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营业执照:胡风的五封告别信5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10/05 12:28:24
这里，胡风用他那一躯“太上忘情的血肉之身”，最后向地下的陈家康“致送”了“一瓣问好、请责之意”，历史的沉重在这里留下了一抹印记。
四、老舍
舍予公席下：
共患之情不能忘，相隔之境不必通；出沐自由空气已月余，不应、因而也就不曾动过致候左右之心。现已受命明日远戍，以阶下之身，所谓“辞行”，虽不一定是俗套，但此身此境只能成为对您的无礼之妄事。但回忆到相濡以沫的涸辙之日，微末的悲观竟未全消。当此后会无期之际，不寄奉片言略表多年来对我关怀的感谢，尤其是对我规劝的歉意，实不易慨然向茫茫前途挥袂而去也。祖国正在华年，群芳竞放当指日可望，文章又正如稼穑，非洒下滴滴的汗水以至心血则不能幸致。足下深知此中甘苦，又正在境顺年盛之期，千祈珍重，珍重！夫人均此。
胡风
1966年2月
这里，两位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巨匠，此前种种，此时胡风竟是以“您”来相称了，所谓“相隔之境”，所谓“规劝”，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日读来顿感痛彻肝肠。而且，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胡风当然是不知道了），却又更加让人寒心了，因为胡风的那些旧友，当时竟没有一个人对胡风表示了最起码的“老朋友”的同情心，或者，这些友人也在即将到来的更大一场的政治台风前会不知所措呢，而老舍自己也竟没有能够度过这场劫波，以致他没有机会像巴金一样，在事后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忏悔说：“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曾在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6年夏他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又在抗战爆发后赴武汉、重庆，期间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任常务理事、总务组长，并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在胡风写信给他的时候，老舍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和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可谓荣华于一身。
不同于胡风，教授和作家的老舍曾把自己局限在书斋中，只是抗战的烽火把他卷进了时代的旋涡之中。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由于老舍的地位和名声，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股主任（胡风是研究股副主任，郁达夫任主任），并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即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此后以及在重庆期间，老舍和胡风都共同在周恩来的安排和授意下，参加和组织抗战文艺运动。后来胡风回忆说：“举老舍这个有文坛地位、有正义感的作家当总务股主任，这是符合众望的。>>抗敌文协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维持着存在，成了国民党统治下唯一继续活动的全国性群众文化团体，除了共产党的领导外，和老舍的态度和地位是有关系的。”他还说，“在抗敌文协内，团结有正义感的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老舍，抵制了国民党任何分裂或利用的阴谋企图。”茅盾也曾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然而，所谓“共患之情不能忘，相隔之境不必通”，此后的老舍如许多人一样，都参加了对胡风的大批判，而且那时老舍的文字，写的格外风霜凌厉，如在《看穿了胡风的心》这篇文章中，他称：“我认识胡风已快二十年，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二十年来，我总以为他的毛病不过是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而已。看了舒芜先生发表的‘胡风信札>，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地褊狭，而是别具心胸。原来他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他的文章里引证了多少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铁筋皮鞭>毒打党内的作家和进步作家们，杀人不见血！这是什么心肠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看了那些信札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目空一切，而是要镇压革命，去作文坛的暴君！”
可以想见胡风看到这些文字时的心情，不过，“回忆到相濡以沫的涸辙之日，微末的悲观竟未全消”，后来胡风在深牢之中听说老舍竟在“文革”中跳湖自杀了，心中无比惨然，他写诗道：
赞成腐败皆同志，反对专横即异端。
昨日葫芦今日画，人为奴隶狗为官。
敢忘国乱家难隐，不怕唇亡齿定寒。
勇破坚冰深一尺，羞眠白日上三干。
胡风还批注云：这首诗是“借以悼念整个抗战期间，一同对国民党作斗争，‘文革>期间屈死了的老舍先生”的。
五、徐平羽
徐公足下：
在古代史时期，曾蒙寄予厚望；在中古史时期，又曾蒙赐予规劝。智有所不及，力有所不胜，义有所不忍，以致负党累人，虽深欲向足下致谢请责，亦难于摘言也。现已受命即日远戍，以阶下之身，绝不该动趋访‘辞行>之心，但旧惠难忘，前情难泯，后会无期，前途无际，不略表致谢请罪的微末之情，实难于自已也。并祝在毛泽东思想的光明大道上奋勉前进。专此，匆匆不尽一二。
胡风
1966年2月
胡风的最后一信是写给徐平羽的。
徐平羽（1906—1986），原名王元健，又名白丁，江苏高邮人。徐平羽早年在上海大夏大学肄业，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秘书。1932年，徐平羽参加了“左联”。此后，徐平羽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干事、延安“抗大”区队长、“新四军”服务团副团长、教导总队政治教员、苏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共苏中区委敌工部、城工部部长、山东野战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苏皖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黄河大队副大队长及政委、第三野战军随营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等。1949年后，他历任南京市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南京市教育局局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及顾问等。
徐平羽是胡风在“左联”时期的一位老友，胡风去四川监外服刑前给他写信，既是对他的告别，也是自责辜负了友人，所谓“智有所不及，力有所不胜，义有所不忍，以致负党累人，虽深欲向足下致谢请责，亦难于摘言也”。不过，如徐平羽那样地位的人物，在当时的反胡风运动之中，也竟未能保身，当时哪怕只是在胡风的书信和日记中出现有名字，大概就无法幸免于难，徐平羽因此而被株连，以致被隔离。
责任编辑 杨小波
四、老舍
舍予公席下：
共患之情不能忘，相隔之境不必通；出沐自由空气已月余，不应、因而也就不曾动过致候左右之心。现已受命明日远戍，以阶下之身，所谓“辞行”，虽不一定是俗套，但此身此境只能成为对您的无礼之妄事。但回忆到相濡以沫的涸辙之日，微末的悲观竟未全消。当此后会无期之际，不寄奉片言略表多年来对我关怀的感谢，尤其是对我规劝的歉意，实不易慨然向茫茫前途挥袂而去也。祖国正在华年，群芳竞放当指日可望，文章又正如稼穑，非洒下滴滴的汗水以至心血则不能幸致。足下深知此中甘苦，又正在境顺年盛之期，千祈珍重，珍重！夫人均此。
胡风
1966年2月
这里，两位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巨匠，此前种种，此时胡风竟是以“您”来相称了，所谓“相隔之境”，所谓“规劝”，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日读来顿感痛彻肝肠。而且，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胡风当然是不知道了），却又更加让人寒心了，因为胡风的那些旧友，当时竟没有一个人对胡风表示了最起码的“老朋友”的同情心，或者，这些友人也在即将到来的更大一场的政治台风前会不知所措呢，而老舍自己也竟没有能够度过这场劫波，以致他没有机会像巴金一样，在事后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忏悔说：“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曾在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6年夏他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又在抗战爆发后赴武汉、重庆，期间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任常务理事、总务组长，并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在胡风写信给他的时候，老舍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和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可谓荣华于一身。
不同于胡风，教授和作家的老舍曾把自己局限在书斋中，只是抗战的烽火把他卷进了时代的旋涡之中。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由于老舍的地位和名声，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股主任（胡风是研究股副主任，郁达夫任主任），并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即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此后以及在重庆期间，老舍和胡风都共同在周恩来的安排和授意下，参加和组织抗战文艺运动。后来胡风回忆说：“举老舍这个有文坛地位、有正义感的作家当总务股主任，这是符合众望的。>>抗敌文协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维持着存在，成了国民党统治下唯一继续活动的全国性群众文化团体，除了共产党的领导外，和老舍的态度和地位是有关系的。”他还说，“在抗敌文协内，团结有正义感的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老舍，抵制了国民党任何分裂或利用的阴谋企图。”茅盾也曾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然而，所谓“共患之情不能忘，相隔之境不必通”，此后的老舍如许多人一样，都参加了对胡风的大批判，而且那时老舍的文字，写的格外风霜凌厉，如在《看穿了胡风的心》这篇文章中，他称：“我认识胡风已快二十年，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二十年来，我总以为他的毛病不过是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而已。看了舒芜先生发表的‘胡风信札>，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地褊狭，而是别具心胸。原来他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他的文章里引证了多少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铁筋皮鞭>毒打党内的作家和进步作家们，杀人不见血！这是什么心肠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看了那些信札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目空一切，而是要镇压革命，去作文坛的暴君！”
可以想见胡风看到这些文字时的心情，不过，“回忆到相濡以沫的涸辙之日，微末的悲观竟未全消”，后来胡风在深牢之中听说老舍竟在“文革”中跳湖自杀了，心中无比惨然，他写诗道：
赞成腐败皆同志，反对专横即异端。
昨日葫芦今日画，人为奴隶狗为官。
敢忘国乱家难隐，不怕唇亡齿定寒。
勇破坚冰深一尺，羞眠白日上三干。
胡风还批注云：这首诗是“借以悼念整个抗战期间，一同对国民党作斗争，‘文革>期间屈死了的老舍先生”的。
五、徐平羽
徐公足下：
在古代史时期，曾蒙寄予厚望；在中古史时期，又曾蒙赐予规劝。智有所不及，力有所不胜，义有所不忍，以致负党累人，虽深欲向足下致谢请责，亦难于摘言也。现已受命即日远戍，以阶下之身，绝不该动趋访‘辞行>之心，但旧惠难忘，前情难泯，后会无期，前途无际，不略表致谢请罪的微末之情，实难于自已也。并祝在毛泽东思想的光明大道上奋勉前进。专此，匆匆不尽一二。
胡风
1966年2月
胡风的最后一信是写给徐平羽的。
徐平羽（1906—1986），原名王元健，又名白丁，江苏高邮人。徐平羽早年在上海大夏大学肄业，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秘书。1932年，徐平羽参加了“左联”。此后，徐平羽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干事、延安“抗大”区队长、“新四军”服务团副团长、教导总队政治教员、苏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共苏中区委敌工部、城工部部长、山东野战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苏皖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黄河大队副大队长及政委、第三野战军随营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等。1949年后，他历任南京市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南京市教育局局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及顾问等。
徐平羽是胡风在“左联”时期的一位老友，胡风去四川监外服刑前给他写信，既是对他的告别，也是自责辜负了友人，所谓“智有所不及，力有所不胜，义有所不忍，以致负党累人，虽深欲向足下致谢请责，亦难于摘言也”。不过，如徐平羽那样地位的人物，在当时的反胡风运动之中，也竟未能保身，当时哪怕只是在胡风的书信和日记中出现有名字，大概就无法幸免于难，徐平羽因此而被株连，以致被隔离。
责任编辑 杨小波
[ 上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