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奥地利签证几天出:黎明的博客
黎明
药家鑫杀人案结案后仍不消停，先是药父状告苦主一方代理人侵犯名誉，近日代理人张显以药父未删表示愿意捐款的微博为由，和张妙家人一起到药家居住地索要20万元捐款。事发后,网上同情药父、批评张家一方的留言很多，这无可厚非。因为，药家曾应允但被拒绝过的捐款，若在压力下再“捐”一回，论情理、法理都不合理。
要钱之意在于闹，就为了实施“精神刺激”和“出口恶气”。这对两个不幸的家庭，都可悲。只要两家及其法律代理人不想妥协，别人也没什么办法，对两家来说，不解决“感情问题”，讲什么道理都没用。
我更关注的是有些人说张家要钱“坐实了农民难缠”。发了《任谁都坐实不了农民难缠》一文，不料，就连这几等于废话的观点，在网上也引起了激烈辩论。
看到“农民难缠论”市场不小，我想，中国社会阶层间的断裂与对立程度，可能比原来估计的还要严重；有些无厘头的对立或厌恶情绪，确实出自大批社会成员思维能力差或“素质低”的原因。
“农民很难缠”，这名言出自药家鑫之口，此话之内涵，还是构成他杀人动机的主要内容。要论药家鑫案中对药家的“舆论伤害”，也莫过于这句话。基于“农民皆难缠”的理论，药家鑫才动了杀机。
“农民难缠论”要了药家鑫的命。假如药家鑫心里不存在这样一个畸形的理论怪胎，假如这一观念在他心中并非根深蒂固且“勇敢顽强”，事态就不会很严重。
药家鑫撞人后为避免“被缠”悍然杀人灭口，坐实此人罕见的“难缠”。但没人引此事实论证出“大学生难缠”和“市民难缠”。张家、药家的律师或代理人，在结案前后一系列事件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也没人说“律师难缠”或“教授难缠”。现实是，许多人在承认农民弱势、农民贡献巨大而待遇特低的同时，也认为农民难缠。
“难缠”这个字眼需分析。平时语境中，它是贬义的，大概指向“胡搅蛮缠”，如不讲理、讲不清、不妥协、无赖、要价高、过于计较、敲诈勒索等多种行为表现，但这个字眼用起来也有些胡搅蛮缠。网友看了我的文章说“楼主难缠”，那当然是了，我当即承认自己不是一般的难缠。我不争什么，不损人，但如果有人欺负到我头上，那他会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难缠，这难缠是讲理的，也懂得反击技术和运用该用的条件。
实情如此：感觉自身强势有力或“智勇双全”的社会人，均以“难缠”到不可侵犯为荣。“和我斗，你还嫩了点！”“竟然找我的茬”，“我可不是吃素的！”“放聪明点”……此类常用语，即公然宣示“我本难缠”。
极少有说自己所属阶层或行业的人都不好的，都在说其他群体的不堪，说农民难缠的，通常为相对于农民的“市民”。坚持农民难缠论的网友看似不少，这和上网的市民多、农民少有关。一些“市民”在文化和智力上未必就高过普通农民，不过，他们或者和某位农民打过交道，或者像药家鑫相似，间接获得过“农民难缠”的经验。
农民不讲理，不会讲理，和“非农人士”争执纠缠，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尤其在城乡结合部，农民和市民间的纠葛更多，被农民缠过、委屈过的市民也不少。然而，无论农民和市民，其委屈、困苦，更多的还是由非农群体所制造、所施加。市民们被农民欺负多，还是被“同类”的其他市民欺负多？是农民经常性地歧视市民，还是市民经常性地歧视农民？这问题不难回答。
市民被农民“缠”了，则特别不忍——连农民都给我气受！他们算什么东西！说白了，就因为农民弱势、农民“好缠”，才有了“农民难缠论”，才没有“XX群体难缠论”。
借个案论证某阶层全部“缺德”，其逻辑与素质本身就有问题。农民之善良、淳朴、宽容等优良品质与感人事迹，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农民之野蛮、狡诈、刻薄等种种不良习性与劣迹个案，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市民，亦如此。
在利益交涉或维权中难缠的农民，优势条件一般有二：一是“地头蛇效应”，出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失去家族、村邻支撑，就忍气吞声，任人喝来挥去，比孙子还孙子；二是有某种带有民主特征的自治组织，有共同利益的一群农民，集体对抗个人或单位势力。
若立法、司法、行政权力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市民农民、官员平民，大家都一样难缠或好缠。权力机构、调解单位、舆论传媒、自治组织，都担负主持公道、遏制胡搅蛮缠的职能，个人不讲理的难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不对等，由法律和政策规定出来的不平等地位，让农民“依法讲理”也吃亏，这就逐步把人教训成丛林社会中只知道互害相仇的动物。
所以，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都该关注并参与对公权、公器的监督和改造。对私人不讲理的难缠，等于饮鸩止渴和“自败家门”，这种傻事不能做；而弱势群体自强自救的出路，正是让权力与侵犯者知道“非常难缠”。这，就是“高素质”和“有文化”，就是真的勤劳、勇敢、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