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篇science什么待遇:【1940移民中国】阳和平：中国革命的美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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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移民中国】阳和平：中国革命的美国孩子 [复制链接]

.pcb{margin-right:0} 来源：观察者网特稿作者：杨梅菊 2011-11-29 14:03

　　革命年代，一批西方有志青年毅然奔赴中国，其中不仅有我们熟知的白求恩、柯棣华等烈士，还有韩丁、寒春、阳早等长期扎根中国乡土的“移民”。他们的孩子在革命中诞生。与父辈离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到中国寻找信仰不同，阳和平在中西两边穿梭，经历了深切的迷惘与挣扎，却最终如父辈一样选择在中国生活，这其中既有着对平等时代的无限怀念，也有着对中国将来的寄望。

　　父母亲的故事，阳和平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那是一对外国人如何受到共产主义的感召到中国来寻求出路，并结为连理留在这里继续奉献的故事。在中国，人们总说寒春放弃了优越条件来到中国，然而阳和平并不这么觉得，他觉得，对于当时的寒春而言，中国才是唯一的出路。

　　去年见阳和平，赶上他住在沙河农场的最后一个夏天。沙河农场是寒春阳早夫妇一手设计出来的，一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如今两位老人先后去世，这个农场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危险。而一年以后，阳和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已经不住在沙河农场，搬到了任教的大学附近，租房住。

　　阳和平对中国的媒体曾心有恐惧，记者往往带着目的来采访，写父母有时也夸张得厉害，在他眼里，媒体也有左派和右派，“右派来采访的不多，左派的就经常夸张”，中国媒体习惯性将寒春和阳早描述为高尚的人，伟大的战士，放弃优越条件来到中国，但阳和平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父母是到中国找出路来的，对他们来说，到中国来是一次解放。”

　　阳和平不看电视，因为“电视没法看，新闻没法看”，有时看看连续剧，像《井冈山》《长征》《恰同学少年》等一批主旋律剧，他全看了，但去年的《建国大业》，他看不下去。“一点没有戏剧性，就中央几个人站站，一人说一句话就把决定说来了，没有讨论，像《井冈山》里边，毛主席跟左倾路线斗争的时候讨论，争得多厉害，要有争论，开会没争论会也没什么可开的，没争论？毛泽东给林彪写的电报一封又一封的。”

　　父母的故事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阳和平很特殊，这种身份的特殊源自当年父母的选择——一对投身中国早期革命的外国夫妇，在中国直至终老，并孕育了三个子女，其中阳和平是长子。

　　父母亲的故事，阳和平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那是一对外国人如何受到共产主义的感召到中国来寻求出路，并结为连理留在这里继续奉献的故事。在中国，人们总说寒春放弃了优越条件来到中国，然而阳和平并不这么觉得，他觉得，对于当时的寒春而言，中国才是唯一的出路——一个1921年起就曾在美国搞核物理的科学家（与杨振宁同学），发现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最后都会被军方利用，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觉得她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须放弃。1948年，寒春来到中国，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在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了婚。自此，夫妇二人一生与农场和养牛结下不解之缘，改造进口的苏联农具，利用风车设计挤奶设备，研制弹性无毒橡胶，甚至七十多岁从头开始研究胚胎移植，直到在沙河农场培育出新型牛群品种……

　　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告别世界，他们在中国相遇，也在这个国家告别。母亲的追思会上，与许多在场参与者的情绪激昂相比，阳和平看上去格外平静和理性，在他的发言中，有一句“不要喊口号”。“中国人老觉得她们多伟大，放弃了很多，其实没放弃什么，他们的一生非常幸福，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而这个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现在，阳和平兄妹三人都认为，“父母那一辈子是真让人羡慕，他们真幸运，有毛泽东时代，可以不为个人的小圈子着急，可以全投入在工作里边，全投入在中国的生产建设，投入在运动里，可是现在的大环境没了。”

　　永远怀念毛时代

　　阳和平说，文革爆发的时候他正好13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像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那场革命对他的影响“非常厉害”。

　　阳和平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次比较文明的、基本上非暴力的下犯上，对于很多人妖魔化文革，阳和平不能认同：“谁愿意流血牺牲啊，没人愿意，但时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有你的打法，人有人的打法，穆斯林事件里的人体炸弹，就谴责人家是恐怖主义者，那你拿原子弹炸日本不算恐怖主义？美国把人家摧毁了不算恐怖主义？”

　　在通往马列主义的路上，文革后期通读马列原著对阳和平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阳和平1969年到红星工厂，1970年正赶上批判陈伯达、批判天才论，头一年还跟其他工人一样，学习生活都在一块，从不搞两样，但是后来，便开始“里外有别”了，不让外国人参加学习，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要学六篇马列原著，组长说，和平啊，今天晚上的讨论你可以不参加了。阳和平说我想参加。不，你可以不参加，组长说。为什么不让我参加？阳和平问。你可以不参加，组长回答。阳和平气坏了，赌了一股气，学习不让参加，那就自己读，花了好几年的工夫，读完马列原著，正是这套论著，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起到极为关键作用，甚至后来美国之行，这本书在他的身体里复苏，并渐渐得到印证，曾经在中国读《资本论》，却好像跟中国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到美国才发现现实跟书里的描写很相似，而今天，阳和平看中国社会，不由感慨：马克思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描述，跟中国今天的社会如此相似。

　　“不是说毛泽东时代是天堂，毛泽东时代也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时代结尾是今天，所以现在人们都对提出阶级或阶级斗争特别反感。但是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有权有势的不是工人阶级，这个是事实。”

　　阳和平所在的沙河镇拆迁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老百姓住得好好的，开发商要把沙河地区给改造了，改造了就把老百姓给赶走，赶走了就得政府出面，上面的街道都写的是以人为本，是以开发商的人呢，还是以当地居民的人为本，你说给你好多这个补偿，给你优惠的补偿，那我不要这个补偿，我不走行不行？我的权利跑哪去了，你政府凭什么站在开发商一边逼着我走？你开发商有本事跟我讨价还价，不管你出千千万万，这是我的家我不愿意走，行吧？这里边，阶级是现实的存在，你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这种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到处都看得见。”

　　采访中，阳和平有过几次哽噎，但唯一一次掉眼泪，是在说到“对毛时代的怀念”。

　　他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毛泽东时代，他怀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77年，他头一次回中国四个月，有三个月待在曾经的光华工厂。有很长时间，他一直琢磨不通自己为什么老怀念光华的生活，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工厂里一个平等的关系”。置身美国多年，他没有找到那种平等，而对光华的怀念，“我想卡玛没有，他没有那种对工人的感情”。当然，那种关系只属于毛时代，只属于当年的光华工厂，只存在于阳和平的记忆里，令他面对今天社会的种种拜金、信仰虚无和压迫，而深感痛苦。

　　幸好学了马列主义，他懂得“历史长河”到底是怎样的时间概念，阳和平一直记得父亲阳早曾说，革命斗争要有历史感，要有斗争感，要有幽默感（sense of history, sense of struggle, sense of humor）。因为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在中国那么长时间，他们也并非一帆风顺，“就是斗争，各种各样的斗争，人活着，社会里就有斗争，但是你懂得这个历史趋势，懂得斗争的根在什么地方，你把这看透了，看懂了，你就知道这东西是暂时的。”

　　阳和平说，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过得很悲观，对于中国后来发生的变化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他便告诉母亲，眼前这个东西是暂时的。

　　美国，美国

　　与父母一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相比，阳和平的思想走得曲折而艰困。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对于眼前的一切，阳和平产生了困惑，他想上学，学经济，“因为改革开放主要是经济上的东西，我对政治上没兴趣，就想把经济上弄清楚。”当时，阳和平的困惑在于：市场经济到底什么东西？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八十年代初，阳和平觉得这话是对的，但脑子深处“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特别混乱”，二十年以后，阳和平才弄懂，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的。“到现在越想越清楚了。”

　　阳和平去美国时21岁，八十年代初开始上大学，一边做工人，一边念书，花了七年毕业，八八年开始读研究生，到九七年拿到文凭。

　　美国几十年，阳和平完全有机会跻身中产阶层，但他不认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人们总以为有车有房好像就是奋斗目标，你到美国车也有了房也有了，照样受压迫，这是一个生活水平的问题，不是地位的问题。人的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质是两个概念。”

　　当年之所以选择“去”美国，阳和平说是因为好奇。但到了美国，他却陷入另一重更加迷茫，研究生期间他在私人公司当白领，但同时他还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同时跟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联系，同时又有早些年工厂里的老朋友，好几个人群同时接触，就好像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里，他说，那些年，整个人的思想感情都非常矛盾。

　　就是在那时，他经历了信仰危机，曾经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精力去反驳，就是一步步退，好像打败仗，到最后，有一个地方退不下去，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这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所以从这就开始一步步反思，慢慢才能弄出来，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哪些是歪曲的，哪些是片面理解的，对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对毛主席，慢慢才有一个新的思路。

　　对于自己的信仰，阳和平不想用“坚定”这个词，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多坚定，但至少对于左和右，他梳理清楚了。当然并非对错之分，只是立场问题。不管你承认与否，立场永远存在，就像阶级从未在中国消失一样。

　　昔日的大环境没有了，对毛时代的怀念也知音者乏，阳和平却在“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上重新找到寄托，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与父母相比，他也不认为讲自己的故事，出一本传记有什么意义，他的趣味在于写“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感悟和思考，他决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文革，好好研究整个三十年。与父母当年能在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找到统一点相比，也许阳和平的研究并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兴趣。“但不等于没有意义，它不仅在中国有意义，对全世界都有意义，无产阶级要想掌握政权，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工人阶级掌权听起来像是很遥远，阳和平说，从历史长河来讲，这是暂时的。

　　在中国，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因为如果那样做，他的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阳和平相信，只有立场稳定了，事情才好办。

　　如今在某大学任教计量学的阳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这，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工人。”这种四不像体现在身份认知上便颇为复杂：对美帝国主义特别仇恨，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对中国又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义。

　　阳和平说，在美国他会觉得很孤独，到中国来就不会。

　　今天中国的有些社会现象让人愤怒

　　在中国，阳和平得以谋生的是一份大学里的教职，虽然也有头衔，但是合同工，两年一聘。阳和平不讨厌这份工作，“所以有的时候领导让我做什么事，比较违心的，我是一点办法没有。”也不是没有办法谋到更好的工作，“那你就得改变”。就像对于中国其他问题的深谙一样，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腐败问题，阳和平也并不陌生，所以对于单位政治，他的原则是不懂、不参与、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阳和平并不否认，今天的中国有时让人愤怒，“那个黑煤窑，黑砖窑那些，像沙河这边强拆，社会的这些不平等的现象特别多，公共交通以小汽车为主，地铁有很多后遗症，公交更是把人赶羊似的，根本不考虑你的方便，说是以人为本，全是谎话。”

　　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

　　阳和平说他最后回到中国不是找出路，而是因为“在美国三十多年，想跟他们玩玩同化，同化不了”。这才是特别难的，表层上同化了，实质上不行，他们喜欢看的电视，他们喜欢开的玩笑，觉得没意思，自己感兴趣的他们有时候不感兴趣，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那套，阳和平不能接受。

　　回中国的想法很早就有，但没有条件：孩子小，跟爱人没离婚，到中国参观行，但生活是另一码事，后来孩子大了，也离婚了，他开始考虑是继续在美国混，还是到中国来：“美国这么多年，想被同化，同化不了；美国老百姓是好的，但对美帝国主义的认识确实特别肤浅；打击最大的还是九十年代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明明是美国去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他还伸张正义之类的，第二次几千万人游行，照样打了，美国人自己是不太会教育自己的，第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国人民。”

　　在美国搞什么有意义呢？阳和平问自己，“我所关心的东西，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但是到哪去找这方面的人呢？还是得到中国来，这里毕竟还有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时代的同僚们，好多老革命还活着呢，起码跟人家谈谈，过去不成熟的就慢慢弄清楚了。”阳和平说，他现在没有去美国的愿望，连参观去的愿望都没有。

　　“一点好奇心都没有，我女儿还要我明年夏天跟她一起野营去呢，我就突然一点兴趣都没有，以前每次都是他们来中国，来了就提意见说，都是她们来，我也一直都不去，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有借口，现在没借口啦，还是不想去，真是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主义，立场

　　说起八九十年代经历的那场“信仰危机深渊”阳和平至今不能忘记那种痛苦，但他同时感到庆幸，经历过毛时代、经历过美国十几年的帝国主义、现在又看到中国的资本崛起，这反复的迁徙中，他在毛泽东时代所学到的东西渐渐得到印证，“所以慢慢就从深渊里边爬出来，有人爬上了右岸，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例如我表姐卡玛，”而阳和平爬上了左岸，成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阳和平一直很尊敬表姐卡玛，作为曾经革命道路上的启蒙者，表姐在他的心目中非常有权威，甚至后来即使两人政见产生分歧，他也非常怕与她沟通，“就好像在你导师面前跟人争似的，她说得头头是道，我好像特别笨拙，争不过她，所以不敢跟她争。”但是后来卡玛的一系列行动让阳和平有些受不了，“她完全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站在敌人一边，咒骂文革，为资产阶级说话。”后来，他公开发表的一篇探讨二人理念的文章，激怒了卡玛。事后阳和平也反省自己，他觉得自己方法有问题，应该先和表姐沟通，再商量是否发表。但他同时也认为，无论如何，“我们立场完全相反”。后来，卡玛的母亲去世时，阳和平去参加追悼会，“我都到门口了，不让进，所以挺伤心的”。但后来他也想开了：“她把我臭骂一顿，我也就不理她，认了，算了，这确实不是个人的东西，这是一个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说话的问题，与感情完全两回事，她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她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在阳和平的家庭里，理念这个东西从未缺席：他与卡玛走上方向相反的道路，而卡玛与叔父韩丁，甚至自己与弟弟妹妹，都或多或少心存不同理念，“他们在红尿布里长大，而我在红旗下长大，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怎么会有同样的认识呢？”

　　但主义和立场并不能改变一切，阳和平至少坚持卡玛和亲人“都是好人，也反对帝国主义，也不主张种族歧视，不主张资本压迫，但是她们属于改良的，要温和一些，是‘资本主义民主的既得利益者’，看问题的立场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阳和平与父母的观念也有差异，他说自己对父母的认识也是经过多少年，“以前我跟他们争的面红耳赤的，经常辩论，辩论偶然性必然性，辩论对立统一，辩论历史，辩论是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辩论物质刺激……”，后来到美国很久以后，再后来回到中国，阳和平才渐渐想通，他终于理解了自己的父母，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在中国待下去。

　　一切都是你站在哪个立场，哪个阶级，狼还是羊的位置上看问题，阳和平说。他至今还记得，上五年级时，政治老师说人有两种幸福观，一种是助人为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种是把自己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回家后，12岁的阳和平躺床上想，我这一辈子要为谁着想？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对于立场的发问。

　　巧合的是，阳和平的小女儿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先是跑去南美洲闹革命后来又去西班牙搞社会主义，阳和平说，母亲寒春和自己的小女儿读的都是同一所高中，那所高中是身为教育家的外婆一手创立的，学校注重劳动，学分里包括养牛养鸭，还包括在厨房里打工，“他们强调的是doing，”就像当年文革中知青们上山下乡——全家人身上某种对于革命和阶级的探求，似乎在这里找到源头。

　　“为什么我会成为现在的我，而别人会成为别人？”七十年代，阳和平和母亲一起回美国，见到过去的同事，都已经是各个学校物理系的顶尖人物，当时他就想，母亲要是没到中国，自己也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孩子吧。但是又想，母亲要是没去中国，就不会和父亲结婚，也就没自己了。“物理学家的孩子生活是很优越，但也很无聊”，拿那个换自己在中国的经历，阳和平舍不得，他觉得自己的经历是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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