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麂子肉多少钱一斤:中共"特工王"李克农因何事为毛泽东和家人3次流泪？

       1941年，由于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李克农奉命从国统区撤回延安，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为了庆贺李克农多年来第一次全家团聚，毛泽东在枣园请李克农一家吃饭，朱德作陪。在吃饭的时候，毛泽东问李克农的二女儿李冰：你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李冰说不知道，毛泽东又问李克农的小儿子李伦，李伦也摇了摇头。毛泽东哈哈一笑，说，你爸爸是大特务，是共产党最大的特务！是的，李克农是共产党的大特务，是共产党的保护神，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以高超的智慧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力挽狂澜，屡建奇功，被称为“传奇将军”。而鲜为人知的是，李克农不仅仅是一位充满神秘传奇色彩的钢铁战士，同时他还感情丰富充满着侠骨柔情。
　　他为毛泽东的安全而流泪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8年浴血奋战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战斗在抗战第一线的八路军、新四军本应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可蒋介石却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令，把远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用飞机、汽车抢运到华东、华北地区，妄图夺取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军队。为了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蒋介石假惺惺地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正当中共中央对如何处理蒋的和谈邀请问题作具体研究时，中央社会部西北局获取了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处与重庆来往的密电，了解到蒋介石认定毛泽东不会应邀去重庆的情报。李克农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并分析：蒋邀请毛泽东去重庆真正的目的：一是为了拖延时间。他的军队远在西南，现在正抓紧时间调兵遣将，抢占胜利成果和部署军队准备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二是认定毛泽东是不会去重庆和他会面。因为毛泽东从井冈山起义以来，从没离开过根据地，抗战初期，蒋多次要求毛泽东到南京任职，毛泽东都以种种借口加以推辞。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大造舆论邀请中共领导人去重庆，一方面在重庆大搞特务暗杀，制造事端，给中共造成压力。如果他的计划得逞，他就把挑起内战的责任全部推卸到共产党的身上，其假和谈、真内战的目的一目了然。毛泽东根据这一情报分析，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以民族大义为重，亲自去重庆谈判。他说：他蒋介石“假戏真做”，我们就来个“真戏假做”。他一方面指示李克农抓紧破译延安联络处与重庆的密电，掌握蒋介石的动向；一方面指示周恩来抓紧做好谈判的一切准备工作。同时，毛泽东还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做好战斗准备，以迎接来犯之敌。
　　当毛泽东决定去重庆谈判时，李克农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知道蒋介石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他的中统、军统是无恶不作的鹰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仍被关押就是明显的例证。李克农非常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在护送毛泽东上飞机时，李克农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情不自禁地留下了眼泪。毛泽东理解李克农的心情，便笑着对李克农说：“克农啊，男儿眼泪不轻弹嘛，你怎么用咸豆豆送我呀？”一席话说得李克农不好意思，赶快抹去了脸上的泪花。担心归担心，安全是第一位的，李克农派出最强干的警卫陈龙担任毛泽东的贴身保卫，并指示重庆的秘密党组织和情报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毛泽东的安全。
　　他为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而流泪
 　他为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而流泪
　　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同志，在参加秘密工作之时，都要对党旗进行宣誓 “对党绝对忠诚”，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李克农投身革命不久，就开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是他和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获取国民党的最高机密情报，取得了红军一、二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顾顺章叛变后，是他在接到钱壮飞的紧急报信后，设法向党中央报告，使党中央机关人员绝大部分安全转移，从而躲过一场灭顶之灾，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李克农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可对家人他却怀有深深的内疚。1951年，正在苏联交流情报工作的李克农接到中央命令，紧急回国，准备赴朝主持板门店谈判。临行前，他的夫人赵英对他说，你到朝鲜主持谈判，润儿（小儿子李伦）马上也要上前线组织后勤运输，你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还是给他把婚结了吧。李克农高兴地答应并邀请了滕代远夫妇、刘志坚夫妇等几位老战友，为李伦完婚。在婚礼上，当端起酒杯时，作为父亲，李克农心里一阵难过，留下了愧疚的眼泪。他对李伦说，我有5个儿女，你的姐姐、哥哥结婚，我都不在身边，你们是靠组织养大的，党和组织就是你们的父母，有了党和组织，才有你们的今天。我虽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但是你们有一个培养你们长大成人的党和组织。说到这里，老战友们不免回想到1931年顾顺章叛变那一幕。李克农在通知并协助周恩来果断处理完党中央安全转移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家人的安危，而是立刻赶到钱壮飞家，通知其全家赶快转移，并打电报给胡底让他赶快撤离，以至于没有时间通知自己的家人转移。还是他的夫人赵英发现住所周围布满了敌特，才带着李治、李伦，母子3人从后门逃离住所。因无法和李克农取得联系，又无处可去，3人流落街头，夜宿菜市场。最后，还是上海的秘密党组织找到他们母子3人，并将他们安全转移。李伦回想起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我父亲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我们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都看作是一种同志式关系。我们兄弟姐妹是在党和组织的教育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的成就，与党和组织的教育与关怀是分不开的。
　　他为不能为父亲送终而流泪
　　1951年，李克农赴朝鲜主持谈判工作。1952年7月，他收到了老父亲不幸去世的电报。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工作，他强忍泪水，将电报揣进了口袋。夜晚，李克农独自走到帐篷外，在黝黑的天空下，面对着北京方向，深深地鞠了3个躬，以遥祭父亲在天之灵。李克农回想起自己一生在外奔波，全家老小都跟着受了不少苦，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就去了苏区，音信全无，全家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父母亲和赵英身上。1946年母亲去世时，李克农正在北平军调部从事紧张的工作，没能赶回去为母亲送终。这次父亲病逝，他又远在异国他乡，不能尽孝。想着想着，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从此，李克农把对父亲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中。1930年“红色特工”李克农如何巧送刘伯承离沪？　1930年8月的一天，刚调入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工作的李克农，被时任该委员会情报科科长的陈赓郑重其事地告知：“克农同志，刘伯承同志要去武汉，中央决定由你护送，有什么困难没有？”

　　“请中央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保证伯承同志的安全，困难可以克服。”李克农语气坚定地回答。陈赓与他紧紧地握了握手，尔后放心地转身离去。

　　话虽如此说了，但当李克农独自静下心来细细一想，便觉得担子的沉重。因为他、钱壮飞和胡底3名中共党员上一年才打入国民党CC特务机构，他还被重用为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长，若不是情况紧急、任务艰巨，党中央怎肯轻易动用他们这条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既保证刘伯承的安全，自己又不至于暴露。由于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刘伯承将要离开上海、前往武汉执行公务的情报已被国民党所掌握，蒋介石为此亲自部署，调动了全部特务系统，以期抓到刘伯承，并下达了对放走刘伯承的人一律处死的命令。这自然使李克农更不敢掉以轻心，遂绞尽脑汁精心筹划，7天后终于形成了一个周密而绝妙的计划。

　　这天下午4时左右，在阴雨笼罩下的上海，街上行人稀少。一辆行驶中的黑色雪铁龙小卧车突然熄火，躺在闸北棚户区的道路中间，司机正趴在车前修理。旁边站着一位披风衣、戴墨镜的高个子中年人，悠然地吸着烟。

　　没过多久，忽然传来一阵凄厉的警笛声，紧接着就有3辆车从闸北火车站方向飞驰而来，前后两辆军用道奇卡车上，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军警，中间夹着一辆军用吉普。任凭那警笛声如何催促，挡道的卧车司机却毫不理会。车队只得停下来。“娘的，谁他妈到大街上来挺尸！”从吉普车上跳下个精悍短小的便衣，冲过来就要揪司机的后衣领。

　　“嗯——”那便衣听到吸烟的中年人这轻轻一哼之后就有点迟疑，侧面而视，遂大吃一惊，谄笑着大步朝中年人走去，“啪”的一个立正：“哎哟！原来是老师！李股长，幸会幸会！”“邢队长，辛苦了，大雨天还在外头跑。”中年人含笑脱下手套，递过手去。

　　这位中年人正是李克农。他在雨中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终于获得了这样的效果。而那便衣则是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邢子春，曾是李克农管的无线电训练班的学员，故有“老师”之称。相对于直属中央的CC系特务、且又是该特务机构头子徐恩曾手下红人的李克农，邢子春自然不敢怠慢，他紧握着李克农的手连声说：“误会，误会，不知道是老师的车驾，得罪！得罪！”尔后躬着身子又是递烟又是打火。 “邢队长这是……”
　　邢子春立刻得意地附在李克农的耳朵边小声说：“车里就是刺杀委员长的胡疯子，学生今天刚在苏州抓到。”原来就在半个月前，蒋介石在上海视察江防时，差点吃了一记黑枪。
　　“恭喜邢队长，干了一件大事！”早已知道这一切的李克农淡淡地说。
　　就在邢子春谦逊地说着“哪里！哪里！还靠老师栽培”的话时，李克农口气一转：“我这里有份徐老板急电，委员长密令：胡犯擒获，立解南京。邢队长，我们是至交，不妨向你透点情况：这胡疯子可不是简单人物，他明是辫帅手下的人，其实，他与山西、云南、东北方面都有联系……”说到此，李克农故意顿了一下，见邢子春依然长长地伸着脖子听，才继续说下去：“我这趟正好到南京公差，邢队长要是不怕我抢功，不如就将人犯交我带过去吧。”
　　“这……”邢子春一怔，本想一口回绝，却听见李克农又说道：“当然，我只是顺路，就做个顺水人情。邢队长自然是随我一同去，功劳自然是你的。我想，邢队长辛辛苦苦在警察局干，有你们丁老板压着，也难有个出头之日，此番见了徐老板，不如就到CC来干吧。当然，邢队长若执意要把功劳让给丁某人，我也不反对，我随后到警察局要人就是了。”
　　经过一番权衡，邢子春心动了，口中却又讪讪地说道：“老师说哪里话！学生有今天，还不是全靠老师，既然老师有委员长密令……”
　　“再告诉你一点情况。其实，你那胡疯子不过是个死人，我车上那人才是真正的知情者，我这次去南京，就是引他见徐老板。”见李克农如此说，邢子春不由自主走近卧车，探头往里看。
　　“回来！这人可是大贵客，邢队长还是不要认识他的好，以免日后麻烦。”邢子春被李克农的话给唬住了，于是满口答应立刻解人犯随李克农去南京。
　　因李克农的卧车坏了，要拖回车厂修理，只好把车中的那位气度威严、戴着墨镜的“要人”请上了邢子春的吉普。然后在邢的调度下，原班人马掉头又往火车站开去。由于邢押解“钦犯”刚离火车站又返回，自然用不着再仔细盘查，加之有李克农在一旁监守，刘伯承就顺利而安全地上了火车，由此摆脱了危险。
　　为免后患，不久后，李克农精心设置了一出借刀杀人计，使邢子春以通共嫌疑，被其顶头上司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丁盛下令处决。毛泽东亲点邓华 李克农 乔冠华负责朝鲜停战谈判 　抗美援朝得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谈，符合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立场和世界人民的心愿。毛泽东高度重视朝鲜停战谈判，对谈判的战略、策略、方案及代表团的人员组成都亲自确定。斯大林得知后全部同意并明确表示：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
　　对志愿军来说，“和谈中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是限期撤出朝鲜境内一切外国军队；其次是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态”；“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是有理的；以三八线为界是有节的；争取提早结束战争，与朝、中两国人民是有利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91页）这一战略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国的和平诚意，使中国处于有利位置。
　　毛泽东亲自点将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以及精通外交、擅长谈判的李克农和乔冠华组成谈判代表团。李克农、乔冠华等一行即将出国赴朝鲜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召集代表团团员开会，提出了谈判的策略。毛泽东指出：“当美国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我们应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谈判时，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以利于朝鲜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但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可以做一些妥协或者让步，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应掌握这样的原则：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
　　毛泽东亲自拟定了停战谈判方案：1，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自后撤10英里，建立非军事区；3，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4，停止军事行动后的3个月内分批交换全部战俘；5，所有外国军队3个月内全部分批撤离朝鲜；6，南北朝鲜难民应在4个月内返回原来的居住区。
　　对美国来说，一方面打不赢，一方面不认输。要保住在西方世界的“面子”，就要靠现代化的优势装备，搞政治讹诈，阻碍朝鲜问题的公平合理解决。毛泽东深知敌人虽然在战争中遇到了严重困难，被迫求和，但决不会改变其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预见到谈判期间，敌人可能会玩弄种种阴谋伎俩，可能乘机对我实施突然袭击，我军惟有经过坚决、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持久作战的准备，才能取得胜利。能打方能言和。敌人谈判桌上得不到，战场就要打；战场上得不到，才回到谈判桌上谈。
　　7月2日，毛泽东要求志愿军“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93页）7月9日又在电报中指出，“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土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95页）毛泽东不但为谈判代表团制定了战略策略，而且为志愿军配合谈判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3
　　美国的侵朝战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战争拖得越长，对美国越不利，但它又不甘心失败。由于敌人对“和谈”缺乏诚意，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使朝鲜停战谈判旷日持久、艰难曲折，形成了两年多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斗争局面。美国对谈判表现得既狂妄又虚弱，出尔反尔，能拖就拖，基本特点是“打时想谈，谈时想打”。周恩来称之为“美国的慌乱与徘徊”。他们一心想把持谈判，想让中国方面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达成停战协议，以取得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美方在谈判过程中总是百般刁难，致使谈判一波三折，迟迟不能取得结果。毛泽东洞察美方的心态，以战略家、哲学家的高超艺术驾驭和领导了谈判的全过程，挫败了敌人的一切阴谋，达到了预期目的。
　　在谈判之初的一个月中，毛泽东发给李克农等电报达40多封，大到谈判原则、议程的修改，小到一个发言稿、场地的安全以及禁止车辆挂白旗等，都从国格和政治的角度明确指示或—一提醒。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粉碎了敌人妄图通过谈谈打打实现不合理解决朝鲜问题的种种企图。
　　7月26日，当谈判接触到划军事分界线问题后，敌以“谋求海军空军优势的补偿”为借口，拒绝“三八线”为界，要志愿军后退数十公里，企图不战而获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遭驳斥后，便叫嚣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发动了夏季、秋季攻势，妄图迫使中朝方面在停战谈判中作出让步。8月1日，毛泽东两次致电李克农并转金日成、彭德怀，就坚持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提出了具体意见。此后两周又3次发电报，分析敌人不愿意接受三八线的原因，提出了在对方同意目前战线基础上调整时的前提策略。当8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非武装区和谈判场所时，毛泽东23日致电李克农“必须不怕破裂，予以坚决回击”，近日提出“暂时停开谈判会议，以压敌人气焰”，志愿军则“加紧准备迎接敌人可能的进攻”。24日，致电在暂停谈判的同时保持“双方联络官的来往”。25日又指示说，“代表团的任务是谈判兼打文仗”，“进行有力地宣传斗争，沉着应变，主动作战，以观其变化”。经过文武两个方面的斗争，既揭露了敌人谈判中的无赖嘴脸，逼敌在“中立区”问题上就范，又粉碎了敌之进攻。敌人文的理屈词穷，武的捞不到便宜，中断2个月的谈判，不得不在10月25日由开城转到了板门店复会。停战谈判恢复后，按照毛泽东的策略，中朝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战术，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自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
　　11月27日，历时4个多月，经过了18次正式会谈，37次专门委员会会谈，14次参谋会谈，双方终于就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临时协议。
　　在这年10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指出：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或者达成停战协议，或者还要再打一个时期，方能达成停战协议。毛泽东以预见性把握着谈判的主动权。
　　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协议后，美国不想执行，就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做文章，违背国际惯例，节外生枝，以“自愿遣返”为借口：“强迫扣留战俘”，拖延停战协议的签订，以便在战场上得到更多的东西。
　　1952年5月5日，印度的潘迪特夫人来华就朝鲜停战问题进行斡旋。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坦诚地就战俘问题对她阐述了中国的立场，说：“停战谈判所谈的，主要是四个问题，现在除一个问题外，都已基本上取得协议。而美国政府还在这个仅剩的问题上无理地拖延谈判。”“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战俘问题。本来按照美国政府所曾签字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战争一旦停止，双方即应无条件地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因此，这本来是很简单，而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但美国政府却无理由地以此拖延会议。”“我们不想压倒对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公平与合理。”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从政治的高度阐述了中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立场，并揭穿了敌人利用遣俘破坏中朝团结的阴谋。斯大林回电，充分肯定毛泽东关于谈判中的立场和战略策略。
　　9月28日，美方代表提出了所谓“自愿遣俘”的三择其一方案。10月8日，朝中方提出了战俘全部遣返新方案，美方拒绝讨论协商，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朝鲜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10日致电李克农，指出，应揭露敌人蛮不讲理，破坏谈判，扩大战争的阴谋，决不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同时方法步骤又可以协商。
　　为打破敌人的战俘讹诈，配合谈判斗争，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了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处境愈加被动。美方为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10月14日发动了“金化攻势”，向上甘岭地区的597．8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实施进攻。上甘岭战役打响。进攻前，“联合国军”以为只需投人2个营的兵力，即可占领两高地。进攻受挫后，陆续投入兵力达6万余人；出动坦克170余辆，飞机3000余架次，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削低整整2米。志愿军依托坑道顽强抗击，在为期43天的防御作战中，涌现出了38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阵地在与敌人的反复争夺中岿然屹立。志愿军歼敌2．5万余人，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1952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给志愿军的贺电中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基于政治、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考虑，毛泽东坚持“俘虏一个也不能丢，一定要争。”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针对艾森豪威尔扩大侵略的叫嚣，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充满必胜信心地宣告：“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美军企图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大规模登陆，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应肯定敌人登陆，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在清川江至汉江间登陆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我之行动方针”。志愿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迫使敌人的登陆企图“胎死腹中”。从1953年1—4月，中朝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次，歼敌5万余人。
　　1953年夏季，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休整和补充，兵强马壮、粮弹充足、士气旺盛、阵地巩固，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4月23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具体方案。25日，美国在无可奈何中同意恢复谈判。而这时的李承晚集团竟公然强行扣留志愿军被俘人员，破坏停战协议的签订。5月7日，李承晚在记者招待会上，叫嚣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必要时单独作战”。6月17日李承晚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俘虏，遭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为了惩罚李承晚当局，加深敌人内部矛盾，给敌军以更大压力，促使停战的最终实现和保证停战后朝鲜局势的稳定，6月21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50页）
　　7月8日，毛泽东电令谈判代表团：谈判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出修整军事分界线的问题，而是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方面的情况再定；尽量取得对方对于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作出肯定回答；停战协定的签字日期，推迟到7月20日以后。“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预定的作战计划，志愿军于7月13日发起了夏季反击战的第三阶段战役“金城反击战”，重点打击李承晚军队。
　　5月13日到7月27日，中朝军队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进攻，打击敌军目标104个，歼敌11万余人，扩大阵地面积240平方公里。谈判的天平取决于战场的砝码。一次小小的战斗，甚至一个士兵都体会到了“政治仗”的味道。毛泽东牢牢掌握着军事与和谈两个战场的主导权，因此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积极谋求外交上的进展。美国不得不低下头并制止李承晚集团的胡作非为。　1953年7月27日，历时两年多的朝鲜停战协定终于签字。与1951年11月27日相比，志愿军阵地净向南扩展了332.6平方公里，敌人已无“面子”可言。
　　能打方能言和。敌人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得不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了。
　　第三任侵朝主帅克拉克上将悲哀地说：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在抗美援朝战争后告诫西方世界：军事上的禁律之一是，不要同中国交战，谁若想入侵中国，就要大倒其霉。这是西方列强1840年以来第一次得出的结论，也是抗美援朝最大最深远的影响！4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1949年是分水岭。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战乱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和平的中国。毛泽东使中国60多年免遭战祸。扭转乾坤之举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当代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性分水岭！
　　美国的政治家从来不承认朝鲜战争的失败，认为中美两国打了个平手就是高抬中国了。其理由无非是：美国从朝鲜半岛的最南端向北打到了三八线，中国从朝鲜半岛的最北端向南打到了三八线；美国没有完成占领全朝鲜的目标，中国也没有完成把美国赶出朝鲜半岛的目标。乍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并不然。朝鲜内战爆发时，中国军队没有参加。而美国军队在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三天就参战了。也就是说，到1950年10月25日之前，美军从南向北一路打到鸭绿江边并没有和中国军队交手。可中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到三八线，一直是和美军过招。可见，美国所说朝鲜战争的胜利只能是对北朝鲜而言；中国说抗美援朝的胜利却是对美国而言，并不是对南朝鲜而言！因此，说中国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是当之无愧的！
　　抗美援朝使帝国主义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硬骨头精神，毛泽东把美国顶疼了。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没有中国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我们一直享受着抗美援朝胜利的恩泽。抗美援朝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格局，新中国像巨人屹立在世界东方。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全世界都感到了新中国举足轻重的分量。1971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穷朋友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事实，再一次凸现了中国的国际威信。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政治家还说：“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思想化”，这里面不能不说包括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的教训。时至今天，中国能在朝鲜问题的六方会谈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也与抗美援朝的胜利有关。抗美援朝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显出其深远的意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永远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朝鲜停战谈判也永远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中华魂》）单刀赴会 有胆有识：李克农与张学良洛川谈判　1935年冬，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由李克农担任局长。此局在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个局的统战工作重点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做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从加紧做俘虏军官高福源的工作开始的。
　　高福源是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十五军团俘虏的东北军六一九团的团长。他被俘不久，就和其他俘虏一起，被红军带到了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的瓦窑堡。高福源在瓦窑堡住了约两个月，亲身感受到红军对他们亲切友好的态度，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亲如兄弟、团结友爱的关系，亲耳听到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事迹。他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他想自己应有所作为，便要求回到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6年1月8日，高福源前往洛川。一周后，他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返回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了王以哲军长（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张学良也亲自驾机从西安飞来与他谈话。谈话结果令人感到兴奋。因为不仅王以哲对于中共共同抗日主张深表赞成，而且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
　　对此，中央非常重视，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李克农为红军代表去洛川同张学良谈判。1936年2月21日，李克农一行在大雪中从瓦窑堡出发赶赴洛川。
　　李克农一行去洛川谈判是严格保密的，所以他们一律便装打扮，正式代表李克农穿的是中山装。17岁的译电员戴镜元着学生装。化名“徐之光”的钱之光，名义上是秘书，戴礼帽，穿长衫，实际上负责采购物品和药品。还有一位警卫员，负责保卫工作。
　　李克农一行4人，加上高福源，在东北军的护送下，于25日下午5时左右到了洛川。洛川会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2月26日到28日，王以哲、赵镇藩根据张学良的回电指示，同李克农多次交换意见，就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局部合作问题达成了若干口头协议。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就亲自驾机飞抵洛川，秘密与李克农面谈。3月4日下午3点，洛川会谈的第二阶段正式开始，主要谈判整个东北军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的问题。谈判是在李克农住处的一间小房子里进行的。张学良也化了装，身穿银灰色长袍、黑丝绒马褂，头戴礼帽，鼻架墨镜，手提文明棍，像一位精明的富商，又有一副风流倜傥的派头。他一进门就对李克农说：“李先生辛苦了，我这次来是‘整销’的，不是‘零售’。”
　　他言下之意，红军与六十七军达成的口头协定，他已经知晓，完全同意。但那只是局部的，他要进行一揽子全面交易。
　　李克农意会了，也完全同意，就诙谐地说：“张将军解甲从‘商’了。”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张学良突然问李克农。可能他从有关方面打听过李克农的经历，心存疑虑。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这是李克农此行的公开身份。
　　“组织部是对付敌人的吗？”张学良又问。
　　“不是。”
　　“你到我这儿来，毛先生知道吗？”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好！”张学良一拍椅子扶手，站起身来，踱着方步，边走边说：“那就请解答几个问题：（1）你们红军是不是真抗日？是一个幌子呢，还是真的？（2）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3）你们说是抗日的，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
　　李克农心里清楚，红军代表应以诚待人，但面对骄傲的张少帅，也要有一定的“斗争”。于是他说：“红军当然是抗日的，不是为了抗日，何必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此？至于第二个问题：红军是团结的。的确有些争论。你晓得，张国焘跟我们已经分了家。这是我们党内的斗争，你张先生不是共产党员，不可能体会。”李克农知道张学良是暗指张国焘分裂，表明红军不团结，就主动挑明了谈。张学良点点头，表明理解李克农的回答。
　　“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李克农接着说，“就是因为他不抗日嘛！凡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
　　对这个解释，张学良不同意，因为天快黑了，张学良请李克农先吃晚饭再说。　吃完饭继续会谈。张学良问：“我不知道李先生能不能负责？要能负责，再谈下去。”看来，张学良对李克农在共产党内的作用有多大不摸底。
　　“当然能负责。如果我不能负责，早就声明了。既然派我来，我就是代表。”李克农回答得很干脆。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张学良并不是老粗，在谈判中还要设陷阱。
　　李克农马上断然回答：“张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投降代表，是谈判代表！这一点你可不要弄错了！”说完，他立起身就往外走。
　　张学良连忙起身相拦，说：“不要走！不要走！谈下去！”接着他又亮出一手，指着地图说：“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
　　李克农立刻说：“如果副司令要此地，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地方？我们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不好吗？”后来达成的协议中有此一项：1936年6月红军让出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搬迁到保安。红军体谅东北军的处境，退让一下，让张学良拿这个“战功”堵蒋介石的嘴。
　　谈判中，张学良表示他完全拥护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希望能同中共主要负责人晤谈。
　　到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一、张学良提出，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张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定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定。
　　二、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红军代表借道新疆去苏联的事。
　　三、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以灰色名义掩护。
　　四、红军与东北军建立电讯联络。
　　3月16日，李克农一行到达石楼。李克农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详细汇报了谈判经过。
　　3月27日，中共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同他进一步谈判，对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很重要。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到延安与之谈判。
　　延安谈判以后，共产党和张学良走得越来越近。李克农负责有关东北军事务，与张学良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西安事变后，中共派出谈判代表团。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为了配合周恩来与张、杨的会谈，李克农与东北军、西北军许多中、高级军官多方接触，了解到他们要杀蒋介石的情绪很强烈。他一方面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另一方面根据自己在此问题上的认识转变过程，耐心地做那些军官们的工作，晓以大义，阐明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使得东北军、西北军内中、高级军官的思想终于大体统一。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为同蒋介石谈判，准备了有利的思想一致的条件。(王春华)探秘“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 “龙潭三杰”指的是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他们三人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个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从而形成遥相呼应的“铁三角”。在关键时刻，因为有了“铁三角”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得以保全。周恩来曾说：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被改写。
钱壮飞
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早年就读于湖州中学，后考入北京医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
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过去，并任命为机要秘书。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0月，中共被迫撤离江西苏区，钱壮飞随军行动。1935年1月，在行军途中，钱壮飞被任命为中共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另一说钱壮飞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未来得及赴任)。1935年3月31日，红军从金沙县后山乡南渡乌江时，钱壮飞在侦察敌情时，因敌机轰炸与部队失散。周恩来发现后，立即派人寻找未果。4月1日，患病的传奇英雄钱壮飞，被图财害命的反动民团歹徒黎丛山以带路为名，推下金沙县后山乡乌江北岸的堰田岩后壮烈牺牲。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曾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胡底
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等。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考入中国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中国大学毕业后住在钱壮飞家。1926年，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办了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黑名单，受到通缉。同年冬天，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
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务机构。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
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时在天津。接到电报后，胡底马上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
1931年8月，胡底、钱壮飞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到达苏区后，胡底任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行动的胡底，被张国焘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1935年9月，张国焘竟下令将胡底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民政部再次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李克农
1898年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化名李泽田以应考方式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该局负责人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对李克农产生信任。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
虽然徐恩曾对李克农很信任，但一个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使用的密码本，绝不外传。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将其放在贴身口袋里。一次，好色的徐恩曾从南京到上海开会时，李克农见其急着去找上海滩的美女，就用手指指其胸口，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个怎么行？”徐恩曾觉得言之有理，当即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并嘱咐他小心保管。徐恩曾走后，李克农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后来，就是用这个复制的密码本，在关键时刻，帮助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信后，急忙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与陈赓一起找到了周恩来，迅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转移。
此后不久，李克农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后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李克农这位中共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李克农：“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1955年，这位从没带兵打过仗的开国功臣，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