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品牌排行榜2017:《失落的一代》评论摘编

《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评论摘编

以下是在网上搜集的关于《失落的一代》的评论，摘编于此。    

    ——有一位法国作家和汉学家潘鸣啸，他几乎和老三届同龄，对中国的知青运动做过深入的研究，并在近期发表了他的长篇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至1980》，原作是法文版，已经在香港出版了中文版。

    ——国内学者丁东对最新出版的《失落的一代》有如下的评价：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还有法国汉学家潘鸣啸的专著《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至1980》。此书原为法文，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欧阳因的中译本。我觉得译文不错。潘鸣啸虽然是法国人，但他的年龄和老三届相仿，又是个中国通，几乎年年来中国，和中国大陆有过知青经历的学者有很深的交往。比起一般的汉学家，他对当代中国的情况可谓入乎其内。中国知青运动从发生到结束，一切主要方面和种种细节几乎都在他的视野之中，让我们这些当过知青的人读了没有任何“隔”的感觉。另一方，比起中国大陆的学者，他的背景又独立和超脱得多。
    中国知青运动中背离人类文明和普世价值的问题，他站在局外看得格外分明。他在评论不需要吞吞吐吐，也不需要顾忌种种戒律。所以，他的研究更为通透，反思更为彻底。可惜中国的普通读者，特别是老知青们，不容易见到这本书。他们容易见到的，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顾洪章主编）这样的体现官方观点的知青史。如果能够把这几种不同的知青史放在一起比较着读，高下立见。

    ——另一位学者写道：

为什么要研究上山下乡运动？因为中国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凭空而来，要考虑到历史延续的重要性。旅美作家裘小龙说，要把一个九○年代的故事讲清楚，前因后果得追溯到六、七○年代，甚至更早一些。比如《失落的一代》一书指出，中国现今请客送礼的风气，至少以七〇年代的知青返城为滥觞。那时的知青为了返城，把给县、公社书记送礼形容为用炸药轰炸某个据点。这样是不是好理解了？
    以政权的力量停办大学，让一代中学生中断学业，上千万城市学生远离家庭，下乡从事农业劳动，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在其它国家也是见不到的。这就使一代人的经历打上了特殊的印记。他们的命运落差之大，悲欢离合故事之多，除了战争时期，其它年代的中学生不可比。
    虽然，知青中有一部分后来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有一部分在1977年、1978年考上了大学，但毕竟属于少数。多数人因为这场运动，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学历的劣势，使他们在社会发生转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之后，成为最先下岗的一群。舆论中容易听到功成名就的知青讲述劫后辉煌，而不容易听到知青中的利益受损者述说不幸。其实，沉默者才是大多数。
    一代人想读书，却没有机会上大学。爱学习的人只好以社会为大学，饥不择食地找书来读。这种特殊的经验，却成为反思当今中国教育的参照。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怀念自己当年复杂的社会经历和“土匪”式的读书生活，说当今大学教育走向浅薄和浮夸的原因之一是生源问题。
    在现行体制下，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具有历史眼光的历史学家、具有文学修养和文学感觉的文艺评论家，更不用说具有深邃思想的哲学家了；知青中，还出现了一少部分政治精英，已经走上领导岗位。底层的经历，能够使他们对民生有更为真切的体验，会影响到执政的理念和风格。但他们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民主带来更多的信心，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续。从这个意义上看，知青研究仍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大课题。

——又一位写道；

知青运动远去，知青研究渐热。《失落的一代》乃“知青学”集大成专着。知青研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在于它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归纳梳耙，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一册在手，“知青”可知。为全面概要了解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

笔者也是知青（乡龄八年），一直关注“知青学”，但《失》书中一些资料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若非读到此著，将终身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资讯。如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我从《失》书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与一九七九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上山下乡在一九八○年被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一九七九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

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女知青遭强奸，有时几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子，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

为维持“安定团结”，政府必须在上山下乡问题上言行二元化。一九七八年李先念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尚有八十万知青永留农村

《失》书提供了一系列资料:八十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一九八○年年仍有十五点五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四十三万。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百分之四十二，工人出身百分之三十一，普通家庭百分之四，出身不佳百分之一。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一百多万，技校生减少二百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

为安置知青，国家投资每人五百，农村插队每人一百七十八到三百零三，农场每人六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一十九。内蒙昭盟送知青下乡人均每年一千元，相当中级干部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一千九百元，而安置在社队工厂一千三百元，进乡镇企业仅需五百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开工厂还昂贵的事儿。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引发信仰危机。真是何苦来哉？！

文革后只有四十三万九千知青进入大学，进入“上层建筑”的知青总数不超过百万。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一千八百万知青的个人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彻底坐压。

至今还有老知青愚呼青春无悔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浑然不知上山下乡运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浪漫价值，仍在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

不过，有始必有终。知青成为结束文革的主力军。一九七八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请愿成为最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迫使政府“认清”不发展经济必然带来的政治后果，从而推动“工作重心的转移”。

千万知青如今“人还在，心未死”，成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坚定的群体。政府至今仍需为这场运动埋单，如两万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为“同等待遇”请愿，“知青现象”还在延续。“知青学”必将持续走热。对国内老知青来说，总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处理”。再不抓紧抢救第一手资料，再不深化认识这场“带着体温”的运动，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一个隔着千山万水的法国人（尽管是中国女婿），比我们还“热爱”知青，还了解知青运动，走在我们前面，终究让我们有点撑不住。毕竟，知青学是我们的“门前雪”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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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绝大部分评论，这里仅就不同意的部分瓜噪两句。
关于有人“愚呼”“青春无悔”，这个用法不是很恰当，于事无补。
另外，即使那些认为“青春无悔”的人，恐怕不悔的原因也不同。一般说来，当一个人走出困境后，当年困境中的经历也是一种傲人的资本，从这个角度说，认为“青春无悔”，也有一定道理。

总之，知青的出现，是一代人的悲剧，也是数千万家庭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但具体到每一个个人，感受还是会不同的。相府现任第一副总管，回忆当年估计感觉就不错。而我们今天研究知青，切忌居高临下说其他知青愚蠢，否则便有同根相煎之虞。

居高临下教导别人应该如何的，恰恰是今天感觉不错的那些精英们，他们教育别人时最愿意说“无悔”、"回报"，因为苦难是他们炫耀的资本。他们的误区就在于不知道尊重处在最低层群氓中“沉默的大多数”，不知道从下乡起直至今天仍未走出困境的荒友们的真实感受。“沉默的大多数”最不愿意听的，就是别人告诉自己应该怎么想问题，应该向谁感恩，因为他们虽然沉默，内心却十分清晰。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句“回报”引来如此多非议的原因。

我们在这儿说的是整体，不是指个人。知青整体是失落的一代，是青春荒废的一代。有的人在希特勒集中营熬过来了，说是得到了'磨练’，那能说希特勒的集中营好吗？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老哥在这里是整理了一些读者对“失落的一代”的评论，对吧？在这些评论里，有人认为别人说对不后悔曾经下放是愚蠢对吧？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那么我还真不能同意这样的评论。
假设，没当过知青的人教导知青不要后悔那段岁月，那显然是不妥的。假设，有知青自己不悔之后，进而要求其他知青也不要后悔，那显然也是不妥的。但是，如果有知青说他本人并不后悔，难道我们就说他愚蠢？
在这里顺便回一下上面那位新浪网友：如果因为有人不悔，并进而赞成整个下放运动，那我当然是反对的。可是，我不曾看到这样的逻辑，我看到的是，因为有知青不悔，然后有人指责这些说不悔的人愚蠢，这是我不能同意的。
套用一句八股，觉悟不分先后嘛。做为知青，有人在反思，有人说不悔，应该很正常。
我不能赞同的是这一句：至今还有老知青愚呼青春无悔。我认为不应说这些老知青“愚蠢”。

'失落的一代',笑话。别处咱不敢说，农场的大白馒头是随便吃的。不收粮票，当时的北京市民的伙食也比不上。劳动锻炼了体魄，身强体壮，回到城市什么活都能干，强人，现在的年轻人总体比不上。

农场天高地广，生活几年，心秀自然开放，智力不低就可以很自信。还求什么，非得上学才算有出息。真扎到书堆就好吗？既如现在扎到网络里也并非是有益的。使人昏昏。

上面这位朋友，你大概还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代吧？只有那个年代的人才认为读书无用。有意思的是，“使人昏昏”几个字那会儿没几个人知道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出自何方神圣之口，靠了几个“扎过书堆”的人解释，才恍恍然似乎“昭昭”了些，今天也成了谁都会说的常用词，真得感谢伟大领袖和伟大的文革！

大白馒头不是“随便吃的”，是随便买的。二者之间有个小小区别，就是得花钱。
另外没觉得七连的伙食比在家时好，除了“大白馒头”。
还是很怀念七连的“大白馒头”。在外十七年吃食堂，早饭都是馒头、咸菜、粥。到现在虽然早餐可选择的多了，可吃着顺口的还是馒头、咸菜、粥。只是现在的馒头没有那时候的好吃，不知是味蕾麻痹了还是现在的面不行，还是现在做馒头人的手艺没经过老胡头的传授。
还是觉得上学多念一些书的好，倒不一定是“非得”。
如果说“农场天高地广，生活几年，心秀自然开放，......”那么现在心秀没自然开放的可比以前多多了。76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2.5%，现在，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6%。76年总人口是9亿多，现在是13亿多。
“还求什么，”因人而异，见仁见智的无可厚非。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有喜欢孙猴儿的，也有喜欢猪八戒的。”
一孔之见，见笑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