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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元霸权与不可持续的中美贸易[1]
尽管所有证据已证实，美国还是继续自欺欺人地认为，公平的汇率，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将解决美国经济痼疾。但西方汇率长期以来一直是问题的一部分；全世界的经济体应该浮动的是工资，而不是汇率。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日益上升，抬高了所谓的中国贸易行为不公平问题，却未揭示出该问题的多少实质。美国经济的真正危险是，美国的主权债务等级现已取决于中国主权债务的健全，也就是取决于中国的信贷等级。
一、核心矛盾
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猛涨到2020亿美元，占美国总赤字的四分之一还多。近几年来，美中贸易失衡的不断扩大导致美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固定汇率。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固定在8.28：1，仅有0.03%的微小波幅。
然而，美国还是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因为2006年1月的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达到179亿美元，比前一个月增长了10%。而在该月，美国对全世界的贸易赤字总额是685亿美元，尽管美国的飞机和大豆出口也增加了。美国的压力是由如下误导性的传统设想所推动的：较低的美元汇率将会减少美国贸易赤字，尽管历史数据清楚地表明：过去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升值最终并没有降低美国对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
所有这些升值实际上是降低当地货币的国内成本，而不是提高日本和德国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其实际结果是，日本和德国发生通货紧缩，美国发生通货膨胀，而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存在。
美元是美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工具——美联储票据。元是中国央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两者都是其中央银行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它们都是没有实际价值的货币，都没有黄金或其它有价物的支持。两种货币都不是由其各自的政府，而是由其各自的央行直接发行。这意味着国家的全部信心和信用并不直接支持这两种货币。
两种不兑现纸币的持有人不能向其政府要求兑换任何国家财富。两种货币的价值是由它们在各自经济体中的购买力决定的，同时也受其发行者，也就是各自央行的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元持有人有权在联邦储备银行不多不少地把它兑换成另一种面值的美元。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因为这些政策影响着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这对人民币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因此，这两种货币的汇率反映了其国内购买力的差别，而这差别是其各自央行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两个央行原则上都是政治独立的。
美中贸易失衡不是由两种货币的汇率引起的。它主要是由生产要素的不同造成的，例如，在两种贸易经济体中以价格形式表现的工资和地租。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是因为，在同样的生产率下，中国的工资和地租与美国的相比显得过低。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失调是贸易失衡的结果，而非原因。要纠正这种贸易失衡，需要上调的是中国的工资和地租，而不是中国货币。趋于相同的是两个贸易经济体的工资和地租，而不是与某种已存在十年的特定汇率相脱离的货币。
人民币和美元在各自经济里的购买力差距是4：1，人民币对美元的8.12：1已经是这种差距的大约两倍。在不同的部门，美国和中国工资的差别在20倍到50倍之间，一种汇率表现得如此不相称，近乎荒唐。
汇率稳定不仅有利于贸易，对全球金融稳定也极为关键。1971年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瓦解后的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由于汇率不稳定引发的。汇率政策不能替代两个经济体进行互惠贸易所需的结构性经济调整。汇率政策也不能取代健全的国内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
当两个经济体在发展不平衡的阶段进行贸易时，欠发达的经济体维持贸易顺差是自然的，也是公正的，除非欠发达的经济体赶上较发达的经济体。否则，那将是帝国主义剥削，而非贸易。
汇率的市场力量来自于贸易经济体的相对实力。外汇市场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对贸易经济体的经济健全程度的基本判断，因为它受到政府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市场通过汇率波动将参与者总体判断的讯息传送给贸易经济体的货币和财政当局。这些主管当局通常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它们无视那些市场反应，就会付出代价。
对于那些货币可自由兑换的经济体来说，其代价可能是对冲基金等投机者大规模地攻击其货币，这将迅速耗尽政府的外汇储备，导致该经济体债务市场的崩溃。对于那些实行外汇和资本控制的经济体来说，在贸易逆差时，它们受到的惩罚将是外汇储备的流失和贸易缩减。在贸易顺差时，恶果则是本国货币资本的流失，转变为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
在当前的全球中央银行体制下，不兑现纸币主要是由中央银行直接发行，或者由中央银行授权的银行发行，例如，香港等前英国殖民地就是这样。作为维持一国不兑现纸币的稳定和价值的关键角色，中央银行被认为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不受持续、无情的政治压力要求放松银根的影响。
一个主权国家的不兑现纸币的价值仅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支撑，一是该国经济的健康程度，二是发行货币的政府接受其作为纳税手段。它作为法定货币，享有垄断地位，结算该国境内的所有债务。大多数主权国家只允许本国法定货币在本国境内流通，要求外国货币只有在兑换为本国法定货币后，才能在本国市场使用。对跨国交易来说，为了以经济上公平的比率互换贸易国家的法定货币，外汇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
当一国不兑现纸币的外汇价值超出了政府和外汇市场认为合理的范围时，对其的校正需要该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而不是人为地操纵货币汇率。不论汇率是由政府确定，还是由市场力量确定，不兑现纸币的经济价值与其汇率之差的波动，都是金融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自从1971年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制瓦解后，这种不稳定导致了过去十年来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
中央银行体制的哲学基础是如下立论：不兑现纸币的价值稳定是经济长期健康所必须的。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不兑现纸币的国内购买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的汇率，而不是相反。然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大多数中央银行在汇率政策上都无条件地听从财政部，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议题。进而言之，中央银行体制存在的理由同样源于一个自相矛盾的立论：为了满足该经济体不断变化的金融需求，以防止一再出现的银行危机、衰退或萧条，货币弹性（monetary elasticity）是必需的。
因此，中央银行的第一大功能（维持不兑现纸币的国内购买力）和它的第二大功能（为增长放慢的经济提供货币弹性）是相抵触的。中央银行必须制止商业银行通过过度放贷（这由于不公平的储备管理体制而成为可能）促成货币发放，但与之同时它必须在金融危机或恐慌逼近时充当最后贷款人。
最后贷款人的功能是为处于困境的市场提供必需的流动性，将其从过多的负债中解救出来。如果没有中央银行的流动性储备，处于困境的市场就可能因一再发生的多米诺效应而停止运作——即使信誉良好的债务人也暂时无法履行义务，因为一些缺少信誉的债务人不能向他们偿还债务。在1913年美联储成立前的美国和近十年很多拥有美元债务的其他国家，这种一再发生的银行危机不断出现，因为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无法提供美元形式的货币弹性，只有美联储才能印发美元。
根据货币数量理论，当货币弹性经常被用作克服经济周期性低迷的便利措施时，它就会导致“道德风险”的上升，这会鼓励借方承担无保障的金融风险，因为借方以为这种风险将得到央行救援行动的保护。货币弹性易放难收，因为对债务人来说，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加痛苦。如同橡皮带会伸展、也会断裂一样，货币弹性最终将因为被滥用而丧失。
美联储在格林斯潘任主席时的领导下，曾一再地公开声称，其信奉如下歪理，即“高度扩张性的放松银根也无疑对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2000年股市泡沫破裂之后，格林斯潘在2004年事后聪明地说：“我们不是以过激行动力图抑制确定无疑的泡沫，从而带来不可预知的结果。我们的选择是，正如我们在1999年年中国会听政会上所指出的，将政策焦点集中在平息泡沫发生时带来的影响，从而富有希望地轻松过渡到下一次扩张。”
关于“下一次扩张”，格林斯潘指的是下一个泡沫，它就是2000年之后的房产泡沫。“平息”的应对措施就是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大量的流动资金。
房地产泡沫取代高科技泡沫有其结构性原因。美国贸易赤字为美国资本账户盈余融资，后者为美国房地产市场提供低息按揭。房屋不能像制成品一样从低薪国家进口，即便房屋里的许多物件，如家具、硬件、窗户、厨房用品、浴室装备以及暖气和空调设备等，都是外国制造的。尽管许多低技能的建筑工作都是由非法移民来做，建筑工作还是不可能外包给其他国家，以利用跨国界的工资套利。但房地产泡沫和任何其他类型的债务泡沫并无不同之处。一旦收入与资产价值的增长不同步，无法支撑债务清偿付款，房地产泡沫就会破裂。
如此一来，中央银行在扮演双重角色时陷入概念的自相矛盾，它既是金融市场执行审慎规则的监督者，同时又是以创新型经济扩张的名义破坏相同规则的推动者。而且，中央银行对处于困境的私营公司的援助标准是和这些公司对金融系统的潜在影响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标准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因为债务大户只是凭借其规模就能可靠地得到优惠待遇。因为每个借款人都知道有这么一条金融规则：如果你欠银行10000美元，你会感谢银行；但是，如果你欠银行100亿美元，那银行就会感谢你了。它就是所谓的“太大承受不起失败”（too big to fail）综合症。
更可悲的是，在美国，尽管美联储大约98%的利润根据法律归于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在法律上还是由其会员银行所有，而不是由政府或民众所有。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由会员银行提名、总统任命，作为一个团体，他们主要代表银行部门的特殊利益。
在中国，1995年通过的《中央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的地位，改变了它先前国家银行的角色。国家银行和中央银行的不同在于：前者服务于该国经济的融资需求，而后者则试图维持货币的价值稳定，与之同时提供货币弹性以防止银行危机，采取利率政策以确保银行部门的收益率，其背后的思想是，银行部门是经济的心脏，为了经济健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
在中国银行改革的过渡时期，没有任何局外人知道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成员的提名和任命程序是怎样的。有把握说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仍然遵循中国政府的政策指示，而中国政府又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警惕中国人民银行转变为代表银行部门及其大企业客户的特殊利益，而牺牲工人阶级和农民大众的利益。中国政府需要客观地认识中国的银行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及其实力来源，需要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行近30年来的成败得失。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代表各国央行的超国家中央银行）的定义，这种不民主的、代表特殊利益的央行立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央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政治独立”。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与美联储不同，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国库，是国库的财务代理人。除了管理银行间信贷市场外，中国人民银行还管理中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
只要中国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独立就不应该是中国中央银行家们可以轻易讨论的政策话题。他们选择了银行改革术语中“与国际接轨”等更良性的委婉说法。已有迹象显示，在经历了近三十年冒险的、中国官员所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后，负面影响正开始展现。
中国最近的政策回归到平民主义的方向，向贫困落后的农村和内陆地区提供积极的金融援助，试图扭转明显的收入不均和经济失衡。可以预见，这种政策转变将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人民银行的政治独立性提出质疑。可以预见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将会批评中国人民银行将钱花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花在银行利润最高的经济部门。
二、美中贸易失衡
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日益上升，抬高了所谓的中国贸易行为不公平问题，却未揭示出该问题的多少实质。
虽然好莱坞特殊利益集团在大众媒体上大肆报道，强调其电影版权受到侵犯，以此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游说美国国会建立针对中国的贸易立法，但是大多数有关不公平贸易的抱怨的真实性却无法经受宏观数据的现实验证。这与沃尔玛的情形类似，沃尔玛一方面抱怨入店行窃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却在损害其员工和海外供应商利益的情况下，从顾客那里获取肮脏的暴利。商店扒手当然应该受到惩罚，但这不应成为沃尔玛实行全球低薪政策的正当理由。
1950年，美国进口127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出口114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达241亿美元，只构成其329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7.3%。由于美国实行的冷战禁运，美国与中国没有贸易往来。1950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13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无关紧要的0.4%。美国可以不费力地维持这样的赤字额，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一个深受战祸的世界中最富有的和生产能力最强的经济体。
还有，那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债权国，其美元与黄金挂钩，充当着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制指定的国际贸易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确保了美国盟友将及时地、一分不少地清偿其战争负债。从而，对于恢复遭受战争重创的世界经济，美国的贸易赤字是十分必要的。具有贸易顺差的经济体将赢余的美元投回到美国，这是为了清偿战争债务，而不是购买美国资产，因为外汇和资本控制是那个时期的秩序。微小的国际收支失衡是由贸易经济体之间转移黄金储备来清偿的。除了政府外汇窗口，不存在其他任何外汇市场。在那样的安排下，美元霸权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跨国界的资金流动受到各国政府的严格控制，美国也不得不以黄金兑换美元。
当前，与许多具有类似贸易和财政赤字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同，美国通过美元霸权，以其贸易赤字为资本账户盈余融资（原文如此，按照亨利·C·K·刘相关文章的逻辑，此处应是“以其资本账户盈余为贸易赤字融资”，不过，从美元霸权角度考虑，“以其贸易赤字为资本账户盈余融资”的说法也是讲得通的——编译者著），从而免受与国际收支失衡相关的惩罚。但是，许多美国人不是寻求改革带来这种贸易和财政赤字的美国经济基本结构，而是荒谬地指责其贸易伙伴，起初是几十年前的日本和德国，现在是中国，存在货币汇率问题，以此寻求根本不存在的国际失衡问题的解决办法，该办法虽然没有痛苦，但不着边际。
位于这场货币骗局的顶端，美国还想要进一步降低美元的汇率，以期减少其贸易伙伴持有的大量美元储备的价值，因为美元的汇率只影响那些居住于、工作于或访问非美元经济体的人。因为在美元霸权的体制下，美联储可以任意地印刷美元纸币，所以对美国而言，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贸易赤字不是一个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而对于其他所有不能印刷美元的国家，却是如此。从而，由于美国贸易赤字并不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它不可能通过操纵美元汇率来解决。解决办法必须是缩小两个贸易经济体之间的工资差距。
三、美中贸易背后的数字
2005年，美国的国际贸易额达3.3万亿美元，其国内生产总值达12.7万亿美元，前者构成了后者的26%。美国的出口额达1.27万亿美元，进口额达2万亿美元，它的经常项（产品和服务）赤字是7260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7%），比2004年6180亿美元的经常项赤字多1090亿美元。
单以商品计算，出口8930亿美元，进口1.7万亿美元，商品贸易赤字是7820亿美元，比2004年665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赤字高1170亿美元。这意味着尽管美国的商品贸易赤字巨大并不断上升，但其2005年出口商品额根据195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仍然高达1924亿美元，是美国1950年出口额的15倍多、GDP的3倍。美国服务业的出口额是3790亿美元，进口额是3220亿美元，盈余为560亿美元，比2004年480亿美元的盈余高出85亿美元。
如果美国放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的限制，美国对华的贸易赤字将会大大减少。
对中国来说，由于美国的禁运，除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不结盟国家的少许备忘录贸易外，其1950年的对外贸易几乎是不存在的。200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达到了1.3万亿美元（占其1.6万亿美元GDP的81%），贸易盈余是1020亿美元（占其GDP的6.4%）。中国与美国大约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流向弥补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
这些数据表明，贸易现已在中国GDP中占据不安全的过高比例。若没有中美贸易顺差，中国的全球贸易赤字将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约6.25%，超过了美国5.7%的比例。
四、中国对贸易的吸毒成瘾
一旦吸毒成瘾，最初的欢娱很快就转变为苦恼。2005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231美元，而中国的人均外贸额也达到了1000美元。减去外贸部分，中国的人均GDP仅有231美元，也就是每天只有63美分。而且该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非人均收入，后者通常更低。
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为10493元，按官方的8.11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计算是1294美元。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3225元，也就是401美元。事实上，在农村内部，2005年与贸易无关的人均GDP实际上低于总体的人均收入，这意味着在没有出口贸易的地区，农村人均收入必须人均加入170美元，即加入401美元与231美元之差，或者说每天加入47美分，才能予以取齐。
全球的贫困线是一天2美元，远远高于中国与贸易无关的每天63美分的人均GDP。中国依赖于出口的经济增长政策正造成日益上升且具有严重政治意义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中国政府也开始承认这一点。
2005年，美国人均GDP为43000美元，而人均对外贸易是11196美元。除去对外贸易部分，美国人均GDP为31804美元。任何贸易国家都难以避免严重的贸易摩擦。但宏观数据表明，美国对华贸易并非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人均贸易赤字为685美元，也就是美国人均GDP的1.6%，而中国对美国的人均贸易顺差是155美元，也就是中国人均GDP的12.2%。然而就全球而言，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有1020亿美元，按人均计算是78.5美元，占中国人均GDP的6%。进言之，70%以上的中国出口是由外国公司交易的，这使得中国在2005年的人均贸易顺差净值约为50美分。显然，中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而且，并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分析，就可以看出美国在对华贸易谈判中掌握着高得多的市场支配权。
随着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大多数人的收入将大大低于人均GDP。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均的指标，基尼系数为0表示完全平等。中国官方公布，其全国基尼系数1990年为0.35，2005年上升到0.45。1978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一个非官方的调查显示，中国2005年的基尼系数为0.6。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4.8亿下降到2002年的8800万，但在2003年，贫困人口自1978年以来首次上升，因为过度出口的弊病开始从统计数据上显现出来。
中国将GDP作为经济增长衡量标准的缺陷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从账目上看，中国GDP维持两位数的增长，其经济似乎高速发展，但其代价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大多数人还是处于贫困之中，环境恶化无法扭转，道德冷漠日益增强，官员腐败制度化，以及社会不安定不断扩散。这一图景与世界第二大债权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美元霸权也没有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好处，2005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1。一般认为，基尼系数高于0.4，将造成社会不稳定，经济效率低下。
五、以新自由主义贸易赢得冷战
冷战是具有经济意义的一种政治军事对峙。军事化的背后是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经济竞争，它们在各自的意识形态集团里向欠发达的盟国提供援助。这两个分立的敌对集团之间几乎没什么经济联系。各集团内部的经济关系主要是通过对外援助维系的。冷战期间，经济竞争的名义是经济发展，而非贸易。
新自由主义者现在经常宣称，社会主义在冷战中之所以败给资本主义，是因为自由的胜利。然而，这个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明了。诚然，由于敌对的外部势力的压力，那些拥护社会主义的政府被迫实行军事体制，由此剥夺了本国公民的基本自由，从而成为自身的最大敌人。但是，在约瑟夫·麦卡锡时代，美国大肆压制公民自由并没有使美国政府垮台；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许多盟友也并无多少民主可言。经过15年的市场资本主义改革，从俄罗斯到波兰的前社会主义经济体似乎并没有什么进步。中国是一个例外，这只是因为它严守基本的社会主义承诺，后者正是美国竭尽全力所要拆除的。
在经济方面，真正的冷战是在两个完全不平等的对手间展开的。由于作为长达一个世纪帝国主义剥削的受害者的历史性影响，社会主义阵营从一开始就比资本主义阵营的发展水平低得多，贫困水平却高得多。此外，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受益于一个可以担当增长引擎的富强经济体，相反，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美国是唯一未受二战破坏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在二战之前及其后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但是，自苏联为了冷战军备竞赛的融资，开始与资本主义阵营发展贸易后，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发展动力。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集团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目的是建立一个经济集团，它一直持续到1991年才解散。在经互会的文件中，没有提及“贸易”一词。
马歇尔计划来自于杜鲁门主义，后者诞生于1947年，强调美国有抗击全球范围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道德义务。马歇尔计划花去了美国1947年2440亿美元GDP中的130亿美元，也就是GDP的5.4%。这些钱如果转化为2004年的美元的话，应该是6320亿美元，约等于2004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它们的任务是帮助战后欧洲的经济恢复，以避免受到共产主义的颠覆。这笔钱并非全部来自美国政府的预算，它还来自美国的主权信贷。马歇尔计划最重要的方面是，美国政府向在欧洲的美国投资者保证，他们可以把弱势的欧洲货币标价的利润兑换为与黄金挂钩、保障汇率固定的美元，他们随时可以35美元兑
布雷顿森林体制规定将美元作为基于固定汇率的世界储备货币，马歇尔计划使之具体化。马歇尔计划使国际贸易得以恢复，并为半个世纪后，即在1971年尼克松取消美元与黄金挂钩，限制跨国资金流动的布雷顿森林体制随之瓦解后，美元霸权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尽管马歇尔计划确实帮助德国恢复了经济，但这并非完全是胜利方给予失败方的一个无私礼物。它更像是一匹进行货币征服的特洛伊木马。它将德国经济打入美国经济的附属卫星国的地位，迄今德国还有待完全实现其经济自由。
以2004年美元计算，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贷款相当于6320亿美元。在2004年9月底，仅日本一国的外汇储备就高达8300亿美元。换句话说，日本2004年给美国的贷款比美国1947年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还多。而且，日本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因为这些贷款是以美元标价的，美国可以随意印发，除非重新换成日元，否则美元在日本毫无价值。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日本不得不减少日元的供应量，这导致了日本经济的紧缩和日元汇率的升高，并因此伤害日本的出口竞争能力。因此，美元霸权已远不止是“太大承受不起失败”综合症。它造就了一个由众多自愿的奴隶组成的世界，他们出于若没有强势的美元，就无法觅得明天的食物这一恐惧而捍卫美元。
“冷战证明了什么”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在其184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已充分阐述的论题，即一旦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在贸易领域是经济落后的，若没有政府的干预，它仅凭贸易是不可能赶上的。
李斯特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詹姆士·密尔（James Mill）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观点上截然不同。它认为，经济行为，乃至经济规律，都要视其历史、社会和制度背景而定。当一国与另一国的历史条件不同，又被迫采纳该国的国家理论作为国际经济的自然规律时，它往往成为这些规律的受害者。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历验证了上述观点，为了换来极其有限的繁荣，两国都不得不付出作为美国代理国的惨痛代价。
对社会主义阵营来说，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贸易是战略性的错误，这使它毫无保护地暴露在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游戏中，它在该游戏中从一开始就是失败者，并永远也不会赶上。
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者应宣布的目标是，自由贸易促进了资本主义民主，但他们不诚实地声称，自由贸易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双赢游戏。国际自由贸易只是有利于霸权国，就像国内自由贸易只是有利于垄断者一样。只有当发展不受对外贸易所控制时，社会主义才能运转良好。世界贸易组织是为迎合资本主义霸权而设计出的一种体制。当前全世界的反世贸运动反映了草根阶层开始意识到这个自明之理。
在美国，李斯特的思想演变为制度经济学，后者持如下观点，即政府政策，而不是市场力量在促进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李斯特的思想受到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所持观点的很大影响。
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首席大法官领导的美国最高法院在处理1819年麦卡洛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s Maryland）中确立了以下原则：美国联邦政府在通过法律和实施政策、计划及措施方面拥有广泛的“不言而喻的权力”，各州不能横加干涉任何一个联邦机构。马歇尔规定，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政府是由人民而非各州建立的，联邦政府享有全部主权，“在其职能领域至高无上”，除非宪法明令禁止。马歇尔的主张是美国宪法史上最重大的决策之一。它基于宪法，宽泛地解释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该案例为美国联邦政府随后的权力扩张，延伸开来，为二个世纪后美国的全球权力扩张奠定了法律基石。
汉密尔顿提出主权信贷思想，主张建立国家银行，反对成立中央银行。其观点不仅被用来保护这个年轻国家的弱小的新生工业，还被用来反驳19世纪英国的全球化倡导者为推进大英帝国主义利益而推出的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教义。（见“全球央行批判：美国的经验”，《亚洲时报》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使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但是，持续四十年之久的冷战导致美国为胜利付出惨重的代价：其陷入持续周期性的财政赤字。在90年代金融市场全球化之前，财政赤字只有一种惩罚结果：国内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证明可以有效地度过可憎的商业周期。而且，由于对外贸易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只要美元与黄金挂钩和美国持有世界上最多的黄金储备，那么外汇对于美国就没有什么意义。到60年代，美国实际上已受到国内通货膨胀的冲击，美国经济由此遭受的影响足以激励肯尼迪政府的经济学家断定，只要美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美国就能够以“新经济”做到军事和经济同步并重，甚至把人送往月球。
但是，因为美元是贸易储备货币，而且大部分美国财政赤字是用于国外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资助欧洲的北约运营以及美国在日本、韩国、亚太地区其它盟国、中东和南美的基地，大量的美元流往海外，日渐地耗尽美国金库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的得克萨斯州诺克斯堡金库流入外国金库的黄金是如此之多[2]，以致当美国在60年代深陷越战泥潭时，美国总统约翰逊无力资助其“大社会计划”。
1971年8月，为了阻止黄金流入外国账户，尼克松被迫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并对进口品强制征收10%的关税，该关税直到1971年底布雷顿森林体制规定的美元固定汇率贬值2.25%之后才解除。两年后也就是1973年，中东危机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提供了机遇，它们将油价提高了十倍，从1桶3美元增加到1桶30美元。美国接受了新的石油价格体制，但迫使石油生产国以美元标价石油。说服石油输出国并不困难，因为它们的经济大多数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吸收突然而来的所有财富，而当时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美国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稳定，并不会受到恐怖主义的攻击。
过剩的石油美元流向了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以高于美国国内利息的借款利息借入这些石油美元，再由出口挣得的美元来偿还。这样的贷款被认为是安全的，正如花旗银行总裁李世同（Walter Wriston，又译沃尔特·瑞斯顿）所发表的名言：“国家不会破产”。花旗银行凭借雄心勃勃的国际放贷，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开始。
但是，直到1991年冷战结束后，随着无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出现，从而允许布雷顿森林体制所限制的资金大规模跨国流动，美元霸权才全面形成。对于催生和推进美元霸权，1991年关于资本流动限制的瓦解比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更为重要。
借助于美元霸权，美国的中央银行即美联储由国家货币价值监护人和最后贷款人转变为一部无处不在的虚拟货币印钞机，在美国经济显现放慢增长的最早期，开始了印发货币。1987年之后，格林斯潘主席领导的美联储引导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纵情狂欢于注入流动性。
在高盛公司前证券交易商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3]担任财政部长期间，美国发现，为了挣钱，美国所需做的就是印发更多的美元，世界贸易于是成为这样一种游戏：美国以法令发行美元，而其贸易伙伴生产不兑现的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从石油、衣服到电视机和汽车等一切商品。美国保持其国防工业和研究，将老的经济制造业首先外包给日本和德国，再将服装业和低技术产品外包给亚洲和墨西哥。最重要的是，美国实质上已以垃圾债券和其他结构性金融产品建立并经营一种新型金融部门，而直到十年后，其他发达国家对此才有所理解。借助于美元霸权，美国步入金融资本主义，而其贸易伙伴落入工业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