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理公司的资金来源:胡风的五封告别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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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13日，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不同寻常，它以很大的篇幅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说明“胡风事件”已经被定性，并且将迎来一场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政治风暴。17日，胡风在这天的凌晨被逮捕，从此他开始接受公安人员的审查，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此日“凌晨，（周）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显然，胡风的被捕是最高决策层直接决定的。
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了3个月后，又被关押进北京的秦城监狱，而且是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内，直到1965年底他被判刑为止。
1966年2月，胡风的刑期以监外执行的方式开始，他被“流放”到四川。胡风在离京前写下了5封信，分别向5个人告别，并表示此前与他们相交的谢意。这5个人分别是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老舍、徐平羽。
一、徐冰
徐公足下：
出狱后虽曾动过求见求教之心，但随即悟到了此负疚之身不应干渎左右。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不可能），往事历历，前途渺渺，虽力强者可以万事从此始，但气衰者却颇难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回想雾城受助受教之情景，当此后会无期之际，敢冒俗套“辞行”之诮，遥望高旗飘扬，朝阳吐采，谨致一个不能自已的敬礼。夫人均此。
胡风
1966年2月
徐冰（1903—1972），原名邢萍舟，又名邢西萍，河北南宫人。他青年时代在上海读书，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1923年，徐冰赴德国留学，翌年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徐冰受命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翻译、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1932年秋，徐冰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但他坚贞不屈，严守机密，至1933年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赴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冬曾参与组织和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徐冰1937年初到延安，曾出席白区工作会议，并代表北方局作工作报告。七七事变后，徐冰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解放》周刊编辑，期间曾与成仿吾等合译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
1939年，徐冰奉命赴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宣传委员会秘书长兼文化组组长，成为周恩来在统战、文化工作方面的一位得力助手，期间也曾给胡风以许多帮助。解放战争时期，徐冰先后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顾问、中共潍坊市委书记、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常委、济南特别市副市长。1949年，他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接管谈判，并任北平市副市长。
1949年以后，徐冰相继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和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徐冰受到冲击和迫害，于1972年3月22日病逝。
徐冰在抗战期间活动在大后方，并曾在中共驻渝办事处工作，当时与胡风有过许多接触，而胡风当时在重庆文坛声誉颇隆，甚至曾被人称为是“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的传人”。他在重庆的几年，经常走访中共的周恩来，并多次通过徐冰、陈家康、冯乃超等直接接受来自中共方面的指示和帮助，并且在与国民党顽固势力斗争中，与中共采取统一步调，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为抗议起见，他愤然离开重庆，奉命赴香港活动等。后来在1944年的重庆，胡风主持的《七月》竟被吊销，也是从周恩来处获得了资金，才出刊了另一个文学杂志《希望》的，这一切，许多是由徐冰具体接洽的。
1945年8月28日，当时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胡风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是一个晚上，胡风和冯雪峰由徐冰带领进入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毛泽东相见。当时随同毛泽东一道来重庆的还有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胡乔木还专门约了胡风长谈，后来胡风在《胡风回忆录》中说：“我向他汇报了国统区文艺界的情况。”原来，当时陕北和各根据地早已开始进行整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构和组织自然也不能除外，而且特别是重庆，胡风和一些人的文艺思想与延安方面有所抵触，这也牵连到了中共南方局的指导偏向，而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渝，则是专程来解决重庆左翼文化界存在的问题的，胡风的问题即是其中之一。当时胡乔木又约胡风谈了两次，但胡风固执己见，双方仍然谈不拢，最后，胡乔木只好直言：“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同无产阶级革命性区别开来，而你这个《论主观》、《论中庸》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把这两种革命性混淆起来。”也许是因此而负气，或者是浓郁的文人习气吧，在随后的10月11日欢送毛泽东回延安的重庆九龙坡机场上，胡风“虽然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胡风自传》）不曾想，这也就不意间成了一个谶语，后来种种，也就其来有自了。
胡风信中的“往事历历”，就是指当年的一幕幕往事，所谓“回想雾城受助受教之情景”，《七月》、《希望》等等，徐冰奉周恩来之令在道义与经费上给予支持，他还通过郭沫若在第三厅为胡风安排工作，帮助其解决生活待遇问题。此时此刻，胡风心头自然涌出了感恩之想，也在离别“后会无期”之际生发了无限感慨。
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了3个月后，又被关押进北京的秦城监狱，而且是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内，直到1965年底他被判刑为止。
1966年2月，胡风的刑期以监外执行的方式开始，他被“流放”到四川。胡风在离京前写下了5封信，分别向5个人告别，并表示此前与他们相交的谢意。这5个人分别是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老舍、徐平羽。
一、徐冰
徐公足下：
出狱后虽曾动过求见求教之心，但随即悟到了此负疚之身不应干渎左右。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不可能），往事历历，前途渺渺，虽力强者可以万事从此始，但气衰者却颇难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回想雾城受助受教之情景，当此后会无期之际，敢冒俗套“辞行”之诮，遥望高旗飘扬，朝阳吐采，谨致一个不能自已的敬礼。夫人均此。
胡风
1966年2月
徐冰（1903—1972），原名邢萍舟，又名邢西萍，河北南宫人。他青年时代在上海读书，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1923年，徐冰赴德国留学，翌年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徐冰受命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翻译、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1932年秋，徐冰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但他坚贞不屈，严守机密，至1933年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赴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冬曾参与组织和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徐冰1937年初到延安，曾出席白区工作会议，并代表北方局作工作报告。七七事变后，徐冰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解放》周刊编辑，期间曾与成仿吾等合译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
1939年，徐冰奉命赴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宣传委员会秘书长兼文化组组长，成为周恩来在统战、文化工作方面的一位得力助手，期间也曾给胡风以许多帮助。解放战争时期，徐冰先后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顾问、中共潍坊市委书记、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常委、济南特别市副市长。1949年，他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接管谈判，并任北平市副市长。
1949年以后，徐冰相继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和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徐冰受到冲击和迫害，于1972年3月22日病逝。
徐冰在抗战期间活动在大后方，并曾在中共驻渝办事处工作，当时与胡风有过许多接触，而胡风当时在重庆文坛声誉颇隆，甚至曾被人称为是“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的传人”。他在重庆的几年，经常走访中共的周恩来，并多次通过徐冰、陈家康、冯乃超等直接接受来自中共方面的指示和帮助，并且在与国民党顽固势力斗争中，与中共采取统一步调，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为抗议起见，他愤然离开重庆，奉命赴香港活动等。后来在1944年的重庆，胡风主持的《七月》竟被吊销，也是从周恩来处获得了资金，才出刊了另一个文学杂志《希望》的，这一切，许多是由徐冰具体接洽的。
1945年8月28日，当时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胡风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是一个晚上，胡风和冯雪峰由徐冰带领进入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毛泽东相见。当时随同毛泽东一道来重庆的还有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胡乔木还专门约了胡风长谈，后来胡风在《胡风回忆录》中说：“我向他汇报了国统区文艺界的情况。”原来，当时陕北和各根据地早已开始进行整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构和组织自然也不能除外，而且特别是重庆，胡风和一些人的文艺思想与延安方面有所抵触，这也牵连到了中共南方局的指导偏向，而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渝，则是专程来解决重庆左翼文化界存在的问题的，胡风的问题即是其中之一。当时胡乔木又约胡风谈了两次，但胡风固执己见，双方仍然谈不拢，最后，胡乔木只好直言：“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同无产阶级革命性区别开来，而你这个《论主观》、《论中庸》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把这两种革命性混淆起来。”也许是因此而负气，或者是浓郁的文人习气吧，在随后的10月11日欢送毛泽东回延安的重庆九龙坡机场上，胡风“虽然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胡风自传》）不曾想，这也就不意间成了一个谶语，后来种种，也就其来有自了。
胡风信中的“往事历历”，就是指当年的一幕幕往事，所谓“回想雾城受助受教之情景”，《七月》、《希望》等等，徐冰奉周恩来之令在道义与经费上给予支持，他还通过郭沫若在第三厅为胡风安排工作，帮助其解决生活待遇问题。此时此刻，胡风心头自然涌出了感恩之想，也在离别“后会无期”之际生发了无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