惩汉奸、叛徒就对不起十余年来双方英勇卫国的死难军民。这就是我们长期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必须严惩汉奸、卖国贼。包括口诛笔伐,让他们遗臭万年。
汪精卫的卖国罪,早已盖棺定论。甚至在他出走河内,公开发表呼应日本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时,就注定要被中国人唾弃、痛恨,罪责难逃了。用一句俗话说,叫做“永远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浙江萧山县海门镇,当地人把汪精卫夫妇雕刻成两个真人大小的裸体跪像,围以石栏,唾迹斑斑,任人羞辱。这是仿造杭州岳飞墓前,铁铸秦桧夫妇跪像的故事。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筑于中山陵旁的汪墓给炸开,焚尸扬灰。
鲁迅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妆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当年我临危受命,率兵转守苏州河北岸,并选定四行仓库为据点,单线作战,带领八百名官兵誓死奋守。八百壮士视死如归,阻击敌人,冒死将青天白日旗插上仓库屋顶,上海市民无不喜极而泣,感奋万状,最终,我们完成了掩护五十万国军撤退的任务。后来我在上海租界军营内,突遭四名汉奸持刀刺杀,当场殉国。因为这件事,人们对汉奸的仇恨越来越深。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曾经大规模惩戒汉奸。手段很过激类似于凌迟,当时主要是对有血债的汉奸进行处分,被害人的家属有优先动手权,可以选择取下汉奸的任何部位。这种方法虽然原始但是的确很有效,那些被日军残害的抗日志士多是汉奸出卖。人们对他们恨之入骨,你想想日本人知道什么啊,汉奸生在本地知根知底,有他们在鬼子就像长了几双眼睛几只耳朵。我方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敌人发觉,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不去抵抗也就罢了,却反过头来为虎作伥与人民为敌。死后被千刀万剐是罪有应得。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道德观念而言,由于我们的历史悠久,多灾多难,我们特别崇拜为祖国奋斗牺牲的民族英雄,尤其是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英雄;同时也特别痛恨不知羞耻认贼作父的卖国贼。这是中国人最敏感的一股神经,谁也触碰不得。所以到了今天,“汉奸”一被某些不怀好意的人当成了法宝,稍有不对就祭出去,想引发广泛的声讨。也就是这样,现代社会似乎成了一个“汉奸”四伏的时代……[详细]
问:“汉奸”的描述范围是如何被扩大的?
张自忠: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历史概念,是演变中的,民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必要认死理,认死理你也说不清。你看,革命党在辛亥革命前鼓吹“排满”,所以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些“保皇党”都是“汉奸”。等到辛亥革命一成功,马上讲“汉满回蒙藏”五族共和了,“汉奸”云乎哉!可见,“汉奸”的定义已经慢慢被扩大,变成了加罪于人的工具。
当年我为了保护北平城的居民,不惜和日寇谈判,而被民众扣以“汉奸”的骂名。没有人能体会到我有多委屈。当时的“汉奸”罪名已经成为了“爱国热情”下的长枪匕首,少有不慎就会被冠以“汉奸”之名。
“汉奸”成了一个欲加之罪的口实,这在抗战胜利后表现得很明显。想收编你,不管日伪宪特匪,“爱国不分先后”;想敲诈你,给你加一个“汉奸”的罪名就可以没收“逆产”让你家破人亡。
1949年之后,汉奸、叛徒、敌特、工贼等非法律罪名满天飞,只要被扣上帽子,基本就永世不得翻身。今天同床共枕的爱人,明天可能就是兵戎相见的敌人。刘少奇含冤而死,他头顶的帽子之一就有“汉奸”。刘少奇居然是汉奸,这绝对是颠覆群众想象的事情。
到了今天,虽然已经没有了这种草木皆兵的局面。但“汉奸”越来越成为一个特别方便加诸论敌的罪名。有些人想用“汉奸”的罪名搅浑水。前几年,有人提出《惩治汉奸言论法》,其“汉奸”定义受到社会广泛质疑,提议无疾而终。现在孔庆东又欲拿“汉奸”的恶名“起诉”他看不惯的媒体和记者。
很多中国人喜欢骂别人汉奸,特别可笑的是,只要是和自己持不用意见的人就被这些人甄别为汉奸,无凭无据却可以骂的很爽,但你要问他:“什么是汉奸?”他还是会以骂人来回答,其实是说不清楚,好像大声骂别人为汉奸就可以占据道理的先锋……[详细]
“汉奸”成为攻击他人的长枪和掩饰自己不作为的盾牌
问: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污蔑别人是汉奸、走狗?
郭嵩焘:除了用“汉奸”的罪名排除异己,很多人还会把这个罪名用来反对改革,用来作为自己不作为的方式,把向西方学习说成是卖国,甚至杀了很多开明人士。
早在1875年,我作为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准备出使的时候,中国上层文化界都在阻止我,理由是,与洋鬼子打交道,就不是正派人。连我的很多朋友都认为,做外交官就是半个汉奸。这不仅仅是无知,比之于七世纪大唐长安出现过的世界多种文化密集交融的景象,这实在是中华文化的一场滑坡式的倒退。我强烈感到这种倒退,在任领事的时候,我不嫖不赌不跑官,细细地研究英国政治制度,惊愕的发现,英国之所以那么厉害,完全是因为制度先进。当我把这个伟大的发现写成详细的报告给天朝皇帝的时候,皇帝倒也有所启发,与群臣谋划者:“要不,咱么也来点改革,学学大英帝国吧。”
谁知,群臣一下被激怒了:郭嵩焘啊郭嵩焘,你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尽说那黄毛蓝眼野人的好话,我大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你就没看见吗,亏你还是个衣冠儒生。当时我写了一本《使西纪程》来介绍西方文明,这本书里提到了一些翻译名词,又引起了中国上层文化界的强烈反弹。那些名词是中国原有词组里所没有的,却反应了西方文明的新成果,例如“赤道”、“经度”、“纬度”、“国旗”、“新闻”等,由我首先写出来,就成了对中国语文大逆不道的背叛。李慈铭认为“凡有气血者无不切齿”。另一位高官张佩纶也极为保守,认为我这样的“悖谬之人”,“势必混乱人心”。除此之外,我的副手刘锡鸿也揭发我十大罪状,其中最严重的无非是在国外参加一些活动时遵循了西方的“遵位”习惯;连我对军士表示尊重、与外国商人握手、在风中参观炮台时披了一件英国大衣、用外国糖果待客等等。
在这些气势汹汹的饱读诗书的儒生面前,皇帝也妥协了;妥协还不算,必须将我放逐,让我知道我中华文明的伟大,而西方人都是些还没有进化的虫子。很快,我就被流放到了老家,路上又被一些小孩儿用石头追着打,他们边打边骂:老汉奸,老汉奸,不得好死!
可是历史的发展又证明着,灭了大清的恰恰不是我们,而是那批“爱国大臣”和路边的“爱国小愤青”。
再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陆各国纷纷掀起了肃清“通敌者”的风潮。那是个百废待举的废墟年代,广厦已毁,人才难求。于是在现实的需要下,许多货真价实的“通敌者”者一一过关,重回舞台,重操故业,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可是这里头也有一些人为求自保,就大力检举昔时友伴,因为他越是慷慨激昂地揭发其他人的罪行,他自己就显得越清白。更有一些战前在事业上极不得意的人,比方说没什么天分的年轻指挥家,这时以爱国者的姿态出击,狠批几位造诣非凡的大师曾经出任纳粹伪职,主理过一批大牌乐团或者歌剧院。他们的言论很正义,但是他们的心态很阴暗:既然我在专业上爬不过你的头,我就要在爱国的问题上绊倒你,取而代之。……[详细]
强国无汉奸 请慎用“汉奸”二字
问:该不该滥用“汉奸”这两个字呢?
张自忠: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任何人物一出场,首先要问:“他是忠臣还是奸贼?”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条路。这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对不对姑且不说,但是时至今日,还把这种方法沿用到生活中,这是很不可取的。
千万不要把汉奸这顶帽子随便扣在那些或对祖国提出善意批评或对别国抱有友好态度的人士身上,尤其不要对和自己意见不一的人使用。所谓百家争鸣的目的是为了博采众家之长,不让别人发表意见,又怎能吸取他人的长处?动不动就以汉奸之帽扣上,也难怪有部份人无奈之下只能主动以汉奸自居了。
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言论就说他是“汉奸”。人的思想差异之大,有如星球爆炸后的尘埃轨迹,满天飞逸,且越行越远。从同一个立场出发,不同的人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从某些人的逻辑来看,别人得出那样的结论,只能倒推出此人是站在卖国的立场;而其实这样的倒推,往往只说明了这些人自己思想的狭隘。爱国不是只有一个方式,一种思想。把和自己的“爱国观点”不同的人打为“汉奸”,一来是对别人心理的不耐烦的武断猜测,二来相当于剥夺了别人的爱国权,三来,我坚信,所有的人只能用同一种方式爱国,是极其危险的。
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行为就说他是“汉奸”。当年,大家都知道应该有人在大军南撤后继续和日本人打交道,可就是没人愿意留下来,不是怕任务艰巨,而是怕被骂成“汉奸”。被骂为“汉奸”的人,微弱的自辩往往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怒,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黑锅却无可奈何,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人们近于疯狂的爱国热情。在我决定留下来后,在这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全国马上一起投入了对我的口头讨伐中。在同样的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北京的居民曾真的以“口头”来讨伐了袁崇焕。我虽然没有象袁崇焕那样被凌迟,但我的心灵上所受的刀剐,又何少于前人遍体的鳞伤?!行为不同于言论,是会带来直接后果的。所以人们有时可以容忍不同的言论,但对于不能认同的行为,容忍度就差得多 。可是,你所认为的“铁定卖国”的行为,也许别人是为了“爱国”的动机才做的。
中国向来以大国、大度自诩,所有爱国的人啊,为何不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的大国之民的风范呢?又何必,将自己真正的朋友拒之门外;又或者即便不是朋友是对手,只要他尊重中国,对之亦可以理服人,何必非要用辱骂、诽谤的方式呢?……[详细]
伍子胥:当年我引吴兵灭楚,是因为楚王无道,听信谗言,夺媳杀子,株连我的父兄,逼得我出逃吴国,引兵灭楚,掘墓鞭尸。人人都说我是汉奸,可是,如果我的国家很强大,有一个贤明的君主,我又何必做出这种事呢?
有一句话说得好:强国无内奸,试想盛唐时期有没听说有背叛唐朝、投奔敌国的败类?如今的美国又听说有哪个是美奸了?所以,欲想无汉奸,强国是第一要素。而中国的强盛绝不可能只靠埋头苦干,必然要借鉴他国之长,必然要和世界各国有各种各样的交流,那这样,多听听来自别国的意见,从而多方面审视、完善自己又有何不可呢?
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却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一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和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部分民众思想意识里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一些人卖国求荣,卖身投敌。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
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国人中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爆发后敌强我弱的现实,使部分人丧失了抵抗的信心。
所以,我认为:无论我们观点如何,只要是为了国家的发展;无论我们来自何方,只要是为了人类的共同进步,那么我们都将是朋友。国家真正发展了,人民真正富强了,又何来的汉奸呢?没有了汉奸这一概念,你再骂别人汉奸,也就显得很无力了……[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